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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奘氤嫡�5分钟，有的声明可订车票。
他试探地找到一个写着部队招待所的牌子。举牌的是一个脸蛋圆圆的姑娘，他觉得她比较可靠，就主动凑上前去，问她住宿多少钱，姑娘立马回答部队优待打工者，一律十元，可以订火车票。郭运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他这才感觉到自己的脸皮紧绷了一天，这时换了一个表情，得到了松弛。
他知道行骗的人太多，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旅店离车站远吗？姑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们离得最近，10分钟内可到。有专车接送。”郭运彻底地放松了，他背着编织袋，站在姑娘身边，两三分钟后姑娘身边已聚集了四五个打工仔。姑娘把牌一举，领着他们就朝广场外走。
广场外有一辆旧中巴。他们上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郭运走到后排最后的位子，刚坐下不久，车就启动了，载着一车人在广场立交桥下调转头，到了一座十字立交桥，向左90度转弯，向北开去。
车走了很久，早就不止10分钟了。路上车辆越来越少，灯光越来越暗。郭运的心越来越慌。40分钟后，路灯稀疏得照不清路面了，黑暗中汽车一拐，果然有一个大门，一堵墙上用鎏金大字写着某某部队。郭运的心又觉得安定了。
中巴进了门又是一个急拐，进入一条小巷。拐弯的时候，郭运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大门，那才是真正部队的门。
他正在犹疑的时候，车一拐，一个急刹车，停下来了。
车门还没打开，一群穿迷彩服的人把车围了起来。待他们走下车时，这些人排成了两队。把下车的人夹在了他们中间，嘴里说着欢迎、欢迎，手已经像抢一样夺过了旅客的行李，往一楼的一间房里拿。郭运见这阵势，只好乖乖把行李交给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车上的人随行李跟进了屋，也有两三个感觉情况不对的，自己拿着行李站在房外，迷彩服把他们围了起来，要他们进屋里去登记住宿。有人不依，穿迷彩服的人就强行拿行李，争来争去，有人挨了一拳，被推进了房。
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开口说话了：“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赶快登记，每人一晚四十元。”有人抗议说：“不是说十元吗？”那个汉子把眼一瞪，“谁说十元？坐车不要钱吗？我们的服务不要钱吗？少哕唆，赶快交钱。要车票的赶快交订金，晚了就没有啦！”他又指着那个抗议的人说：“你住宿五十，不准不住。”那人拿了行李就要往外走，一群穿迷彩服的蜂拥而上，对着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再没人吱声了，郭运跟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交钱。有要求订车票的，要交三四晚住宿费，除车票费外，又加收了手续费。郭运不敢订票。他想着的是如何快些逃走。
晚上，一车又一车的打工仔被中巴拉了过来。郭运听到房内传来的打斗声、叫骂声、惨叫声。有一个人冲出房间跑到了巷口，四五个人跟在后面追赶，眼看就快到大门了，一道黑影飞起来，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打到了那人的后脑壳，逃跑的人应声倒地，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吉……
这一次春节的经历，深深烙进了他的记忆。对广州，他有一种本能的恐慌。
第二次闯广州，他想离开开平，想到大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在开平看到了一张报纸上的招聘启事，他打过电话，询问了情况，对方说欢迎他来广州工作，月收入有一千多元。他带着这张报纸就来了广州，按报纸上登出的地址找到那家职介所，服务小姐问明他的来意，又要他的身份证看了，说她这里正好有一家工厂招工，月薪一千二百元，不过要试用。这对郭运来说，如同喜从天降，服务小姐打通了电话，报了他的名字，那边说同意试用，要他马上来上班。服务小姐按规定收了他六百元的介绍费，她说如果试用不聘还可退他三百元。
