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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恰好从事“作家职业”。如果我真的一早就树立了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宏愿，我是否从事“作家职业”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到底我是肤浅的、急躁的、贪慕职业作家这种外部身份所带来的虚荣的——我和我厌烦的众多“市民”一样，也是个很俗的人；我和那个利用文学的美名将手伸向文学女青年的小官僚是一路货色。现在我还敢狡辩来到这边陲是为了写作吗？我还好意思诋毁眼前的生活，认为我来到这里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吗？作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人，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支撑自己，我到哪里都会厌烦。到哪里都会拿从前生活的好处与现在生活的劣势作比，而不是平心静气地、理智地对待目下拥有的生活；一个作家，如果有一种强大的、恒定的文学人格，在哪里他都能带着镇定和坦然永远屹立不倒、勇往直前。
巴尔扎克债台高筑，处于极其艰辛困顿的生活之中，然而他的写作速度、其作品的质量，都令人叫绝。我为什么要责怪环境呢？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境遇，将自己铸造成一个悲壮的孤岛文学斗士形象？真正的作家内心始终都该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同样，一个真正具有成熟人格的人，身体里一定也存在着一种摇撼不动的内力。如果内心有强大的力量支撑，无论身居何地，都能随时看到文学、艺术、人生的中心。我站在这个边陲小城的马路上，时常问自己：是否，我已经找到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
责任编辑 晓 枫
印象·守礁者王棵
余泽民
初识王棵，是在“2l世纪文学之星2005年卷”新闻发布会上，他和我同是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王棵的书名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守礁关键词》，他是十位作者中唯一的军人。对于出国多年散漫成性的我来说，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上面对如此之多的陌生面孔，本来就有充满局促不安的“异类感”，而王棵“军旅作家”的威耀身份更从直觉上增大了与我的距离。意外的是，会后的几句寒暄和下意识的观察，王棵身上有股沉傲内敛的灵气和并非没有锋芒的教养，我发现，除了他腰板笔直的坐相和不露声色的耐性外，很难用通常歌颂军人的规范词汇来描述他。王棵俊朗阳光，并不威武；含蓄自制，并不刻板；朴厚诚挚，并不单纯；温顺敏感，并无概念化军人的豪放之气。他说话不多，音调不高，而且语态里有着南方人说普通话时特有的轻婉和清晰的咬字；尽管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军官，但我能够感到，在他温良的骨子里，一定是个不仅拒绝暴力、甚至可能会在暴力面前无措的人。正是王棵身上这股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张力，吸引了我。
王棵回了湛江的南海舰队。我怀着好奇翻开他的小说集，不仅读进去了，而且格外喜欢。王棵以他个性的视角、机敏的构思、新锐的笔触，刻画出守礁者寂寞奉献的象征性生活，在封闭受限的空间内，真诚袒露了军人生活中的丰富人性和悲壮的寂寞。
王棵讲述的世界，不仅超过我的阅历，甚至超过我的想象：一边是随海潮漂远的礁堡，一边是随时可能游来的鲨鱼，《海戒》中将要退伍的小四拦着马苟僵直的身体在海浪中惊恐挣扎，他必须作出残酷的抉择……还有《飞鱼》中从舰艇上永远失踪的马沥，一个在陆地上坚毅的士兵却无法熬过海上漫长的寂寞，他的心理崩溃，同样是军人的牺牲，这种牺牲掩藏着人性的无奈与没能成为英雄的悲壮。人与人，人与海，海与生，生与死。王棵的小说，就像“威胁大师”品特的戏剧，只留下“封闭的空间”与“意外的对话”这两个最基本的舞台元素，将作品全部的艺术张力，全部聚焦于人性本身。
带着阅读后的震撼，我拨通了王棵的长途电话。他接电话的语调，显出意外的欣喜。王棵说：他一回到位于湛江郊区的小屋，就感觉被世界抛弃了。我说喜欢他的小说，而且欣赏他从特殊的视角对人与自然主题的深度开掘。与世隔绝的守礁哨所、远离人群与社会的舰艇和飞鸟不落的边陲礁岛，为王棵的主人公们提供了一个剔除了繁杂社会因素干扰、纯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人类灵魂的天然舞台。要知道，有多少像克拉斯诺霍尔卡依、普鲁克丝那样的欧美名家，为了能给自己的作品营造一个适合审视人性的象征性背景而穷思极虑。从这个角度讲，王棵是幸运的，他所祭献的青春是值得的。
