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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半个月光景，我在影协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我看到了信封的落款，只写了两个字：“内详”。我还是一眼从字迹上认出是荒煤同志的笔迹，却使我感到纳闷不已。当我拆开信一看，至今仍记得此信的几行简要内容：“基宇：听说影协有关单位，将出版‘夏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小报，如有可能请代购一份，因为我天天要写交代材料，真不易记得起来。望予以帮助。荒煤”
我立即了解到，确实有其事。不到半个月，我就买到各二份小报。至于怎么送给他，在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但我仍下决心选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赶到文化部以“外调”的名义，竟不用开介绍信就能直奔文化部礼堂，找到了荒煤同志，看看四周无人，我坐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给我的来信收到了！”立刻把用白纸包好的一份小报塞给了他，“希你注意保存，如万一被人发觉，就说你自己从大街地摊上买到的。”这次，他说了声：“谢谢！”我终于安然地离开了。
我一直把荒煤的信小心翼翼地装在内衣的口袋里，我真想把它保存起来，但在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军宣队突然下令：他们带领我们下干校了。我感到无可奈何，不知哪年哪月回来，只得把这封信予以灭迹，然后才感到放心……
（《永远的怀念和鼓励》沈基宇１９９６）
在腥风血雨的动荡中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荒煤和齐燕铭分手了。一天，荒煤在街上看到大字报，江青和康生说他“很狡猾”，指责文化部的造反派放松了对他们的斗争，“听说齐燕铭、荒煤都养胖了，你们为什么不天天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你们对他们也要交到下面去，天天批斗、日夜斗。”荒煤预感到“亭子间”生活要结束了。果然，革命历史博物馆立刻成立了齐燕铭的专案组，荒煤也被揪到新闻纪录片厂，分手的那天，他们对看了一阵，都默默无言。他们都知道所谓“天天斗”、“日夜斗”是一个什么滋味，但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或许真的就再也见不到了。
荒煤被关进了新影清洁工的屋子，开始了天天斗日夜斗的生活，连发现有瓶防裂油也要拉出来批斗一顿。除了挨斗，他还有掏厕所、卸煤、锅炉房的劳动。他常常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拿着大扫把到厂门口去打扫卫生，一次，被几个革命小将发现了，大喊一声：“这就是大黑帮陈荒煤！”抡起书包就砸在他的头上……以后扫街的时候，他就带上了大口罩。
虽然危险，但劳动却成了他获得人间信息的惟一机会。一次，在厕所里，和新影厂厂长高汉叹道：“等运动完了，我也该退休了，再也不能工作了，你和我不同，等运动完了，你还可以为党工作，不能灰心。这很要紧！”语言中还充满为党工作的热望。他在扫街的时候总要偷着看贴在厂门口的大字报，一天，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崔嵬冒充共产党员。江青在接见小将的时候，有人问江青在山东时是否认识崔嵬，他是否是党员？江青用怀疑的口吻回答：我怎么就不记得他是党员啊！于是崔嵬就成了冒充党员。看到这些，荒煤真为自己的老朋友捏一把汗！
一天中午，他被人叫到了院子里，两个女孩冲着他叫爸爸。他愣了一会，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好林和好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年不见她们长高了，原来张昕已被揪回北京关在电影学院，她们俩只能投靠大姨张楠家，大姨和姨父也在挨斗日子很不好过，幸好还有表姐表哥和她们在一起。看着两个女儿，荒煤心里很难过。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一再告诉女儿，要相信爸爸是能改好的。两个女儿看着父亲又黑又瘦又老的样子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呆了一会难过地走了。看着两个女儿走远的背影，荒煤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经过了近两年无休止的批斗，他是真心的低头认罪了，也不愿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希望早日定案，结束动荡的生活，他甚至做好了到边疆劳改的准备，却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监狱。
是１９６８年冬天，北风呼叫的夜晚，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牛鬼蛇神”已经睡了。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然后来了几个武装战士，点了我的名，叫我站起来，我刚穿好棉衣低下头来——不论在什么时候，表示低头认罪，这已经是习惯。就听到一位军官宣布，立即由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我还没有听清这个新名词，就被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了起来，送上一辆吉普车。两位战士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一边还低声叫道：“你不要喊！……”
我没有喊，也没有想到要喊——喊什么呢？
后来就送进了监狱，经过全身的检查，把手表、钢笔都扣下了，然后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讲你的名字了，你的代号是２０３”。又把我送进一间狱房让我睡觉。
这间房大约有８平米左右，只有一张床，没有任何其它东西。窗前都安上了铁栏杆。而所有的窗子都漆了一层黑色，你看不见窗外任何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盏不灭的小灯，高高地紧贴在天花板上，整夜照着你。
就这样，我这个２０３，就在这里住到１９７５年５月。
（《我在狱中听到周恩来的心声》荒煤１９９２．３）
７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就是在这间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的牢房里独自度过。他只能面对牢门坐着，门上安装着遮住的小洞，有战士随时可以打开监视犯人的行动。白天是不能躺下的，也不准靠，只能坐着，实在坐不住就蹲在那里。即使是放风和去厕所也见不到任何人，只有一次他被押去审讯，走着突然见对面也押过一个犯人，他还没有看清就被战士猛地推倒在地上按住了脑袋。多少年后，他才知道，在这个由交通干校改造成的监狱中也关着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他们同在一栋楼里，却彼此根本不知道。