郭运按地址找到了那家工厂。一栋小的房屋里，两个男人热情接待了他。按规定，他要先交六百元，三百元为押金，三百元为培训费，身份证也得押上。对方见郭运怀疑，解释说这里是工厂的培训基地，他们是一间大工厂。郭运在一间房子里与一帮男人拆线，而另一间房另一帮女人把他们拆下的线又重新织成袋，三天后郭运就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他手脚太慢，不适合干这个工作。他领回了一百元的押金和身份证，灰溜溜走人。
到了职介所，郭运要求退钱，服务小姐告诉他，钱是不可以退的，她可以负责再给他找一份工作，如果他再被炒了鱿鱼，职介所就概不负责了。郭运像被人揪了一下心，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他身上的钱被骗光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上了，他无助、孤独。两个大汉站在门外，望着他一步一回头走远，凶恶的目光如两道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的双腿走在坚硬的水泥街道，觉得是软绵绵的。自己就像一只纸折的船，被抛到了汪洋大海之中。这个世界，只有黄包包村是安全的，才是自己的巢。但它现在在哪儿呢？在现实的世界里，它是那么小那么遥远。
再去广州打工，郭运真的不想，那些痛苦的记忆开始折磨着他。他每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不通，那些欺负他的人其实与自己一样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打工仔，他们怎么就下得了手？！他不愿把这些痛苦的经历告诉家人，让他们替自己担惊受怕。
十
郭瑞仁、龙上英突然就成了别人的仇家。这仇家他们都不认识。郭瑞仁更无法想象他们的仇恨是怎样的，他该怎样面对。他的脑子是木的，好像不会思考了，只有一片空白。他只是凭着做人的良知一定要去那家人家替儿子赔罪。儿子为什么要干下这样的事情？郭瑞仁更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想了很多个理由，但没有一条是能说服自己的。这样的难题，他家几辈人都没遇见过。
离开华景新城，晚上10点，的士在华港花园停了下来。龙上英抹了一把泪，跟着下了车。
小湘女的家就在这里，她的父母任川、彭小慧在华港花园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记者和张同分别搀扶着郭瑞仁和龙上英上了楼，记者按响了任家的门铃。里面传来任川的声音。犹豫了几秒钟，门“呼”一声打开了。小湘女的父亲任川探出头来，脸上仍然是悲戚的神情，他疑惑地望着他们。郭瑞仁、龙上英马上上前：“我们给你道歉来了！”任川迟疑了一会儿，当他明白面前站着的人就是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郭运的父母，他突然大声叫着：“道歉？！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的！”
郭瑞仁、龙上英、张同“扑通、扑通”一齐向他跪了下来。老人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任川赶紧从房里出来，与记者一起扶起了郭瑞仁。扶龙上英时，她怎么也不肯起来，哭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嗓子呜咽、嘶哑、苍凉。
任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好好的女儿啊，他为什么要害我女儿？我们都不认识啊！她才来广州，才三岁啊！我还没来得及陪她玩一下，还没有好好疼她，她是想我才来广州的啊！她就这样死了！”任川哭着，泪水已经失控，“她喜欢布公仔，每次只是摸一摸，我们都没舍得给她买！她多懂事啊，知道家里穷，摸摸就走。那天还闹着要穿新衣服跟我去上班，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死得太惨了！我给她买双新鞋，她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了。对不起，对不起就行啦？！”任川挥动着双手，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也是打工的，我一个人两千多块要养一家人，你们要是诚心道歉，你们先把医药费付了。医药费我花了几万元啊！”
