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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春秋时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峡谷里游目骋怀，不难发现，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霞光之下，每个人都在赶自己的路。然而，在孔子眼里，那种失去等级之分的场面显然过于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
笔者认为，孔子只看到了这个转型时代的乱象，却没有看到乱象之下的蓬勃生机；或者说，只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事实上，先秦时期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正是拜“礼崩乐坏”之所赐。也正是在这个“让公田长草”的时代，在这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周天子垄断的政权及其思想，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我实现，寻找并创造自己的价值。而这一切，正是“百家争鸣”得以出现的一个历史大前提。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此时诸侯林立，竞相招贤纳士，为诸子创造了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曾经享受过的思想自由与社会进步，并不逊于那时花开的雅典。
遗憾的是，当社会回到“大治”，当孔子的道德之学被注入制度为统治者所用，当孔子被各代帝王追授为“优秀意识形态分子”，实际上也是他背负骂名的开始。由此而论，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是手枪替代枪手谢罪。当然，孔子被利用的直接原因，正在于他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的“半吊子人的传统”。
【人力车文明】
有人讲，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比较东西文明，1926年7月胡适路过哈尔滨租界附近的一座小城市时曾有如下一段感悟：
“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用其他人力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准通行……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道什么是最低限度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地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胡适因此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区别在于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文明”。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两种文明的区别，前者燃料来自于人，而后者则来自于自然。
如马尔库塞谈及人类创造工具的悖论，发明工具者亦为工具所奴役。就像发明家发明了自行车，同时也限定了骑车者必须用手抓住车把。同样，当孔子为中国人“发明了”道德人力车时，也因其拙劣的设计开始奴役中国人——在没有人力车时，人们各顾各走路，寻找自己的归宿；而有了“孔子牌”人力车后，便有了坐车与拉车之分，人的不平等因此被仪式化或合法化了。无疑，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若干主张，就是要把一些人扶正在车上，并将另一部分人套上索轭，逼迫他们必须在人力车前跑步前进。
历史证明，人多不直接奴役人，而是通过工具（譬如说制度、主义、道德）间接奴役人。所以，当“孔子牌”人力车被君王钦定为“帝国人力车”时，这也决定了崇尚道德的孔子为世界最不道德的“人力车文明”提供源头活水。
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匆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极其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上人力车，但是绝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只能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而套索缠得再人性化，也逃不出我们关于“天鹅绒监狱”的定义。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政”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而已。
显然，鞭打只是统治之恶的一种，轻轻鞭打也并非真正的善治。与此同时，人力车夫们的反抗更发自于对这种制度设计的不平。当他们终于不堪重负时，便出现“人仰车翻”式的改朝换代。如果那些新近爬上人力车座的人，仍然赞成这种秩序，假以时日同样会面临新的“人仰车翻”。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制度层面去考察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实，“以德（制）服人”的周礼，不过是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彰显了社会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之乱局？
【从“德先生”“赛先生”到“孔先生”】
商汤盘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里也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如何获得新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若干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e）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孔子已逝，“孔先生”当来。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流动社会。没有多孔性的制度，就不会有活力四射的社会。如有学者论及法国十九世纪社会的流动性：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给下层以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和观念上的依赖，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新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义务”的关系解除，人人成为自由的人，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使等级金字塔倒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级，它的特性同样是多孔性，可以流动的。
