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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分子”。
清早上工，我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树根（或米袋子）扛上。齐步走！”大后晌收工，我同样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猪草挑上。齐步走！”路远，苔滑，挑重担，炼红心。吃完晚饭，提一暖瓶开水，回到宿舍，脱下雨衣，刚一落座，不及喘气，就被带到学习班。又把雨衣披到身上，湖北多雨。
天天审到黑夜，夜夜饿得难受。审罢归来，还是不准打盹，看守们猫在仓库的一角越是开罐头喝酒，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
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
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
坐于床头，掂量许久，吃不下去。腹诵七言八句，和血和泪，监视甚严，未留底稿，然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又一天深夜，老严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一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说：“那天，周增勋他们弄到一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不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惺惺惜惺惺，走资派惜“五一六”，真乃“一丘之貉”。
不久就受洋罪了。我被带进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如山洞，如深涧，如地窖，如下水道，如地府。
中间一大盆木炭火。我在床下受审，不时拳脚相加。床上呈弧形，倚墙靠卧着披军大衣的男男女女，都学会了吸烟，一半对一半，就地打盹，轮换休息，轮番轰炸，像是上了威虎山。惟独我，一个猎物，木然站立，昏昏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送饭来了，始知又一个白昼降临。我水米不进，罢吃罢喝，恍恍惚惚，出现幻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组织。我承认了，我只想睡觉。我站着睡着了，一个巴掌把我打醒，因为我还没有供出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以及我的联络人。
还不如被押上真正的敌人的法庭，我可以像李玉和那样大骂鸠山；要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只要坦白了就能够供出秘密联络图。我哪儿去找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呢？我忽然想起张秋蕊女儿的名字：“是‘红卫战斗队吧？’”笑声中飞来又一记拳击。
受的什么罪啊！
我们作家协会５连，战果辉煌，荣获干校“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
二、郭小川
郭小川被揪回作家协会接受批斗，和我同在一个“牛棚”，大家面壁而坐，或者学毛选认罪、候审、写材料，或者准备随时拉出去登场、亮相、表演。是他私下告诉我说，当我挨斗之后被两条彪形大汉押解回棚的时候，满头乱发，满脸血印子，像是押赴刑场，可见当时自己的尊容。不久，比我更沉重的铁拳落在他的头上。其实，他是很合作的，只要以群众的名义，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
郭小川和我们一同下干校干活。他不愿落在人后，插秧飞快，全连第一。残酷的、马拉松的抓“五一六”的战役，闹得人人自危、个个紧张，他劝我吃安定。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安眠药中只有安定片药房可以卖给你，因为它的毒性小，但是，安定对他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只能大把大把地吃，午休也大把大把地吃。他对我说：“我才不自杀呢！可是他们不信。”牙周炎又闹得他不得安生，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满不在乎。看见女同志挑重担，他就愤愤然：“我找连部提意见！”他自己“解放”无望，却替别人张罗着联系工作，岂知要打发出去一个五七干校的人多不容易！哪个部门敢要？他也不想想，事到如今他的一封推荐信到底有多大分量？
大周明、小周明和我，同属“五一六”一案，被审、被斗，狼狈不堪。打“五一六”，大敌当前，枯木朽株齐努力，郭小川调四大队队部，接触过我们的材料。他分别暗示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提醒我说“这场深挖是假戏真做，不能当真！”但是，军宣队厉害，屈打成招，谁顶得住？一次，他告诉我说：“这回‘清查’有问题，起码是个‘扩大化’！”大周明最惨，险些儿被冻死、打死，打死也不承认，他的回答是：“一、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二、我要是参加五一六，就是你们介绍的；三、怎么处理都成。”就这么三句话。后来，他把这三句话写成好多张纸条，拷打一回交一张，要写交代再交上一张，直到别人“供出”他，才落个“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低头”的罪名。就是他，郭小川也找来下棋，嬉笑怒骂满不在乎。周明问：“你跟我下棋不害怕吗？”他反问周明：“你认为你是五一六吗？”
不久，他离开大队部，请出专案组。据说在一次摸五一六敌情、扩大深挖战果、排疑犯名单（多至３０余人）的秘密会上，他明确表示：“有那么多吗？不相信！”
郭小川回京看病，在永安路他的内室，轮次向干校难弟们透露“四人帮快完了”的自以为有来头的传言，从未有过的激动。上边又盯上他了，不管他牙周炎多么痛苦，还是把他赶到文化部另一个五七干校——天津团泊洼（当地的一所右派分子劳改农场近旁），宣布撤销办了６年多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极少数分配不出去的人合并到这里。１９７５年，我又和小川在一起了。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牙痛加剧，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的居室……怎么说呢？做饭炉子，空酒瓶子，锅碗瓢盆，垃圾煤堆，床铺像个货摊，客至无立锥之地。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山高皇帝远，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同年秋天，我刚离开团泊洼，他写了《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还是郭小川。呜呼，我不禁仰天长叹：
