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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们还小，还不知道谁酷谁不酷之前，他们就接受了莫尔托这个朋友。长大以后，莫尔托的个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单身，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哪个女人在一起，也许有人会因此猜测他是同性恋，但如果要我说，我会觉得他只是独身主义。他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似乎带着一种来自地狱的阴暗气息。
当我走进接待室的时候，莫尔托正和尼可小声地说着话，说得正起劲，他们俩还是和以前一样。办公室里，大家都很好奇，档案员和秘书都跑到了门口，想看看这位新老板，似乎才九个月不见，他们就已经忘了尼可的模样。电视台的记者也跟着尼可一起来了。尼可原本打算，当他和莫尔托坐在坚硬的木椅子上等着和雷蒙德会面时，记者给他们拍照，不过，现在已经拍完了，记者也都各自散开。我来的时候，他们俩看上去居然有点孤单的感觉，我实在忍不住想要逗一逗莫尔托。
“汤米·莫尔托。”我说，“以前有个同名同姓的人在我们这里工作，他很久没来了，我们觉得他可能死了。但是，现在还是有人打电话找他，也有人寄信给他。”
我这个玩笑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但莫尔托不仅没有笑，反而露出一种惊恐的表情。他皱起眉头，当我伸出手要和他握手时，他往后缩了一下。为了缓和气氛，我只好把手伸向尼可，他倒是同我握了手，但看上去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你不告诉我，我就一直不说话。”我说。
尼可仍然没有笑，反而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显得非常不自在。我不知道是竞选让他太紧张，还是和很多人一样，他只是在终于得到一直想要的东西后感到了恐慌。
在这样的碰面后，我倒是确定了一件事：尼可是绝对不会让我留任副检察长的。我给档案室打了电话，让他们给我准备几个纸箱。那天上午，我又给利普兰泽在警局总部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一般他只要在外办案，这个电话就没有人接听，但这一次，有人接起了电话，而那个声音我并不熟悉。
“34068。”
“你是丹·利普兰泽吗？”
“他不在，请问你是哪位？”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是谁？”
“没事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去敲隔壁办公室的门，想问梅可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也不在。我问尤金妮亚梅可去了哪里，她告诉我，梅可在雷蒙德的办公室开会，她说：“和尼可·德拉·戈迪亚先生在一起。”她已经去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站在尤金妮亚的桌子旁，努力压抑着内心深处的不安。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尼可现在成了戈迪亚先生。梅可成了他的人，说不定有朝一日还会当上法官。雷蒙德会另攀高枝，大赚一笔。莫尔托会抢走我的饭碗，而我，连下个月的房贷都不知道能不能还上。
我还站在尤金妮亚身边，突然，电话铃响了。
“雷蒙德先生想要见你。”她说。
我来到雷蒙德的办公室，尼可坐在检察长的座位上，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突然涌上一股很幼稚的愤怒、嫉妒和厌恶感。尼可把西装外套脱掉了，脸色很严肃，我太了解他了，我知道他这种表情完全是在装腔作势。莫尔托坐在他后面，但座位要靠后一些。我才猛然醒悟，原来莫尔托早已经掌握了如何当马屁精的技巧。
雷蒙德做个手势，让我坐下，他说，这其实已经是尼可的会议了，所以他让尼可坐在检察长的座位上。雷蒙德自己站在沙发后面，梅可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看着外面。她一直没有和我打招呼，而我也察觉到，她一点儿也不想待在这里。看来，竞选失败的结果对她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更大。
“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些决定。”雷蒙德一边说，一边转身看着尼可，一阵沉默，尼可作为新上任的检察长，竟然也会有无话可说的时候，“好吧，要不我先解释一下。”雷蒙德开口了，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我很了解他，他现在这个样子说明他很生气，他正在努力保持着冷静，从现场的气氛可以知道，他和尼可之前的会谈并不融洽，“昨天晚上，我和市长谈过了，我告诉他，既然选民们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我也不想赖在检察院。他建议我，不妨同尼可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看他是不是也愿意早点上任，尼可表示愿意。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了。等到区委会批准后，我会在星期五离职。”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确定是星期五吗？”
