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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不是做对就是做错，没有谁是不犯错误的。为政还有个经验积累的问题，犯错是学习的必然过程。领导者对属下的一些小错误可以指出来，只要他们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就可以了，旨在吃一堑长一智。若是过分计较，会给下属造成很大的压力，做事畏首畏尾。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事事都按程序办，会增加很大的机会成本和管理成本，而一些踩红线的灵活作法，到底算不算犯错？如企业开新闻发布会，给记者的“车马费”就涉及现金无发票报销的问题。所谓的操作灵活性，有时是一个成败几率、利弊取舍的抉择，领导者只要掌握一个度，尽量趋利避害就好了。
所以“先之”是注意榜样的作用，但具体在哪些方面作榜样是各不相同的。本章提出“先有司”的观点，令人人尽职尽责，然后提拔贤才，带动风气。
『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如果卫国国君要您去执政，您会首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份。”子路说：“有这样重要吗？老师真迂腐啊！名能怎么正？”孔子说：“仲由，你太粗野了。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保留意见。名份不正，政策下达就不顺畅，政策下达不顺畅，就难以落实执行。不能落实执行，礼乐就不能建立。礼乐不能建立，刑罚就不能中肯。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正当的名份，才能对外传达政令，这样的政令才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这又是一段饶有趣味的谈话，我个人感觉《论语》的记录非常忠实，为我们了解孔子及其弟子的性格提供了不少素材。子路心直口快，嘲笑孔子以“正名为先”的思路过于迂腐，而孔子则便批评子路说话粗野。想此二人对话时的神情举止，定比话剧还要精彩。
以子路的性格，在掌权之后，必定是急急下令整改一番，哪会有什么心思正名份。而孔子的一席话则表明“正名”的确是为政最紧要的事情之一，尤其是孔子作为卫国的“空降兵”，要资历没资历，要人脉没人脉，政令如何有效执行？全靠“大老板”的授权，给予足够的行政权威才行。例如刘邦对韩信筑台拜将，赐予他生杀自由的“尚方宝剑”，韩信才能令行禁止，自如地统帅三军。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现今的富贵者们，都有多少罪恶隐藏在水面之下啊？所以法律并不是万能的，需借助道德力量辅正人的心态。
这里孔子提出先正名分的观点。
『4』樊迟请学稼（ji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pǔ），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执政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执政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执政者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真意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举家来归附，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稼是种植庄稼。圃指菜地，引申为种菜。襁（qiǎng）是背小孩的背兜。
有人借此批评孔子看不起农业，骂学习农业生产的樊迟是小人。我却以为孔子骂樊迟不是因为他请教如何种田，而是他请教的对象搞错了：不去问农民，偏要向不精通农业生产的孔子请教，好象故意要试试老师懂多少知识似的，摆明是“将军”嘛。古代是重农轻商的社会，哪有统治者会轻视农业生产的呢？但是对读书人来讲，他们自“士”以后，背负的就是治理国家的担子，所以孔子并不主张他的弟子都去学习农业生产，因为自有其他精通种田的人会去做。樊迟向孔子请教种田、种菜就是不懂学习内容的轻重缓急。“先”未必是在专业领域超前，而是以领导者的德能为先，否则三百六十行，做领导的累死一生也难以行行精尖啊。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先重礼、义、信的重要性。
『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办不好。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应对各种礼节和外交事物。诗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非常注重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读书读成书呆子，不能联系实际加以运用，是很可悲的事情。好比学诗，不懂得学习诗歌中所蕴涵的礼、义的精神，而只知道死记硬背诗句，即使懂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是政治行为中最常见的偏差之一。本章与上章结合，意在强调礼、义学习的重要性。
『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从政者如果品行端正，即便他不特别下令办的事情，也能办成。如果他品行不端正，就算他三令五申，也不会有人听从。”
一个人人尽知的硕鼠，高调宣扬“反腐败”，要求其他官员“廉洁奉公”，该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家庭教育为什么说身教重与言教？因为孩子天生就有模仿能力，那些整天搓麻将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子女不赌博呢？孩子天天看都能看成“麻将王”了。
这里孔子提出了先正其身的重要性。
执政的一般规律
『7』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局势，就象兄弟一样相似。”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周公旦和康叔是兄弟。孔子的时期，鲁国政权被三家操纵，而卫国也面临大臣孔悝与出公之父蒯聩争夺政权的危机，两国的政治情况有些相似。所以孔子说，鲁国的国事和卫国的国事，就像兄弟一样。
从前后文来看，本章的是前节“先之”内容的过度，为“无倦”主题铺垫，指出国家治理是有章可循的，我们可以多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其他各国的治理经验，以发现治平天下的内在规律。
『8』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屋。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居家度日。刚开始有一点财产时，他说：‘算合适的了。’稍为宽裕一点时，他说：‘算完善的了。’当富足时，他说：‘算是很完美的了。’”
卫公子荆是卫国大夫，字南楚，卫献公的儿子。
中国有句古话：“量体裁衣，看菜吃饭。”根据当前的情况来选择恰如其分的发展方案。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步步为营。实践也证明，希望短时间内“超英赶美”是不切实际的。现在国内不少地方仍会犯急进的错误，广州、上海正采取的措施，贫困省市也跟着去做，结果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一味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结果造成当地财政的瘫痪，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本章以居家过日子作比方，说明国家治理应循序渐进的道理。
『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随行照顾他。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看到这里真让人感慨良多，孔子的为政理念的确是把握住了治国的根本。那时卫国的状况，不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情况吗？如果孔子还活着，八十年代他一定会赞同改革开放“富之”的举措，到了今天更会赞同建设和谐社会的“教之”的理念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确实走了太多弯路。比如建国初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感情取代了仁、义、孝、弟等传统美德。“文革”时期，长幼之序、孝慈之心几乎丧失殆尽，人与人之间充斥着阴谋、告密、攻歼。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协调的一面，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思想观念不断侵蚀人心，导致各种腐败丛生，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与日俱增，人与人之间也变得的冷漠、充满隔阂。所以，现在“教之”的思想道德重建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
2006年，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既明确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使改革的利益普惠广大人民，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爱国：忠）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敬业：孝）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求知：智）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勤奋：义）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友爱：仁）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诚信：信）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守法：礼）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清廉：节）