真正的人不压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
真正的人同受压迫的人同命运。
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
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
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
真正的人生活在“文死谏、武死战”的时候不但勇敢地写出而且危险地递上。
真正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
郭小川笑口常开，笑自己从前的可笑，笑有人现在的可笑。
小川的笑不但意味着清醒而且意味着抚慰，不仅仅是天真而且是坚韧。
他的内心却很痛苦。他用自己手中的火燃烧自己，终被烧死。
三、诗可以怨
我在干校写了将近廿首诗，有歌颂五七道路宽又长的，有歌颂劳动的艰苦与喜悦的，有观后、读后抒情的，有思念妻子儿女的，也有忧国忧民的，但不少是歌颂错了的，为奴役者歌唱，且无诗味。悼念总理写了两首，其中一首克家老认为还好，后来发表了，另外一首如下：
悼周恩来同志１９７６年１月
肝胆照日月，英姿映河山。七十八年功绩，谁人能写全？
恰似不尽江水，更添忧思绵绵，别时阒无言。
中华人八亿，不忘贤德慈颜。松柏翠，鲜花白，党旗艳。
骨灰泣血撒遍，无人挽狂澜。
干校每年一次探亲，“五一六分子”也不例外，但是我不行，让小儿阎力一个人回京探亲也不行。后来申请，仍不准，原因是孩子妈也成了“五一六”。可怜的刘茵，受了我的牵连，完全失去自由。她们学校，就她一个“五一六”。家里还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阎荷。孩子拉练磨透了鞋底，可是妈妈在哪里？
黄河草·兰州（１９７０年未完成稿）
那年节庆喜夜长，新春辉煌昆仑堂；阵阵锣鼓声声唱，潇洒粉墨漫登场。
掌声四起笑语喧，异口同赞小姑贤；更堪叹啊谁导演？目光重重寻板弦。
红颊垂发青身柳，眯笑含羞踏云走；心纯似水底可见，情切似火总消愁。
曾记否，强开口，院墙下，紧拉手？转身走，猛回首，繁星点点月如钩。
通宵夜，心难收，趁好梦，巡天游：天安门前立大志，北海镜面荡轻舟。
静观园深百花艳，暗自掩面带笑看；故意避开含羞草，此刻专寻红牡丹。
烈士亭，春来早，个中事，知多少；先问当年秋夜月，再问黄河桥边草。
又过一年，我请班长孙一珍代我申请，找连长，找指导员，都一口拒绝。后来我亲自找连长，根本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却有了希望，原来刘茵此时已经“自由”。
三字谣·喜相逢（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３日）
红日升，喜讯惊，廿月整。喜相逢，要从容，莫忘形。
入夜醒，计行程，梦不成。绕堤埂，心飞动，更难平。
衣带松，担不轻，谁歇停。行匆匆，离咸宁，驾长风。
怨车重，催时钟，寒露凝。长江送，黄河迎，到北京。
到北京，风雪猛，辉煌景。四楼顶，果有灯，血沸腾。
敲门声，无动静，人未等。相依命，新婚兴，甘苦共。
四、“五·一六”案
咸宁作家李城外要我题词，我写了八个字：“向阳不堪古泽沛然”。
思绪又飘忽向阳湖，这古时候云梦湖中的一小块地方。
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五七干校成了军事管制下的改造农场。腥风血雨的向阳湖呵！
一次，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闻之大惊。“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这里只管洗脑、不管打粮，打的粮食还不够开工资呢！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也就是说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法，试图把问题反过来看，让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和“五一六匪帮”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抗战前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被毛泽东所邀谈，“战斗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深重、刚正不阿，冰心、臧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心想，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我常常反问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和五七道路呢？公正、历史的评说，您在哪里？”
那次李城外来，我也以同样的问题向他发问，他说：“你们所有的谈话记录我都忠实无误地整理出来，以《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为题陆续见诸报端，谅你阅过。诸位一致认为这是一座‘文化金矿’，大有挖掘之必要。”
据《宋任穷回忆录》载，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就代表中央宣布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上任后收缴了原中央专案组的大量案卷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九卷、三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三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三百二十人，先后关押和监护的一千一百二十四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和外地的不计其数，受株连（有的深受牢狱之苦）的数以万计，其中包括“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被迫移交的大量莫须有的冤案案卷。“四人帮”制造冤案的手法可以归纳为六条：一、突击审讯，搞车轮战。二、指供诱供，逼取假证。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五、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六、捉刀代笔，强迫签字。七、断章取义，拼凑“罪行”。宋任穷回忆说：“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大搞逼、供、信，对老干部进行迫害，鼓吹什么‘办案的过程就是不断反右的过程’，‘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等谬论，要求办案组的人员‘无限仇恨’。”以上所列举的种种魔鬼般的行径，在我们的向阳湖干校几乎无一遗漏，行刑逼供，精神蹂躏，花样之多，手段之毒，当推文场之最。