“这其实也比我自己的预计还早了一些，不过还有一些原因……”雷蒙德停下了。他的神态中有种不祥的预兆，他在挣扎。他把咖啡桌上的文件整理整齐，然后又走到书柜旁边，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显然他很不自在。我决定让大家都轻松一下。
“那我也辞职吧。”我说，尼可张口准备说话，我打断了他，“拖拉王，这下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我不是要说这个。”他站起来，“我想让你知道雷蒙德为什么这么快离职，因为他的一个手下马上就要接受刑事调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消息，有些消息是在选举期间知道的，但我们并不想利用这些消息玩阴招。不过，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被尼可的愤怒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那个B类档案，也许莫尔托和那个案子之间真有什么关系。
“喂，让我说一句。”雷蒙德说，“拉斯迪，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坦白。尼可和莫尔托已经问了我一些关于卡洛琳谋杀案调查的问题，他们对你的调查方式不太满意。我现在也同意不再插手了，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处理，这就要看他们的专业判断力了。但是梅可建议——其实，我们都同意，要让你了解目前的状况。”
我等着他继续。我突然涌起一阵警觉，接着是深深的担忧。
“是我要接受刑事调查了吗？”我笑出了声。
梅可终于开口了，“这可不好笑。”她说。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丁点开玩笑的意思。
“这。”我说，“这太荒唐了，你们觉得我做了什么？”
“拉斯迪。”雷蒙德说，“现在别说这些了。尼可和莫尔托都认为有些事情你应该坦白说出来，仅此而已。”
“可不是仅此而已。”莫尔托突然开口了，他的目光很犀利，“我认为你一直在误导警方的调查，还隐藏了关键的证据，你带着大家兜圈子兜了差不多一个月，其实你是在掩饰自己。”
“你有病吧！”我对莫尔托说。
梅可把她的轮椅转过来。
“现在都别说了。”她说，“这个讨论就不应该在这里进行，也不应该是我们这几个人来讨论。”
“见鬼了！”我说，“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莫尔托说，“你其实在卡洛琳被杀的那天晚上，曾待在她的家里。”
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周围仿佛在天旋地转。我原本以为他们只是会揭发我和卡洛琳曾经的私情，但这项新的指控简直不可思议。我说：“太荒唐了，简直一派胡言。”
“那天是几号？是星期二晚上吧？巴巴拉在学校上课，我一直在家带孩子。”
“拉斯迪。”雷蒙德，“我建议，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莫尔托站起来，他朝我走过来，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我们已经拿到了指纹对比的结果，就是你从来不记得催的那份报告。玻璃杯上的指纹印是你的，你拉斯迪·萨比奇的。就是卡洛琳家吧台上的那只玻璃杯，离死者只有一米多远的地方发现的玻璃杯。你大概忘了，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入职时都曾经留下过指纹记录吧。”
我站起来，“这太荒唐了。”
“还有那份你让利普兰泽不要去要的电话记录——那些从你家里打出的电话，今天早上，我们让电话公司也把记录送来，现在就快要送到了。你那一整个月都在给她打电话。她被杀的当天晚上，就有从你家打给她的一个电话。”
“我受够了。”我说，“我要走了。”
我刚刚走到雷蒙德办公室外面萝瑞塔的桌子边，莫尔托就在身后叫住了我。他跟着我走进接待大厅。我能听见尼可在大声喊莫尔托的名字。
“萨比奇，我想让你明白一件事。”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我都知道了。”
“你当然什么都知道。”我说。
“我们上任第一天就会签逮捕令逮捕你，你最好赶紧给自己找个好律师，得找个很厉害的才行。”
“逮捕理由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狗屁？”
莫尔托的两只眼睛在燃着熊熊怒火。
“别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我都知道了，是你杀了她，你就是凶手。”
我感觉到我全身的血流都在加速，我的血管中仿佛只剩下黑色的毒药。这种感觉是那么熟悉又久远，是那么接近一个真实的自我。我走到莫尔托身边，轻声说：“对，你说对了。”然后，我就走了。
第三章 夏 漫长的诉讼
前言
金德区高级法院
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
依据：州法典第76610条
金德区大法官对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提出以下控诉：
在今年四月左右，在金德区管辖范围内，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犯下一级谋杀罪，蓄意地、有预谋地以暴力袭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并导致其死亡。
违反了州法典第76610条款。
金德区大陪审团代表：约瑟夫·多赫提
