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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银行关于国企盲目扩张的风险评估出发，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体现在国企方面的种种盲目扩张与刚愎自用是否同样适用于政府？当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聚敛超量的社会财富，它是否会累积同样深不可测的风险，甚至使国家“三九化”？
倘若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危机，就不难发现，藏富于民或还富于民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经济层面，更体现于政治层面，即财富的分散效应将大大降低政府在财富与权力高位中的运行风险。事实上，“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追逐的目标。遗憾的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再度急剧膨胀，并在2007年登峰造极。
【政府有多大？】
著名学者陈志武在《政府有多大？》中这样写道：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同年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亿个城镇居民、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对中美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进行了对比：在美国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即使土地也只是少量。与此相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政府为什么“越做越大”？政府权力未受到有效约束无疑是主因。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观念上的误区。其一是“国富先于民强”。由于事事“以国家为重”，而政府又是国家的“代理人”，所以政府与民争利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具有某种正当性。显然，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国家对某些领域的垄断，同样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上。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不少调控政策，不乐见的是，许多政策收效甚微之余，却让政府尽得好处。比如2006年名义上为了控制房价而对五年内二手房收取的5％的营业税，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房价突飞猛进地上升，反而因为这一进一出的税收使房价变相上涨一成。同样，“为股市降温”而上调印花税使2007年印花税超过2000亿元，较前一年增长了10倍。从成交额和税率算更超过了过去十六年的总和。“管理就是收费”如今变成了“调控就是增加社会成本”。这种既能“偷懒”又能尽得好处的调控，其所损害的必然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这种暧昧同样体现于“监护人政府”这一角色上。和“守夜人政府”不同的是，“监护人政府”认为自己较“未成年社会”更会花钱，更目光远大。在这样的“大政府，小社会”时代，社会就像是财务不能自理的孩子，必须将自己尽可能多的劳动所得或者财富压岁钱般通过各种渠道上交给国家（政府），由国家（政府）统一保管和支配。显然，在这里，政府多多益善地掌管钱财并非只是因为“贪婪”，同样源于某种“监护逻辑”，即政府自信能够代替民众花钱，而且花得更好。然而，人性的常识却告诉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花自己的钱的时候才更注重收益，更精打细算。当然，这里所谓的“钱”，实际上并不只是货币，同样包括土地、审美以及公民应有的其他权益。
“发放1000元钱”式的社会分红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内涵？不难发现，这里的“发放”实为“返还”，因为相较于国家或者政府而言，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力气的国民才是社会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回顾三十年的改革沉浮，中国改革的一个大脉络就在于将原本属于民众的还给民众。这是一个未竟的价值回归之旅，是在政治上还权于民和经济上还利于民的渐进之旅。而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最终仍决定于社会是否获得这一关键性成长。
【从“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到“薅社会的羊毛”】
在2008年3月22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谈到两个涉农观点：一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
许多人会为政府官员以降低通胀压力为名抑制“农民工收入过快上涨”感到惊讶。事实上，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过去一年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扭转。从整体上看，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出现下降。一方面，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另一方面，资本利润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再加上近年来财政收入的爆炸式增长，第二三产业的雇用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报酬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相较而言，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企业经营利润所占比重则相当于美国的三倍。
从理论上说，降低劳动力成本对降低通胀压力会有一定作用。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能重蹈覆辙，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地将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革的成本转嫁给那些最没有话语权的个人和群体。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按照苏联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尽一切可能压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让农民几乎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业化担负巨额成本。这也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务工收入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恢复性上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快速上涨”。
相关统计数字亦表明，近年来城乡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2005年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据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薪十二年只“提高”了68元。如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出现，主要与近年来信贷过多、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等国内外因素有关，而这一切皆非控制务工收入所能解决，而以控制底层社会的务工收入来抑制通货膨胀，难免像有的政协委员指责“钉子户推高房价”一样避重就轻，错瞄方向。事实上，贫富分化既会导致消费领域的马太效应，也会间接推动物价上涨。聪明如王石者不也说过，中国之所以房价高企，症结不在于有人买不起房，而在于有人买得起房。简单说，中国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生物资的定价。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无疑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尽管“三防”被列为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但任何政策的出台必须遵循社会公正的原则，而不能为了一个所谓整体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难怪有人表扬现在的官员太“油菜花”了——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就给公务员涨工资；为了抑制通胀，政府就“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
社会上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工资涨（长）得像眉毛一样慢，物价涨（长）得像胡子一样快。”在2007年，这胡子恐怕是拉登的胡子。其实，和胡子涨（长）得一样快的还有国家财政收入。如前所述，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增加了31％，占到了GDP的21％。显然，无论是与GDP的增长速度、物价的上涨速度比，还是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务工收入过快上涨”只是子虚乌有，由此“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注定也是个假命题。
笔者此前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公开反对政协委员“钉子户推高房价”一说。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为什么今日中国社会对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会在一夜之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声浪。从表面上看，这与近年来的“评论中兴”或者公共空间的异军突起有关，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却是中国社会权利观念的成长。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已是船到江心，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过去那个曾经由政府主导一切、国家吞没社会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细心对比前后两个时代，不乏有趣的细节：在过去是集全社会之力帮助国家（或者政府）惩治社会、防范社会，务求“大公无私”“颗粒归公”。所以，当社员们“薅社会主义的羊毛”时难免为千夫所指，公民的经济诉求会落在道德与政治层面被压制。而现在，渐渐觉醒与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因为“小私”而走向“大公”与团结。许多人，无论是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却都在心底里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不仅要不遗余力地规范政府行为，而且不忘关注每个弱者的命运，不忘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当政府官员想方设法、似无还有地“薅社会的羊毛”时，社会能够异口同声、正大光明地反对。
从国家（政府）反对社会“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到社会努力反对国家（政府）“薅社会的羊毛”，不只是在语义上少了“主义”二字，这个转变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收获的一个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的条件。
【“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没有面向社会的分红，不把国民视为股东，国企只能说是浪得虚名。任何一个标榜执政为民的政府，更不能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钱越多越光荣。
相信许多人都听过一则比较中美两国市长的故事：中国市长敢请美国市长来中国，为其报销来去一切费用；而美国市长说他没有钱请中国市长去美国，因为他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同样是嫖娼，有些中国官员会“开发票”，而在2007年底陷入嫖娼丑闻的德国市长安德里亚·兰格却因为嫖娼入不敷出不得不在妓女那里抵押自己的电脑。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如既往地强调民生政治：这一年中央对教育投入将由前一年的1076亿元增至1562亿元、财政对合作医疗补助每人从40元提高到80元、中央财政新增167亿元用于卫生事业、中央新增17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等等。就在此前一天，《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公布。民生政治与现代行政之所以相继被着重提出，并且一起指向2020年，正是因为民生与现代行政密不可分。
应该看到，尽管在谈到民生问题时人们多寄望于政府有所担当，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民生问题事事都要仰仗政府的亲力亲为，因为社会更应有大作为，更应成为推动时代变迁的主角。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小说下栽＋。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