今日中国可谓“三代同堂”，它部分体现为前现代（政治）、现代（经济）与后现代（文化）参差为营。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正是许多人标榜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祜拉朽般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何在一系列文章中为“超级女声”辩护，并将人们在合法框架下可以“一夜暴富”视为社会进步之原因所在。那些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那些冲破封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那些心怀远见又能身体力行的人，那些带领大家告别谜团走向柳暗花明的人，其贡献理应为社会所识。
让孔子的归孔子，让章子怡的归章子怡。“孔子PK章子怡”本质上是“孔子PK孔先生”。正是在谋求开放社会的语境下，笔者主张中国知识界应该抛开孔子“存废之争”，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开放社会的建设，关注今人的自我实现及其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中国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需不需要孔子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我所说的“孔先生”这门功课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社会的“多孔性”的问题。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着眼于群体权益与社会整体性进步，那么“孔先生”则着眼于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而中国能否获得脚踏实地的进步，前者与后者同样至关重要。
从榜样年华到“青年领袖”
张靓颖是不是“青年领袖”？她凭什么做“青年领袖”？
2005年，章子怡与其他几位出色的艺人、经济学家、报人被国内某家媒体评为“十大青年领袖”，旋即在国内引起不小的争论，甚至有人撰文耻于这种“人造领袖”的行为。一年后，当有消息称张靓颖将作为亚洲娱乐圈唯一代表，与李彦宏等知名企业家一起出席4月21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特别圆桌会议”时，同样引来无数网民的声讨。
【领袖、“青年领袖”和“意见领袖”】
网上纷纷扰扰的诸多争论，让我不得不感叹“有限的语言”是“无限的牢笼”。我们用语言思考，又不得不在语言的陷阱或者窠臼里坐井观天。“领袖”一词，便可搜为一例。近代以降“领袖”一词被圣化，而由于“领袖”导致的记忆伤痕更让人们在重新见到它时不约而同地产生畏惧之心。然而，在今天走间开放的时代，“领袖”之语义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套用从前“政治领导一切，包罗生活万象”的“领袖观”来阐述今天“青年领袖”们的生活，难免会驴唇不对马嘴。在此，为更好地分析“青年领袖”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考查这些词语的诞生，做一番简单的、正本清源的工作。
那么何为“领袖”？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自然就是“领子”和“袖子”。比如《续汉书志·第四·礼仪志上》所说，“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皁阳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杖。”由此可知，“领袖”原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为平凡的词汇。一个人出门入室，作为社会礼仪的一部分，“领袖”常常是为自己留意、被他人注意的。
当然，由于“领袖”在服饰美学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后来被用来指称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团体的领导者，带头人或中坚力量。《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里面便有关于“领袖”的记载：“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这位是支剑峰先生。’指着那一个胡子道：‘这位是浦愚卿先生。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由此可见，旧时“领袖”不但未必玉树临风，甚至可能丑态可掬。
在有些时候“领袖”同样被当做对坏人的奖赏。比如说在《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里：“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当机兵、养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领袖，乌龟的班头。”
所以说，在“领袖”一词被圣化以前，它并非完全以褒义的、值得赞美的形式出现。甚至到了清季，“领袖”和“领头”“头目”等词汇仍有意境相通之处。
从词源上看，“领袖”一词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推到晋代。《晋书》记载了司马昭对魏舒的一段评论：“文帝深器重之，每朝会坐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魏舒这人不错，堪当人之表率。
但是，这并不是说那“路人皆知”的司马昭愿意禅让其位，希望四十岁才开始做芝麻官的魏舒先生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让他来领导魏晋，以此收揽竹林里的人心。换言之，司马昭讲魏舒乃“人之领袖也”，并不是要拱手把“自己的领（与）袖”让将出去，甘心自己穿着一个谦卑的背心走在历史的光阴里。
至于“青年领袖”，则是一个外来词。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要奖项之一便是“全球青年领袖”，每年全世界都有约3500名40岁以下杰出的精英青年领导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然后遴选出200人作为“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正式成员。值得注意的是，“Leader”确指“领导者”“引领者”，本身并不具有中文语境下“君临一切、驾驭一切”的特殊含义。事实上，有关“青年领袖”的误读，和人们对“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的误读如出一辙。过去几年间，当一些活跃于互联网上的时代批评者陆陆续续被国内媒体或学人称为“意见领袖”时，立即遭到了许多激烈的反对。然而，之所以有这么多抗议，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对“意见领袖”这一词语并不了解。