他的生活内容就是被审问，和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
我尽可能地回忆一切，从我童年时代，从我的父亲以及了解极少的祖父、外祖父的出身、经历写起，一直写到我如何“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被释放时宣布的三条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为了挖思想根子、向党交心，我的确做到了把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写了“触及灵魂”的交待材料。
（《难忘的岁月》荒煤１９８５）
然而写好的材料，总也不能使专案组满意，交上去常常被训一顿又得重写。他始终坚持了一点，上纲上线认识可以，但绝不写莫须有的事情，绝不编造。为这他没少吃苦头，说他不老实，说他对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写法，后来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只好由他一年一年的写下去，写了上百万字的交待材料。
最使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要他交待历史问题。一段时间里，专案组对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们逼着他交待他的“叛徒”情况，实在挖不出来，又说他入党是假的，根本就是假党员。
他青年时候的忧郁症终于复发了，晚上他无法睡觉，听着从对面房间里传来的尖锐的哭喊声，心酸难忍。白天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想吃东西，两眼呆呆地望着那扇涂黑了的窗户，觉得心里也被贴上了一块黑膏药。他想起了三十年代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的日子，那牢房在高高的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装有铁栏杆的窗子，有时会吹进一股使人感到清新的风，一天里多少还能看到一点带着粗大的铁栏阴影的阳光，让人感觉到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现在，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连惟一的可以通向外界的窗户也被涂黑了，这就意味着对他封闭了空气和自然，阳光和生机，封闭了一切可以想象或可以让人感到活着的通道……还想什么呢，只能低头认罪。有时，他又好像是在黄浦江边，那位地下党的交通员小陈就站在自己的身边，他脸色苍白不知说着什么……当年，正是他通知自己被正式吸收为共产党员的，可现在却硬被说成荒唐不稽……尽管他那么虔诚地想要彻底交待重新做人，他也只能一遍遍地重复当年“荒唐不稽”的事实……更不用说他三十年代参加左翼的历史，还有那些被指责和批判的作品，专案组在那些作品中读出来的阴谋和反动，他一件也交待不清楚……
十几年后他才知道，此时专案组也正为他的叛变问题大伤脑筋。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１９７０年接见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直到“文革”后在审问“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仍然无理取闹地叫嚣：“他就是叛徒，材料有那么厚。”
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无休止地做着噩梦，经历着精神上最大的折磨。所幸的是，后来有了毛主席著作、林彪语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开始了一生中最认真的阅读，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消息，分析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什么时间结束。终于，他看出了问题，发现很久看不到林彪这位副统帅的行踪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观察和思考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有一天早晨，当小战士开门送稀饭、窝头时，他立刻把林彪语录塞过去，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看了。小战士犹豫了一下，把语录拿走了。他紧张了好几天，却没有任何人来训斥他，他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有些兴奋，虽然并没有因此感到什么希望，但这个小小行动的成功毕竟给他带来了一点鼓舞。
１９７２年秋，张昕在重庆终于得到荒煤还活着的消息，并听说荣高棠的家属已经获得了探视的准许。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北京住在张楠家。她给周恩来写了信，很快就得到让等待的电话通知。一个月后，张昕忍不住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下惹恼了专案组，一个人找到张楠家拍着桌子吼叫：“你还写信，让你看你就看，不让你看你就别想看！”然而，不久，张昕的要求终于得到总理的批准。
一天早上，他们被车接到一个部队的营房里。不一会，有两辆车从外面开来，有战士架着荒煤从车上下来。在一个大乒乓球案子旁，他们面对面地坐着。４年来，荒煤从来没有见过专案组以外的人，更不用说是亲人了，他好像已经不习惯讲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们。张昕告诉他林彪已经摔死了，他说知道，报纸上没有了。二女儿好林问他，主要有什么问题？他说他们说他是假党员。女儿说，你自己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荒煤说我记得是真的。女儿和母亲一个性格，快人快语：那就得了呗，那就是真的！……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即使见面后一连多少天荒煤都是在无尽的矛盾、痛苦、迷惘和内疚中度过，但亲人的团聚毕竟还是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那之后，他又熬过了好几年，两次重病住院，一次送到医院时，大夫已经说来得太晚了。昏迷中他平静地等待死亡，觉得这次自己或许真的要彻底解放了，然而，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只是因为治疗不及时留下了日夜耳鸣的后遗症。
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毛泽东终于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此时，周恩来已被“四人帮”折磨得病情急剧恶化，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１９７５年３月，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立案审查者予以释放，未作结论的先释放再作结论。
