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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上，今日中国“青年领袖”异军突起，让人不禁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之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繁荣。中国也将因此迎来一个“领袖辈出”的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领袖辈出】
张靓颖作为娱乐圈的新人，为何能进入“青年领袖”的行列并受到如此意义重大的论坛的邀请？赞成者如有参评人士指出：“张靓颖是博鏊亚洲论坛结合各个评选人的意见评选出来的。张靓颖是从‘超女’中冲出来的‘大众音乐’的英雄。无论她的出身、成长、成名，还是她本人的条件、水平，都是对‘大众音乐’最好的注释。”
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里，套用诗人韦尔特书信里的词语，传播“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但是，当“大众＋传媒”赋予一些育年才俊以“领袖”之名，以致“镁光灯下，领袖辈出”时，无论是台上的领袖，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更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一判断之最紧要处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传媒，和司马昭一样，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手中的权柄，而“商界领袖”“娱乐领袖”也没有因为“抱得领袖归”而多半点执行力或者强制力。就像新闻记者被人们“封（无冕之）王”，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在柴米油盐中过着庸碌寻常、仓促无力的一生。
从这方面说，笔者更愿意将“青年领袖”们视为一群穿戴着光鲜或古老的时代价值的模特。换句话说，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推选出几个“青年领袖”，一方面，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对青年才俊的奖赏，是一个理性社会自我激励在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另一方面，这也为我们平凡无奇的生活添选一点亮色。虽然这些才子佳人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引领时代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遂其心愿左右整个社会，让社会在他们的哨声里齐头并进。
如上所述，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无设这些青年荣获怎样的“领袖”头衔，社会并没有赎予他们任何强制力，让他们可以逼迫台下或远程的看客换上被摊派的衣裳，走到T型台上去合唱。
如有媒体指出，青年领袖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他们（指李彦宏等）奋斗之初不属于哪一个利益团体，没有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某一个‘家长’。他们没有家族资产可以继承，也没有某一个组织的照顾和扶持，但他们也因此而拥有了更宽广的天地。……他们的传奇，是这个时代的传奇，是开放时代的必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希望。”（《开放的时代创造青年领袖》，《新京报》2006年4月21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闭社会走向了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的社会，因为开放，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获得历史的酬劳。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开始了“领袖下凡”，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成长，同样为“凡上领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因此看到许多寻常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非凡成就，并被一些媒体或团体，追捧为“商界领袖”或“娱乐领袖”。“领袖下凡”与“凡上领袖”所为我们一起展示的，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动人图景。领袖与凡人之间的政治樊篱被彻底打破，没有高高在上与低低在下的区别。
传播本质上都是双向交流。对于旧有观念与仪式的瓦解，仅靠“领袖下凡”显然仍不足以完成。如果我们有着开阔的心胸检讨过去，就不得不承认对“英明领袖”的崇拜与对自我的放逐曾经导致中国历史上一场整体性的社会灾难。但是，对“包罗万象的领袖”的防治，以及有关记忆伤痕的弥合，并不是通过抛弃“领袖”这一词汇所能解决。相反，我们更应该对“领袖”正本清源，通过“领袖下凡”和“凡上领袖”见证“领袖”回归平凡。
今日中国，世易时移。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在这个渐次开放的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抛弃原有的关于政洽或意识形态的旧识或歧见，鼓励更多的“青年领袖”出来抛头露面。事实证明，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因为众多“青年领袖”的出现遭受亏损，反而因为他们的活力四射有所增益。就像“意见领袖”在公共空间代表着“观点掮客”一样，各行各业的“青年领袖”，同样以时代价值与生活进步的掮客姿态出现于公共视野，但是他们并不实施任何强制的说服。至于“买卖”是否会成功、价值是否被引领，则完全取决于各自判断，毕竟在“人的生意”上强买强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应该批评的不是“领袖”太多，而焉“领袖”太少人人生龙活虎，国家才有希望。
一个人的传统
人生而现代，却无往不在传统之中。
在《死亡诗社》这部电影的开篇，校长问学生们什么是威尔顿教会学校的四大支柱。在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传统、荣誉、纪律、优秀”。然而在私下里，学生们则把这所按部就班、载满荣誉的名校视为“地狱”。
新来的基丁老师讲的每句话都显得那样意味深长，“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为了不枉度“不纵即逝”的青春，年轻人应该迎难而上，敢于祧战传统和权威。当然，如果我们视界开阔，就不难发现，敢于创新与挑战权威，同样是一种传统。所谓“挑战传统”可能是以一种新的传统挑战另一种传统。
【传统即信息】