同祥，“意见领袖”也是中国传播学界对“Opinion Leaders”这一关键概念的引入。当然，“意见领袖”更准确的含义是“观点引领者”，它是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其一，“意见领袖”是指“在媒介信息传给社会群体的过程中，那些扮演某种有影响力的中介角色者”，即所谓“意见领袖”是指“信息掮客”，而不是意见的决定者；其二，“意见领袖”通常是作为一个复数概念被引用，这点很重要，它足以说明意见领袖在话语空间里所具有的多元特征，即舆论形成并不是由具体某个人单方面完成的大一统的意见布局。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充当意见领袖，就像“圆桌武士”这个概念，除了特指武士外，实际上它还暗合了一种平等精神。
如上所述，在汉语语境下，将“Opinion Leaders”译为“观点引领者”可能更加符合人们对这一关键概念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中文“领袖”一词的起源，同样发现“领袖”最初并不是作为拥有最高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的统治者的化身出现，可以高高在上、为万民万世所景仰。
【“榜样年华”】
叹息徘徊在婚外的恋人，多会想到“花样年华”；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者，多会谈到“水样年华”、甚至有畅销小说被冠之以“草样年华”引人注目。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时光对于人之生命是何其珍贵！倘使我们有心盘点中国过往的历史，亦不难发现，几千年来，由于过度强调政治道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性与自我意识的压迫，实际上也使中华文明史变成了一部“榜样年华”史。
古代的青年才俊谈到自己的人生极乐时，莫不提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同时收获了爱情与事业，不但结得了婚，还买得起房。
然而，古时的“金榜题名”，同样酝酿了无数悲剧。那些穷其一生只读圣贤书的人，其所谓勤学苦读，不过是“练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抱负都寄托于帝王将相的恩泽。所以，一旦上榜无望，许多人会因此丢失了宝贵人生的意义。更有皓首穷经者，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终于自杀的监狱图书馆老管理员——既然上不了皇上的榜，就索性上了屋下的梁。
今天，我们可以轻易看穿苦求上榜者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把自我评价的重任与自我实现的标准拱手让给了他人，全然忽略自己才是一生最真实的主人与创造者。
关于这一点，黄建新在其执导的影片《求求你，表扬我》中亦有所演绎：儿子名叫杨红旗，四十多岁都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而他的父亲则当了一辈子劳模、拿了几面墙的奖状。父亲生前唯一的愿望是儿子也能拿上一张。由于没有拿过一张奖状，儿子也自觉没出息。为此，跑到当地的一家报社不厌其烦地给记者讲自己如何解救一名险被强奸的女大学生的事迹，希望得到表扬。然而，人们并不相信他，甚至把他当做了精神病人。而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破，奖状成了他生活的主角。
应该说，渴望受表扬、拿奖状、上光荣榜或金榜题名，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个人如果将自己一生的意义评判完全交付给他人，它同时意味着主体意识的沦陷。久而久之，人们所谓“无私奉献”或“积极上进”，亦不过是“自我淘空”与“自我放逐”的代名词，原本强健的人因此变得虚弱不堪。否则，你很难理解，一个曾经奋发有为的青年，会因为“落榜”“得不到表扬”而自我否认。事实上，无论榜上有无他的名字，都不能真正增减他丝毫聪明才智。更有甚者，像电影《铁十字勋章》里的德国军官，他之所以上前线杀敌人、杀战友，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胸口上能别一枚勋章。
自古以来，榜样及其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被高歌。然而，榜样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譬如说古人为了维护男权社会的“贞洁政治”，于是把某些贞烈或守活寡的女人立为榜样。但是，在人心开放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不过是通过一种表扬的方式惩罚一个人，给一个活生生的人“盖棺定论”，使之成为远离其真实生活的“符号的奴仆”。显然，这种牺牲个人真实幸福以谋求道德秩序的行为在今天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人们最关心的是公正平等的契约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而不是竞争谁应该额外多付出一些，并以此指责别人不道德。
青年领袖的进步意义也在于此。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创业之初，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要当选“青年领袖”号召他人，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自我实现。“青年领袖”和榜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开放的，反对权威的，后者则是封闭的，作为道德标杆同时也是排他的。所以，当有论者抨击“青年领袖”的评选缺乏权威性时，我以为没有权威性恰恰是“青年领袖”最可珍视的地方。如果我们认同思想共和国的价值，赞成每个人都可以而且能够自由思想，那么就不应该稀罕这种权威。因为，任何人都“有领有袖”，都可以借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与奔放的热情让自己或他人充当一时一势的英雄或“领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或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上，今日中国“青年领袖”异军突起，让人不禁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