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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
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
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
——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
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
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
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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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
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
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
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
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
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
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
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
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
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
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
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
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
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
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
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
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
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
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
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
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
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
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
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
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
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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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
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
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
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
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
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
——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
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
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
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
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
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
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
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
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
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
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
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
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
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
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
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
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
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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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
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
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
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
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
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
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
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
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
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
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
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
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
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
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
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
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
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
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
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
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
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
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
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
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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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
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
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
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
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
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
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
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
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
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
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
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
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
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
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
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
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
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
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
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
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
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
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
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
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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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
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
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
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
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
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
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
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
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
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
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
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
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
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
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
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
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
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
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
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
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
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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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饿死的。
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
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
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
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
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
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
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
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
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
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
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
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
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
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
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
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
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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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
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
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
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
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
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
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
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
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
“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
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
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
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
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
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
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
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
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
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
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
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
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
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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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
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
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
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
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
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
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
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
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
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
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
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
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
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
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
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
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
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
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
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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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
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
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
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
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
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