郭家人说着对不起，不知如何是好。郭瑞仁说：“我们养的娃，没想到他来广州打工会做违法的事……我没有钱啊……”
任川由伤心转为痛恨：“你们就这样养儿子啊？！你们父母就没有责任？你们可恶的儿子为什么要害一个三岁的小孩？”
龙上英已泣不成声：“我自己的娃也丢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小湘女的外婆、奶奶和姑姑都站到了门口。小湘女的奶奶激动地说：“我们都是做老人的。该明白是什么滋味。”
小湘女的妈妈伤心过度，在ICu重症病室外守候了五十多个小时，几次昏倒在医院走廊。她从床上爬了起来，泪水早已流干的她，身子虚弱地靠在门框上，想对郭家说点什么，但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
任川见龙上英还跪在地上，伸手去扶，他说：“我不怨恨你们，真的不怨恨。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快起来！”
记者想说点什么，把买的百合和水果递到任川的手里，任川坚持不接受，他说：“这个我们不要，给他们吧。”他又说，“你们养了几个孩子，我就一个女儿，我也是打工的，省吃俭用把孩子养这么大，如果你们有诚意，先把三万元医药费给付了。否则，我们法庭上见。”说完，他将房门重重地关上了。
十一
八月的最后一天，郭瑞仁和龙上英一早就起床了。龙上英像平常一样把鸡笼打开，赶鸡出去觅食，把房子打扫了一遍，然后到菜园里采了冬苋菜、红萝卜、辣椒。辣子炒肉是郭运最喜欢吃的菜。昨天郭运到镇上一口气买回了二十斤猪肉，他知道父母在他走后肯定是舍不得吃肉的，不如一口气买回来，他们就不得不吃。龙上英一早偷偷把猪肉切下十斤，和着辣椒一起炒了，准备让郭运带到路上吃。郭运又从纳雍镇买回了一车藕煤，数一数一共有二百四十七块，省着点用，够烧几个月的。还给父亲打了十斤白酒。炒完辣子肉，龙上英又炒了十斤板栗和十斤辣椒，煮了十五个鸡蛋，都塞进了郭运的编织袋里。
儿子又要远行了，龙上英为儿子做最后一顿早餐，她把瘦肉全切出来，挑最好的炒了大大一碗。又特意煎了两个荷包蛋，煎得两面黄黄的，她想尽量做得丰盛一点。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忙着，眼角不知什么时候溢出了一点点的泪花。她手背一抹，又去打水。
郭瑞仁习惯早晨到地里转转，有事就先忙乎一阵，看着自家的炊烟从升起来到熄下去，太阳这时升起在东方，照亮了远处三岔河的水面，他就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了。一早干活可松动松动筋骨，早晨又凉爽，精神也好，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光。没事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种的庄稼，望望那些永远守护在村子边的山峰，他就有一种满足和舒坦的感觉。黄包包村人都习惯早起早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是农村悠久的生活传统。从外面回来的人就不一样，他们不睡到太阳晒屁股是不肯起床的。晚上也不愿意那么早就上床，看看电视，或者找人打打麻将，赌赌钱。赌得越大越有面子。在赌场上他们个个都像是大老板，一个比一个狠。
郭瑞仁今天特意不去地里了。他像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东张张，西望望，等着郭运起床。他实在不想叫醒他。他知道这天郭运要坐上几百公里的长途客车，半夜再从贵阳转火车，火车上要熬夜，有时人多连座位也没有，要站上一天一夜。不是身体好的小伙子是吃不消的。出去赚几个钱不容易啊！
儿子在家，这个家是充满生气的，儿子走了，家也像被抽空了。他们两口子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期盼。郭运有时一去就是两三年才回一次家，舍不得路上花钱啊！心里的思念和担忧只能硬扛着，一日日挨着。人老了，总是希望儿女在身边。好在这一次出去郭运答应春节就回来。但郭瑞仁反倒心里不踏实了，那晚郭运的哭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