聊到阅读，王棵说他喜欢外国文学，在翻译作品里相对含有更真的纯文学品质。他说在现今国内的文学圈里，许多人默默维护着一些与真正文学要旨相抵触的所谓技术——王棵称之为“中国式的技术”——许多技术根本就是反技术的，屏蔽了作者的内心。在外国作家中，王棵最欣赏卢梭、马尔克斯、卡夫卡和库切，他欣赏的理由不仅因为他们是公认的大师，而是因为能从他们身上找到竟与自己灵魂交错的蛛丝马迹。他抱怨湛江的偏远，报摊上的文学杂志都是过期的，店里的书很多，可读的很少，我翻译的四部凯尔泰斯作品他一本也未能买到。次日，我按照他给我的地址寄了两本给他：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和《船夫日记》。至于湛江在哪儿？我毫无概念。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俩互发过几次手机短信，王棵始终没有收到书。我想一定是丢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从北京寄到布达佩斯也该到了。我说：“没关系，再过几天如果还不到，我再给你寄。”在我临回匈牙利前，王棵兴奋地告诉我：书居然到了！高兴之余，我对王棵所在的城市，有了一个间接的概念：那个地方离我很远。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在QQ看到他的留言：“《英国旗》里的那篇《笔录》，我巨喜欢！”王棵从凯尔泰斯的字句之中，印证着作家必须从自身生存里汲取到孤独之中的定力。
王棵和我都是心疼时间的人，都不喜欢挂在网上让时间滑过。因此，我俩的交往变成了只表示挂念的QQ留言，王棵经常比我还懒，有时只给留一个“嘿嘿”的怪脸。偶尔在网上撞到一起，于是就跟赎罪一样地多聊几句，还将各自手头正写的东西给对方看……在他一篇尚未完成的小说里，有个潜入河底跟亡灵对话的怪小子给我印象很深。
或许由于打字网聊的形式本身，决定了咖啡馆闲聊似的QQ短语。对话框中的王棵像个小孩子，每句话结尾都跟着“呀、啊、啦、哇噻、嗯哪”之类的感叹词，再有就是随手甩出的小动画。由于我电脑上的版本太老，他抛来的鬼脸变成了密电码。好在我训练有素，几个回合之后就能直接破译出他俏皮的表情。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写中篇。不久，他给我接连发来了几篇新作，题材脱离了他以前的作品，用王棵自己话分类：以前写的是“军旅题材”，现在则是“地方题材”，并且随口唠叨了几句写作动机。
《随他去吧》是王棵去年年底在朋友的热心怂恿下到深圳“相亲”期间闪现的灵感，对老生常谈的男女关系进行了新式的剖析。他将一对生活中常见的普通男女，像两种成分不同的化学药液一样注入同一只试管里混合，然后饶有兴致地观察他们的融合与排斥……另外，我想借王棵的好友徐东之口，讲一个那次“相亲”的戏剧性挫折：“有一次棵棵去相亲，女的是个事业有成的女士，他们彼此都还有好感，可是后来棵棵把自己刚发表的一个小说拿给对方看，结果事情黄了。我觉得他多少受了点打击，同时也感叹文学的无力。于是对他说，以后千万别把自己的小说给对方看；想了想又说，以后还是找个懂文学、懂得欣赏写作的女人吧。棵棵只是笑。”
是啊，就像“多少人”与“少数人”的概念一样，在琐碎的世界上，强与弱、好与坏、成与败都是相对的。王棵在自己的空间里，选择了别人定义的后者：“现在，我不再是六七年前那个把文学当成一种生存工具的人，文学之于我，已经成为一杯净化心灵的水，我懂得了文学之于人的真义，懂得了应该怎样与文学相伴。”这个决意，权当王棵“相亲”的收获吧。
我欣赏王棵，是因为他真而不莽、诚而不迂、怯而不卑，在他身上有种成熟孩子的精灵气。关于写作，王棵的情致远大于野心，思考远多于冲动；他热衷于探讨人与人的、既跟常态相驳、又合乎心理逻辑的特殊关系，善于将人物从众生之中捏取出来，放入自己设计的培养基中观察记录，并与他们一块儿时悲时喜。
在周围人眼里，王棵是“沉默是金”的典型，他更习惯做个观察者。他善于从人际之中发现某个最为微妙的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表达的支点。在他看来，小说中最应构成动力线索的不应是表象的故事，应是隐伏于人物性格之中必然性。
对只有一面之交的我而言，王棵该算是话多的。不过，我听他说的绝大多数话，是在他自己的博客上。他在“新浪”上的博客是名副其实的网络日记。自从我俩的博客互做了链接，便有了可以经常彼此窥视的私家窗口。
王棵贴在博客上的东西我都读过，他最能打动我的文字，恰恰是他即兴涂写的。有一篇《一个男孩的死》，他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王棵小时，父母认了一个叫“小狗”的干儿子。小狗患有遗传病。他的亲生父母从儿子出生不久就意识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孩子一定会先于他们死掉……围绕这个孩子的死，王棵用他无邪的笔触，记录了小狗父母从未停止的爱——“那是一种不要指望的爱，很真实，也很长久”。