什么是“传统”？《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传统的经典解释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和制度等。”如果我们将文化、道德、思想以及制度等都视为一种信息变量，就不难发现，所谓传统同样是可变的。即使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的精确指标。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因为时光永无歇息地流逝，传统在传播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入新的元素。比如，新的传统（噪声）不断地被发明，而旧的传统（信息）在一点点消逝。新旧交替或交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传统。
传统即信息。换言之，传统作为信息整体而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地编码与流播。然而，任何信息都有开放性，所谓“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是这个道理。当传统变成信号发射，会有各种各样的噪声（积极或消极）加入进来。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①旧传统不可能完整地传达到下一个时代；
②旧传统可能为本地或他者新传统的发明提供材料。
当传统被视为信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中充满悖论。毕竟，信息有真有伪，它只追求传播，并不负责绝对正确。
如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所指出，“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盂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再悲叹耕者失其田”。
作为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人性剖析最深刻的人士之一，明恩溥的批评，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外来信息加入到对中国传统的改造。
【传统的发明】
谈到传统的改造，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经典的“寓言”。
实验人员把五只猴子关进一个笼子里。笼子上面挂着一串香蕉和一个自动喷水装置，只要有猴子拿香蕉，马上会有水喷向笼子，将五只猴子淋湿。每次尝试都失败后，最后猴子们达成共识：不要碰香蕉，否则水会喷出来。
后来，实验人员把其中一只猴子换掉，换进一只新猴（A猴）。“A猴”看到香蕉，立刻去拿，结果被另外四只猴子暴打一顿。因为那四只猴子认为“A猴”的行为会让它们淋水，因此齐心协力制止“A猴”碰香蕉。当“A猴”的每次尝试都会引来一阵暴打，它便很快接受了香蕉屁股摸不得的所谓“猴子共识”。
用相同的步骤，实验人员陆续换掉了所有旧猴。当新来的“B猴”想拿香蒸时也遭到其他猴子的慕打。有意思的是，维持秩序者同样也包括“A猴”。当禁忌变成了一种传统，“A猴”变成了传统的忠实捍卫者。就这样，当笼中猴子都被换成新猴子，也没有哪只猴子敢动笼子顶上的香蕉。它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香蕉成为禁忌。即使实验人员早已经挪走了喷水装置，猴群仍会通过他律与自律来维护它们的“猴子共识”。这便是“传统”的由来。
当然，这里的传统是一种消极的传统。就像房龙在《宽容》里写的一样，第一个走出山谷的人，回来后注定要被乱棍打死。套用哈维尔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叙述，这个故事同样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造物，传统是人的造物”。传统只有不断地被发明，被改造，真正以人为本，传统才会有价值。
关于传统如何被发明，在霍布斯鲍姆主编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有详细叙述：“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至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等不同的个案来详尽地论证“传统是被发明”这一似乎违背常识的看法。在这里，传统不再是不变的、恒定的历史连续性叙述的神话，而是源于晚近历史的“发明”和“生产”。
在中国，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汉人的头发。清军人关时，为了保住所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的传统，因此有了“江阴十日”，清军屠城，死17万人；至清廷势去，民国初立，过去“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又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而时至今日，中国男人的长发传统与辫子传统早已双双绝迹。
就像汉语被发明并成为中国人的母语一样，一切文化、制度和思想一样，也都是人之造物，都是被人发明出来的。人类文明的杰作，就是通过人力一点一滴地努力，终于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在有意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传统无国界】
德国外长费舍尔谈到德国与欧盟的关系时意味深长地说：“德国是我们的家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当然，我们可以放宽过去与未来的视界，将这种文化观念应用到人类全部的历史。
必须承认，“传统”语义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偏见。有人刻板地以为“传统”就是“传而统之”，就是坚守本土文化，于是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走向海外视为对传统的弘扬，而将外来传统的引入视为文化殖民或侵略。
如前所述，“传统即信息”，传统一经发明，就不可能像国家机密一样被死守，或像祖传秘方一样代代单传。开放与传播是信息的属性，传统一经发明，其所面对的注定是全世界。真正的文明会让人类相通，任何先行者都不会独享自己的文明。尽管传统的发展，有强弱先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国家或民族的传统，都从属于人类这个大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只是历史风云际会，各自发展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形式。人类不过是徘徊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钟摆，它决定了不同的传统同样具有某种同一性。
有人曾经得出结论，认为直觉是东方的传统，理性是西方的传统。譬如说，古往今来，中国的学说，包括政治、社会与人生，多是语录体的结论，而没有推理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论定中国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那些理性思维的传统只不过是被历史的烟尘所掩盖，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罢了。
有位法国老人曾经问过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转述给中国学生，无一答错。然而，我的一位法国校友却被难住了。