金德区检察长：尼可·德拉·戈迪亚
六月二十三日
（盖章）
第十八节
“文件和报告在前面，证人证词在后面。”杰米·肯普一边说，一边把一个沉重的纸箱放在了胡桃木会议桌光滑的桌面上。此时，我们都坐在桑迪·斯特恩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斯特恩目前是我的代理律师，肯普是他的下属。在七月的炎炎烈日下，肯普搬着这箱文件，走了两个街区，从区政府办公楼走来，已经是满头大汗，他把领口浅蓝色的领带解开，头上一缕金色的头发也湿湿地贴在太阳穴上。他满头金发的造型很有北欧王子的风格，大概从很早以前，他就是这样子了吧。
“我要查一下我的电话留言。”肯普说，“然后再回来和你一起看文件。你记住。”肯普指着我，“别慌，千万别自乱阵脚，这可是打官司的大忌。”
“怎么说？”
“就是说，当你看到检方的证据时，可能心里会非常慌张。”肯普笑着说，他认为我还能开得起玩笑，这让我很高兴，“但其实这些证据并不是定论。”
今天是七月十四号，是我被控诉杀害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后的第三周。今天下午，我将参加高级法院艾迪·莫菲瑞法官主持的传讯。根据州法典对刑事案件证据的规定，在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进行传讯之前，必须要让被告知道检方即将呈堂的全部物证以及人证名单，包括证人证词的复印件，也就是这个纸箱里的所有东西了。我盯着纸箱上贴着的标签，那么熟悉，上面写着：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我的心头突然又涌上了一种感觉，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吧。我坐在舒服的会议室里，看着周围深色的墙壁和一排又一排深红色封面的法律书，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有一点儿害怕，期待着一切快点过去。
箱子的最上面是一份公诉书的复印件。我盯着正文里“以暴力袭击”那几个字。以暴力袭击，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法律用语，几百年来，人们就是用这个词来起诉犯下了暴力罪行的人。在很多地方，这个词或许已经过时，已经很久没人用过了，但在我们州的法典中，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名目。如今，我在自己的公诉书上看到它，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也成了一名犯罪分子，成了和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3—1934】，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活跃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银行抢匪和黑帮成员。——译者注）、青须公（青须工是美国旧民间传说中乱娶妻妾然后将她们杀害的男人。——译者注）、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一八八八年八月到十一月，在伦敦东区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其真实身份和犯案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译者注）一类的人，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罪犯，有的是因为半疯半傻，有的是因为饱受虐待，有的是游手好闲的恶棍，还有很多是一时冲动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在那一瞬间，他们发现自己被某个疯狂的念头、被内心阴暗的一面操控了。
在经过媒体两个月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和讽刺挖苦之后，我原本以为，正式公诉书的下达会让我解脱，但我错了。在那前一天，尼可给斯特恩特地提前送来了一份复印件。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在楼下斯特恩的办公室，在那一刻，我的心、我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要爆裂了，全身剧烈的疼痛让我马上就要失控了。我感觉到自己脸上血色全无，我知道，我一定显得特别恐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并不是想假装坚强，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斯特恩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对他说：“如果我说我不敢相信这一切，会不会听起来很老套？”我问，“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我没搞懂状况，会让人感觉我发火发得莫名其妙？”
“你当然不敢相信了。”斯特恩说，“怎么敢相信呢？我在这里当刑事律师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也没法相信，而在你这个案子之前，我还以为我什么都已经见识过了呢。拉斯迪，以前我有一个客户，当然，他的名字我就不便说了，他曾经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金条放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金条，堆了半米多高。你说，我还有什么没见过？但现在，我晚上坐在家里的时候，就会自己想，真的，你这件事真是太不寻常，太让人感到害怕了。”