５月２１日，关押了七年的荒煤被宣布：开除党籍，回地方分配工作，发生活费。罪状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文艺黑线。宣布后，随即释放。
他被两个从重庆来的人押着上了火车，临上车前专案组交给了他一只箱子，那正是９年前来京时他穿着凉鞋提着的那只小箱子。在列车洗漱间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这是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样，镜子里的人脸色浮肿灰暗，目光呆痴，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肚子却像是血吸虫病人大得出奇……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一年他６２岁。
张昕清楚地记得荒煤回到重庆的那一天：
前一天，我被找去谈话，说结论下来了，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第二天就到，让去接。回到家里我对好林说了结论的事，女儿非常生气。我们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醒，时间已过了，好林爬起来就往山下跑，还好火车误点了，等了好久才来。等他从车上下来时，我们都愣了，他整个人好像矮了一大截，动作迟缓，身体衰弱，精神也不好，一副很惨的样子，当着那么多人，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访张昕》２００５．５）
他被分配在重庆图书馆历史资料部书库，没有职务名称，谁也说不清是叫“书库员”还是“资料员”，反正工作就是抄卡片，清理旧书刊。虽然没有人再叫他“２０３”，但也不能叫他“同志”。所幸的是，图书馆给了他一间小屋子，他有了一个自己生活的空间。
他除了牵连家人外，到底还是给重庆带来了坏影响。尽管经过反反复复的核查，他当年被捕的情况是清楚的：１被捕过，２没有出卖别人，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３出狱时写了要为三民主义新文化而努力。但根据这些情况仍然把他定为叛徒。当张昕有意把这些情况告诉周围的人时，话剧团很多人都为此感到惊讶和不平。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重庆市有些原本没有定为叛徒的人，就按照中央定陈荒煤的标准也被定为叛徒了。
他不能不怀着无限内疚愧对一切人——包括他的亲人。他怕见一切人，却又不能不接触人，不能不说话、不学习、不检查……离开了监狱，但那些罪状仍然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用“度日如年”形容出狱后三年漫长的生活。
不料一旦回到人间，一接触到人，太累了；我听到人叫陈荒煤——当然没有“同志”之称，总觉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经常要学习“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我这个“黑帮分子”还总得检查反省；和人相处，我得考虑该不该说话，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太紧张太累，反而觉得太不自由了。幸运的是，我回到宿舍这间小屋，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我随时可以打开窗子眺望长江——而七年监狱的窗子是漆黑的，看不见天空、阳光、星星、月亮和风雨……。
这时候，我的心灵也就可以自由飞翔，飘荡在长江上。我多么渴望长江给我一个回答。
……我这个长江的儿子，怎么就突然卷进一个修正主义的深渊里去了？波涛澎湃的长江什么时候掀起了这一股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修正主义黑潮？
我心头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我不论是看到洪水季节长江的奔腾激荡，枯水时期的平静，沉没在浓雾中的长江的身影；还是在阳光下灿烂发光酷热灼人的长江；或者看到夜间航轮的灯火如同流星悄悄消逝；或者听到突然撕破云空的哀凄的汽笛声，我都会深深感到，有千丝万缕理不清、割不断的迷惘和痛苦，伴随着无尽的回忆萦回在心头，每时每刻、每天每月，让那片难熬的回忆夜夜无声地消逝，太难太难了。谁知道，我向长江挥洒了多少泪水和心声？！……
（《梦游“三年”的这一天》荒煤１９９１）
在这间小屋里他常常彻夜难眠，重压下的灵魂挣脱重重束缚好像在梦中游荡。１９７６年初，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在这间小屋里，荒煤禁不住放声痛哭。
１９７６年春天，我在重庆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之后，有一天我在书库清理书籍，我又发现即将清理的重庆土纸印的半本残缺的《屈原》剧本，随便翻翻，我就站在那里读完了这剧第五幕——读了《雷电颂》我顿时觉得热泪难忍，胸口发闷，如同真是被雷电猛击了一下，心头不禁颤栗起来……我至今也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我的心情，到了发生所谓“天安门事件”之后，我心中除了不能抑制的悲痛之外，又在心中增添了无数的疑虑和郁闷，我真想大声喊叫：
“炸裂呀！我的身体！”“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永远闪光的雷电》荒煤１９８４）
他渴望能有一把利剑，劈开笼罩在心中的重重迷雾！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
阎 纲
阎纲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４日生于陕西礼泉县，１９４９年加入解放军宣传队，１９５０年在县文联工作，１９５２年调干上大学，１９５６年在《文艺报》工作，１９８６年到《中国文化报》工作。
一、严文井
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警告说：“中央已经掌握你们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
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
反军的罪名吓死人，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话音未落，就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我继续反军。
后来，日子更难过了，“遭遇战”弄得我坐卧不宁。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吸口烟，倏地，“阎纲站出来！”众人围上，摩拳擦掌，七嘴八舌，突袭一番。刚端上饭碗，刚要脱鞋上床，倏地又围拢上来，要你老实交代。
我总是那两句自相矛盾的回答，军宣队进驻以前如何如何，军宣队进驻以后怎样怎样，天天如此，像耍猴似的，日子一长，专案组兴味大减，斗志渐渐疲软。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