“本雅明有三个姐姐，每个姐姐都有一个弟弟，本雅明家有多少兄弟姐妹？”相信读者立刻就能得出答案。大概过了两三分钟，这个法国学生算出来了，答案是七个。本雅明，加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再加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再加上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说，答案不对。他仍不信，继续在纸上画三条线在求证。直到我和他讲每个弟弟都是本雅明本人，他才恍然大悟，说自己笨。
讲这个故事，并非要证明法国人笨。法国是世界上鲜有的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它不但为世界进步贡献了笛卡尔、帕斯卡、居里夫人、雨果、托克维尔，同样贡献了奥运会与世界杯，甚至欧盟。然而，人类的思维却是那样奇特无比，“理性”有时也会让我们绕弯路。倘使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难免执迷不悟，将半吊子理性视为真理。不可否认，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一系列乌托邦悲剧，正是与此有关。
当然，东方人鼓吹的直觉同样面临问题。黄仁宇曾在《万历十五年》中批判中国“以德治国”和没有数目字管理。在我看来，孔孟之学便是一种源于直觉的学问，而专制中国所建立的统治，同祥是一种疑神疑鬼的直觉统治。得天下者终日疑心他人谋反，于是“从直觉中来，到幻觉中去”，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黎民百姓都无法脱逃的监狱。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式文字狱案的发生，更见证了这种疑神疑鬼的直觉统治走到了极致。
今天，我们可以批评中国古代的注经学问没有发展成诠释学，批评巴金没有达到索尔仁尼琴的高度。然而，中国并非没有抽象思维的传统。
举例说，庄子便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大师。事实上，庄子在欧洲的普及程度，并不逊于孔子。庄子因“化蝶”“子非鱼”等著名思辨收获的美名，甚至超过了孔子。同样，《墨子》的思想也有很强的思辨性。
两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不能说它没有思辨性，而魏晋玄学更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冯友兰语）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能像魏晋那样沉迷于抽象思维。《世说新语》里便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户人家在婚宴之后安排了一个辩论会。当时人们谈论的问题主要是有与无、共相与殊相、一般和特殊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为“玄学”。其时盛况，不禁让人想起流行于十八九世纪英国的咖啡馆与法国的沙龙。
《晋书》里有一个“看杀卫玠”的典故。据《卫玠传》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意思是卫玠玉树临风，活活被京城里色胆迷人的粉丝团给看死了。
不过，《世说新语》认为卫玠之死另有原因：卫玠渡江后，去拜见王大将军（王敦），晚上坐着闲聊，大将军就召来了谢幼舆（谢鲲）。卫玠见到谢鲲很高兴，都不顾和王敦说话了，就一起谈论玄理，直到天明，王敦也没插上话。卫玠身体向来不好，母亲不允许他应酬太多。由于当晚疲惫过度，卫玠从此一卧不起，一命呜呼。
也就是说，卫玠是狂热于辩论而累死的。
中国的传统充满悖论。一方面，要格物致知；另一方面，又要经世致用。显然，过于强调经世致用，格物致知便会受影响。对于卫玠而言，空谈只是误了自己的身体。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空谈则被理解为“误国”。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社会系统的政治学理论时曾做过如此分析：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在西方，直到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为相时历经了不得已的压迫才发明了这样的制度的，而我们在汉代也就早已实行了……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藐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的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冶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就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着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钱穆先生此言未必完全正确，却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思路，即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谈的人太少，知识分子多为“经世致用”的五斗米折腰去了。因此，中国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郎中理论。所以，中国没有发明“三权分立”，却发明了“三从四德”。
有理由相信，从知识培育的角度上说，“空谈”不但不“误国”，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民族集体理性成长的关键。事实上，西方哲学与政治学理论，很多便是从几何式的空谈出发，一点点积累为经世致用的科学的。
2005年，笔者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遇到一位职员，这位先生和我谈到中国交响乐之所以没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齐宣王的儿子打压了“滥竽充数”。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荒诞。然而，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未必全然是坏事。启蒙时代，法国沙龙文化之所以蔚然成风，正是因为许多附庸风雅的贵妇人参与其中，无意中担当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角色。她们和南郭一样起着“维持形式”的作用。有形式，然后才有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正是历史的风云际会造就了传统。
【一个人的传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热闹非凡。近几年更是如火如荼，出了“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从文化生态上来说，这一切本无可厚非。让我忧虑的是，那些锦衣玉食的才子佳人，何苦非要在中国选出个“文化黄帝”来惟其独尊。
“天下苦秦久矣”，此苦自在专制主义。众所周知，自始皇帝以后，中国大一统思想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成王败寇”的宿命。秦始皇和若干年后活跃于柏林的希特勒一样，抛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