从斯特恩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传达着一种真正的智慧。他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温柔语气，让他平常说话都带着一种高雅的味道。他的这种高雅让我觉得很平静。渐渐地，我发现，我就像是个陷入爱河的情人，别人每一个礼貌的举动都能让我倍加触动。
“拉斯迪。”斯特恩一边对我说，一边摸着我拿在手里的文件，“你还有一件事没有说，是一件好事。”
“什么事？”
“他们没有提到第五条款。”
“啊！”我突然全身打了个颤。在我们州，如果检方准备对被告提出死刑起诉，就必须在下达公诉书时提前通知。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费尽心思揣度尼可的意图，压根儿都没有想过他会想置我于死地。听到这句话时，我想，我的表情可能是有点尴尬，甚至是有点屈辱，我居然早已忘了从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这套程序了。“对啊！”我轻声说。
“是的。”斯特恩微笑着，“我们都是这样。”他说。
根据斯特恩的建议，巴巴拉、奈特和我在这段时间去了斯开墩镇附近的一个度假小屋暂住，小屋的主人是巴巴拉父母的一个朋友。在晚上，你可以听到一英里外皇冠瀑布的流水声，而在这里钓的鲑鱼也比我以前任何一次垂钓的收获都要丰厚。
但是，我当然也不会忘了四百英里之外的麻烦事。在公诉书下达的第二天，《论坛报》的乔治·莱纳德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们小屋的电话号码，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让他去和斯特恩谈。过了一会儿，我走进屋，听到巴巴拉正和她妈妈讲电话。她讲完电话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我应该问问她，我问道：“到处都是吗？”
“到处都是。电视上，报纸上，全部的头版头条，都是你的照片，你的老同事拖拉王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说了。”
这大概还只是巴巴拉在轻描淡写。我的案子已经成了街头各种小报的重磅新闻：副检察长被诉谋杀，曾与被害人有婚外恋情。这可是金德区集性丑闻、政治、暴力于一体的大消息。不仅是我们市的媒体连续多日进行了报道，就连全国性的媒体也被吸引来了。我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去看了这些报道。尼尔林的社区图书馆有各种报刊杂志，正好我这些天也闲得很。根据斯特恩的建议，我并没有辞去副检察长的职位，而是请了无限期长假，照样领薪水。于是，我在图书馆里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坐在凉爽安静的图书馆里，仔细看着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对我罪行的各种报道。《纽约时报》的文章照样是干巴巴的事实陈列，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一个先生或女士的称呼，然后是对整个事件的背景分析。出乎意料的是，《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这些全国性的新闻杂志倒是不遗余力地把整件事情说得非常诡异恐怖。两本杂志上配的都是同一张照片，应该是几天前我看到的一个潜伏在路边草丛的记者拍下的。听我们邻居们说我们全家在斯开墩避风头时，记者已经在我家门口蹲点蹲了一个多星期了。那天，斯特恩终于忍不住了，他建议我走到外面，让记者们一次拍个够，这个方法确实很有效。
其实拍不拍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作为副检察长的十二年，处理过区里各种轰动的大案子，报纸和电视台都有我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他们完全可以让我的形象出现在市区的每个角落。这些日子，在尼尔林，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自己的脸。大家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和我打招呼之前，仿佛都会走神那么一两秒钟。很少有人安慰我，即便是安慰，有些话也显得可笑又不恰当。我在家里，清洁工会跟我说“就当放大假吧”。我去加油站，十来岁的小员工会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报纸上的那个人。幸好，图书馆里不允许说话，这大概也是我喜欢图书馆的另一个原因吧。
那么，我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的呢，一夜之间从模范市民到阶下囚，我有怎样的感想呢？老实说，无法用言语准确表达。其实也可以用言语表达，但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我的心情时刻在翻滚反复，我总是处于焦虑之中，心烦意乱，既生气，又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但绝大多数时候，我是麻木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