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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
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
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
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
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
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
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
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
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
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
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
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
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
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
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
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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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
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
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
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
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
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
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
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
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
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
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
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
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
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
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
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
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
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
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
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
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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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
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
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
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
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
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
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
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没有
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
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
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
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
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
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r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
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
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
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
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
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
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
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
不能取钱。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
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
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
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
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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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
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
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
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
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
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
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
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
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
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
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
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
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
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
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
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
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
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
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
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
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
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
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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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
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
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
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
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
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
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
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
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
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
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
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
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
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
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
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
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
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
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
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
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
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
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
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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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
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
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
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
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
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
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
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
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
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
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
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
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
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
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
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
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
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儿
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
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
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
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
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
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
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
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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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
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
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
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
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
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
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
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
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
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
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
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
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
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
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
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
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
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
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
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
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
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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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淘记事
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
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
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
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
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
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
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
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
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
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
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
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
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
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
……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
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
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
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
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
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
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
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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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
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
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
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
祖更足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
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
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
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
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
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
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
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
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
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
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
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
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
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
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