媒体普遍认为，这两次重要讲话清晰地表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并开始注重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从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庶到富、教之，便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建设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号召还只是“教之”的开头，相信全新的礼乐文化能够兴起，使中国真正建设成为和谐社会的。
《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牧民》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是经验丰富的治国贤臣、孔子乃大成至圣先师，英雄所见，如出一辙。《尚书·大禹漠》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就是“富之”，惟和就是“教之”。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就需要相应的礼乐教化，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比翼齐飞。这样才能使国家真正国泰民安，百姓真正安居乐业，否则就容易乱象横生。
『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内就可改观，三年就会有成效。”
期月，即满一年，十二个月。这是孔子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他的政治智慧，一年改观，三年有成并不是吹牛。孔子在鲁国摄行相事一年，“四方则之”，很有政治智慧。
『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述而第七》篇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先进第十一》篇子张问善人，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可见，善人是道德能力相当高的人，他们治理国家需要用一百年才能消除人们的残暴，使严苛的刑罚废除。这个废除未必是不存在，而是说百姓都能心地善良，不会犯重罪了，是礼乐教化的成效。当代社会的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可人们内心的残杀之气也“极大丰富”了，同学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言不合就想着杀死对方。一个缺失礼教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和谐、幸福的社会呢？
『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治世，也一定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
世通常是指30年，或指一个朝代。汉儒董仲舒在研究《公羊传》时提出“张三世”的理论，何休则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将此“三世”定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他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针对三世的不同，通过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行文中暗含讥、贬、诛、绝等条例，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理想的“王道”精神贯穿其中，即《公羊传》所说的“三世异辞”。孔子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素王”、“新王”，就是因为他借《春秋》“垂宪立则”而行王者之道。
王者即民间常说的千年一帝，指治世的圣贤之王。尧、舜、禹属于圣王，周武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时期的帝王，属于贤王。佛教将圣贤之王称为“轮王”，按他们的德能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和铁轮王。轮王都是应时运而生的，能将国家由乱世转为治世，乃天生的治国能人，他们也需要至少三十年才能让一个国家达到“仁”。
综上我们就了解，国家的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国的政治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从庶民、富民、教民、胜残去杀到仁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随便可以达到的。一方面要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治理，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可有几个国家能保持一百年以上的和平稳定？能保持三、五十年的都不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汉、唐等朝代保持了较长期的和平稳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是依靠为政者的道德与智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圣人的礼乐教化。既知治国之难，国人就应树立起历史使命感，遇事要从国家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去考虑才行。
正身务本
『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切实地端正自身品行，对政事来讲，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怎么能端正他人的品行呢？”
当官首在正其身，无欲则刚，说话才能掷地有声。身上有污点、道德有亏欠，迟早都会被人告发，沦为笑谈，或被人要挟，那还谈什么治国？美国近年发生的虐囚丑闻、黑狱丑闻，就使小布什的支持率连创新低。
《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正心的意思是心地清净，远离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做到“无我”才能正心。有私欲，就容易将之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政以德就是空话。
『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yàn）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呀？”冉求说：“忙于政务。”孔子说：“你那是忙于事务，如果真是忙于政务，虽然不是我去做，我也能象列席会议那样一清二楚。”
晏是迟、晚的意思。“与闻”相当于“列席”的意思。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即列席各种国政会议。
这也是一段有意思的谈话。冉求说自己挺忙，有很多政务。孔子不屑地说：是事务吧！因为在孔子看来，政务首在正身、正德，现在冉求却在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忙活，好比董事长不去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却喜欢帮别人打字，且乐此不疲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从政者在忙于政务，全国人民也能清楚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们考察领导干部有没有做政事，就看他符不符合率民以德、正心诚意的标准就行了。如果他只喜欢热衷于在媒体面前作秀，或忙着请各路神仙吃饭、开杂会，那便是忙于事务而不是政务了。事实上，越是贪官越懂得做表面功夫，总是很开拓进取的样子，其实他忙的都是关乎自己官帽前程的那一套。
『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国君难做，不就近乎一句话而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能有那样的作用，是说它的影响差不多而已。有人说过：‘我做国君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只不过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而已。’如果说得对而没人违抗，不也是好事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而亡国吗？”
一般人觉得日子舒坦，就说是“皇帝般的日子”。其实做皇帝可没那么舒坦，全国多少事情要处理，忙都忙不完。“为君难，为臣不易”便是孔子真正的君臣观，看重的是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那些认为做皇帝便是无人敢违逆其意的人，简直就是丧邦辱国，不配做一个君主。所以我们读《论语》时应深思其智慧，而不要刻意去误解它。
照孔子的标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