在2006年8月18日的日记里，王棵趁着微微的醺醉，记下了一个暴风雨夜的特别婚宴：“幸福这个词，从来都是被我摒弃的。任何概括性太强的词，都令我怀疑。但在这个夜晚，为了准确表达的需要，我不得不用这个词——我感觉到了幸福：那个退休的老海员，他说他去过40多个国家，发妻9年前过世，现在，他带着他的新老伴，坐在这个海鲜酒楼。一定不是刻意的，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双双对对坐在他和他新伴的两边，呈十分对称形状。我坐在这个对称弧线的中轴线的顶端，扫视他们的平静、知足与团结，我感到幸福——我觉得，能够坐在一个家庭安静流淌着的强大温馨之间，我是分外幸福的。老海员叫我小王。他温柔、敦厚的女婿们都不喝酒，只有我陪他喝了。蛮好喝的四特酒，我竟然喝得比老海员多。”寥寥几笔，王棵准确道出了生活中能煽起他情感一个在他人看来格外普通的琐碎片段，而这种不常萌发的幸福感，来自一个陌生的老人。渐渐的，我成了王棵博客的潜水者。
王棵在谈论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时这样说：“我想我喜欢的作家身上首先具备一个共同的本质：诚实。先诚实尔后才有更多、更深远复杂的东西。诚实是基础。”毫无疑问，一个人只有欣赏诚实。才可能做到诚实。
王棵是诚实的，这为我和所有想了解他的朋友提供了基础，只要你以同样的诚实之心阅读他。有一天，王棵做了一串白日梦，在博客上记下自己万一中彩后的计划，并煞有介事地预设了三种假设：中彩十万、百万和千万……虽然他只是随便一想，顺笔一写，没想到却为琢磨人成癖的我提供了一个佐证。出于心理专业的本能，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最大的“狂想”——假如中了一千万。王棵写道：
1．给我父母建一幢豪宅，同时给父母一些钱，按他们的意愿散发给他们喜欢的人。
2．资助我的哥哥和姐姐做一个安全可靠的小型的实业。
3．把钱存到最可靠的银行，变成一个自由人，自由自在满世界旅行，到处流浪。
4．写作将变成我毕生的追求。我将为写作而活。
5．我的性格应该变了。变得无所畏惧。成为一个特别直接坦诚，又相当温和优雅的人。
6．由于注重养生之道，我变成了一个美男子。
我饶有兴味地发现：除了前两条出于人之常情外，其他几条都泄露了他对自己隐秘的不满和含蓄的反叛。流浪、写作、改变性格、做美男子……王棵的“狂想”，潜藏着强烈的、偏离规范的自由意志。我认为，存在于王棵身上的最大矛盾，是他的军人职业和非军人气质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伴随他军旅生涯十七年的心理矛盾，为王棵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特殊的题材与个性的视角；正是这种既难调和、又难妥协的内在冲突，形成了他作品中潜在的张力。
“21世纪文学之星”评委会认为：“王棵的小说大胆正视守礁生活，又丝毫不回避其单调、寂寞、孤独之严酷，如此如实道出者不多，真正抵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在此类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王棵不仅歌颂军人的奉献，也正视人性的脆弱；他笔下的军人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为了绝对的服从而付出的自我牺牲。王棵的温和中暗藏着锐利，他既看到凡人的善良，也不回避与之孪生的私恶。因此，无论他写什么，都能触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潜在危机。
军人的职业就是奉献，军人的义务就是服从，他们必须克制平民的个性，割舍市井的自由。这一点，王棵心里很清楚：他的职业，像守礁者一样充满寂寞、悲壮无奈的奉献式生存，有时意味着远离都市。远离人群，远离舒适，远离时间，甚至远离他始终以各种方式试图接近的文化中心。职业要求他面对与服从，然而艺术需要反叛，王棵的反叛在于他在文字之中实现了对自身个性的隐秘妥协，借助写作，他为自己开凿一个可以尽情奔驰的空间。已经将写作视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创造，王棵说：“我将以极其纯净的心态去创造文字的坚定。”
责任编辑 晓 枫
月下诗魂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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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患：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面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藩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件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歌咏，他们要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有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