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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失衡的思想】
无论是突破自由底线的极左，还是突破平等底线的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出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2006年，笔者在柬埔寨旅行，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至今未愈的破败以及极端年代留下来的创伤。在首都金边，由于电压不稳，上网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时常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深受法共《人道报》熏陶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必须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它生产矛也生产盾。法国有罗伯斯庇尔，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萨特，也有阿隆。法国从来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谁会相信今日法国人真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国民阵线？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与力量。从这方面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能够自由组织，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语与法语中，“右”还具有“权利”之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的本质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使民众变得无知无为。
【对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早期的人类，站起来行走，头顶星空、脚踩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行动者——人这一层面。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人始终如一是出发点。
换言之，“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思想如何解放？】
有时候，政府会站出来鼓励思想解放。当说，世间万物，论及本性，都是倾向于“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是发乎自然而且美好的自由之声。又比如，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颗种子埋在瓦砾之下的土里，每天浇水，种子便会从瓦砾之下钻了出来。同样，如果把种子装进坚硬的头盖骨里浇上水，种子会有惊人的力量将头盖骨分开。种子的信念，让我们看到自由生长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自然自发的秩序怎样丰富我们周遭的世界。
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却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结束生命都是如此。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愿与盖子“白头偕老”，不再改变。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适应绝不应该是上述跳蚤式的适应。
由此不难发现，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网，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时代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虚拟之盖与实体之盖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自由思想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积极地维持心中的光和热，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
其二则表现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正如婴儿生来会啼哭，尽情表达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其所希冀在于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设禁区。
进一步说，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草色遥看近却无。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当我们回顾自小岗村农民按下血手印以来中国流行与风尚之变迁，亦不难发现，这个社会早已通过其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前面。
国富论与民富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满怀忧患，许多人甚至担心黄色文明的中国可能在全球“蔚蓝化”的进程中失去“球籍”；二十年后，有关“大国崛起”的种种讨论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人正在重拾自信。显然，这一心理变化主要有赖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意到，国家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崛起，国家有钱并不必然意味着国民有钱。
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有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学著作在中国被译为《国富论》。然而，结合斯密提倡的经济精神，不难发现，书之关键仍在于“民富论”与“均富论”。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任何时代，只有货真价实的“民富”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富”。同样，一个社会致力于民主、民权等追求时，也不会割裂“民富”理想。事实上，“民富”不仅意味着个人生活与理想的实现，更蕴藏着一种社会抱负。用斯密的话说，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如果政府掌握大量财富在自己手里，国家将会失去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如果是国民来支配这些财富，反而会在财富的自由流转中增进社会福祉。
【社会分红：阿拉斯加的光荣与梦想】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2008年两会上正式提出：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在这个更多是强调纳税义务而非纳税权利的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于政府“取之于民”，邢普委员建议政府“还钱”，难免给人一种“不严肃”的印象。
然而今日世界昌明，“找政府分红”与其说是天方夜谭，不如说是国际惯例。此前不久，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紧随其后，因巨额财政盈余而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尽管提案看似异想天开，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其结果如何，“给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提出便已经是一次观念的胜出。而写在这个建议背后的更是沉重的时代之问，即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场怎样的国家伦理的革新。
“社会分红”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中正式提出。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在米德看来：“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两年后，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的作用。
这方面，最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个案莫过于来自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实践。1968年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普拉德霍湾的土地属于阿拉斯加州州政府所有，次年9月州政府通过油田的租赁获得9亿美元的收入。为了避免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被花光，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提出用这笔钱建立永久基金以造福阿拉斯加的后人。这就是后来由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的“哈蒙德方案”的缘起。由于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的设立，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四十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近2000美元的分红。
如今，社会分红理论在中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等学者在学理层面倡导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外，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有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相关永久基金，使人人都可以分享“社会分红”，拥有美国阿拉斯加人一般的光荣与梦想。
【国家“三九化”】
2007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此前一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部，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若干年里，国家不仅承担了一些企业重组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已经接手了诸如学校和医院等原属国企的社会职能，而且国家在职工失业和提前退休等相关的成本方面还担负了主要的责任。与过去穷困潦倒、无红可分的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财政部数据，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超过万亿元。
当然，政府分红的最后归宿是社会分红，因为国企的出资人以及改革成本的真正担负者既不是通过观念缔结的国家，也不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而是每一位具体的国民、劳动者。如果政府追逐分红而不将这些红利以各种形式归还给社会，那么这种分红便可能失去意义。
谈到国企为什么向政府（社会）分红，世行报告认为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向政府（社会）分红有利于改善教育和医疗等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将中国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另一方面，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而言，过度利用留存利润进行产业扩张构成了不利因素。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无法像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核监督，很可能影响投资效率。而缺乏审核可能导致顺周期投资，使经济更易出现大起大落。这方面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三九集团。由于医药、汽车、食品等八大产业盲目扩张，该集团银行欠款已经从2003年底的98亿元增至2005年的约107亿元。
从世界银行关于国企盲目扩张的风险评估出发，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体现在国企方面的种种盲目扩张与刚愎自用是否同样适用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