每当我被带到用车轮战术审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暗室时，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长期以来，我纳闷，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也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几乎默不作声。干校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何其毒也！作家协会（５连）的情况我在《笑比哭好》和《想起郭小川》里略述一二，干校各个连队的情况大致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４连）揪斗“五一六”就很典型，什么“车轮战”、“黎明出成果”、“相面法”、“狗咬狗”，最后咬到３０多人，还不过瘾，说这个数字“右倾”。体罚、打人无所不至，头颅被乱撞，脸上用点燃的烟头随便烫触，用烟斗击头，用皮靴踢人，罚站最长的达三十多小时，其狠无比。干校里抓“五一六”是个天大的冤案也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有没有这个反革命组织？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杨、余、傅已经解放了，“五一六”不要再搞了！但是，我们连部仍然圈住不放，甚至大抓“五一六”新动向，竟然以“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之名，在连队食堂连日召开现场会，群众发牢骚，偷偷骂娘：“把我们可怜的几个鸭蛋全让外调人员调进肚皮了！”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平反，“五一六”案终成笑柄。而我，苦苦等到的结论却是这样一句话：“没有发现阎纲同志‘五一六’问题。”连当时宣读这一结论的（后任）支部书记严文井也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宋任穷回忆说：四人帮一被粉碎，胡耀邦同志心急如焚，说：“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总得有个说法吧？可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结论？
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早在反右后期就有精神传达下来：
他们（指作家们）要是不下去，派几个团把他们押解下去！你不下去我就不开饭！办五七干校美其名曰“毛主席派来的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你骗不了贫下中农，当地民谣说得好：“麻秆腿、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块罗马表；五七宝、抡大镐，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愚昧成全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经验何其深刻！至于文革和干校还有没有什么收获，我想，天地万物，祸兮福所倚，总会找出些有用的东西来的。记得１９５６年底作家协会的一次肃反总结会上，刘白羽同志的总结报告刚一结束，陈企霞就要求发言，他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如今想来，一切被烧毁的历史，总还可以在它的余烬里拨弄出数量不少的金银财宝出来，也许会在余烬中发现搏斗者的一息尚存的身躯和战斗者目眦尽裂的尸体，进而发掘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精神金矿和文化金矿，正像咸宁朋友现在正在做的那样。贵在精神。不说整个咸宁五七干校出了多少硬骨头，也不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４连）在大会上反对打骂“五一六分子”的韦君宜，单就作家协会（５连）来说，真正的战士如敢于犯颜为“五一六分子”请命的郭小川们全身都是宝。我非常赞同资深的批评家洁泯在接受李城外访谈时所说的话：“向阳湖的主流是它的悲剧性”，“整个干校是一场灾难。要尽量把群众的心里话道出来，而不能单表劳动的欢乐、丰收的喜悦。”
灾难的内涵是财富，但灾难就是灾难，一点不能含糊；还历史真面目，不可违心地享用苦难，也一点不能含糊。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历史的灾难将为历史的幸运所补偿（恩格斯语意）。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４日为《中国作家协会在五·七干校》一书而作
我家的彩虹
聂华苓
聂华苓１９２５年生于湖北应山县。１９４９年去台湾，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６４年赴美定居，后与丈夫安格尔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及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
朱晶嬉说：我一进你家，就要大叫。
我说：你一进我家，就有了色彩。
她是我家的彩虹。
１９７１年秋天，我和Ｐａｕｌ在家有个鸡尾酒会，欢迎国际写作计划抵达爱荷华的各国作家。Ｐａｕｌ说有位韩裔艺术家朱晶嬉（Ｃｈｕｎｇｈｉ Ｃｈｏｏ），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金属艺术。我们也邀请了她。
她一抹黑亮的长发，见面深深鞠躬，简直就是一位娴淑的高丽女子。但她那一身彩幻如云的长衫，既东方，也西方，也很现代。那就是朱晶嬉，也就是她的艺术。
她那个人的色彩，她艺术的色彩，丰富我家的生活，有三十几年了。
她不是平静地有条有理讲故事的那种人，对于人和事，她只有感性。她的身世，我也只是零零星星听她讲起而拼凑起来的。
她祖父非常富有，父亲那一代逐渐衰落，但仍然是殷实之家。小时上学有汽车接送，但她老远就下车步行到校，不愿同学看到她家境特殊。父亲喜爱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