一个早晨，他就在地坪里走来走去，然后蹑手蹑脚进门，看一眼还在熟睡的儿子，那安详的睡姿还像小时候的模样，憨爱得让人心痛。自己的心是什么时候变慈祥的呢？老是想着儿女小时候的事情。人老了，开始忆旧了。
郭运醒了。他漱口、洗脸，又把行李收拾一遍。发现自己的裤袋里塞了三千元钱。这正是自己给父母的钱。他拿着三千元钱就去找母亲。母亲饭已做好，正往桌上端呢。一看儿子手里的钱就明白他的意思。她把碗一放，说：“这钱你非得带着，我们留着用了就用了，没钱也一样凑合着过，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一会儿。你砌屋还要用钱的，这钱你得带着。留在家里有个什么事情就花了。”
郭运说：“留在家里有急事也能派个用场呀！没用掉我回来还不是在那里。我路上带着也不安全。”
龙上英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留在家里就救不了，亲戚朋友有个难处，钱就没了。”
郭运见说不过母亲，就从里面抽出两百元塞到母亲手里，说：“这个留作家用，家里没有一分钱了，电表也没有安。”
龙上英犹豫了一下接过钱，转身往卧室走，把钱塞到了木箱底下的衣服里。
早晨一层淡淡的薄雾已散，人秋的云贵高原有了几分凉意。刚升起的太阳被一大片山谷涌出的云团给遮住了。郭家一家三口离开了黄包包村，往纳雍镇而去。村里的狗已经认得了郭运，不再朝着他吠了，而是向他摇着尾巴，跟着他走了一段路。
村里人大都姓郭，刚吃过早饭，站在门口的就跟他打个招呼：“出去打工呀。”郭运总是回一声：“嗯。”这是黄包包村最常见的一景了。十几年前，村里很少有人出远门，如果谁家有人出远门，或是去参军，或是去上学，或是走远亲，村里人都会在走之前的一晚来看望，说上一夜祝福的话，憧憬一下遥远地方的风土人情。那时，这都是村里的大事。现在出远门成了家常便饭，打声招呼就完事了。只有龙上英眼里湿湿的，不时用毛巾擦擦眼。郭瑞仁嫌她不该来。
两里地，三人慢慢走来，郭运背着一个大的编织袋走在前面，龙上英提着一个小的红色塑料桶，里面装满了她早晨炒好的辣子肉。她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郭运只是“嗯、嗯”。郭瑞仁提着一个行李包默默走在后面。一直送到了客车站，郭瑞仁、龙上英把行李送上车，再一次嘱咐他路上小心，过春节要回家来。
汽车开动了，郭运朝两位老人挥了挥手：“回去吧，我没事的。”
汽车一个转弯走上了街道，阳光已经十分刺眼了，在街道上投下了房屋的重重阴影。客车在郭瑞仁、龙上英的眼里越来越远，直到小得看不清，被其他车辆挡住了。龙上英这才擦擦脸上的泪水，跟着郭瑞仁往黄包包村走。
十二
郭瑞仁、龙上英是报社记者安排住进宾馆的。这是一个带电梯的高楼，郭瑞仁上电梯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走进这个铁箱子里，门一关，他有些紧张。记者告诉他这是电梯，可以上到他们住的七楼。电梯一启动往上走，吓得他赶紧双手撑着电梯，生怕自己掉下去。龙上英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么晕，七楼到了，她以为还是原来进电梯的地方，门一开，发现大厅没有了，面对的是一条走廊，吓了一跳。
住进房间，卫生间不知道怎么用，上厕所蹲惯了坐着找不到感觉，只好蹲在便器上面，老人又害怕摔倒。宾馆对面是一座二十五层的住宅楼，这么高的楼，龙上英躺在床上也晕得厉害，几次差一点从床上滚下来。
记者把这几天的报纸都拿给了他们，有《羊城晚报》、《新快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这个惨剧。张同找了几篇报道，读给两位老人听。有的读过后，郭瑞仁自己又拿起来，戴上老花眼镜，再仔细地看一遍二遍，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做。报道里市民也在问这是为什么。公安已经在立案侦查，也想查个水落石出。几家报社都登出了举报电话，号召知情者提供线索。
最早打电话给报社的是一位姓万的女士，她说事发当天上午8时30分，她在上社牌坊见过郭运，他当时正躺在地上，上身的衣服有几个扣子是解开的，他背贴着地，用手和脚移动，见到人就叫帮他报警。但半天也没人理他。他突然站起来怒吼了一声：“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当时围观的很多人看到他这样都拿出电话来，我以为他们都在替他报警，由于急着去上班，所以我就没打电话。如果当时有人帮帮他，也许就不会有随后的惨剧发生了。
读到这里，郭瑞仁站了起来，“唉！唉！城里人为什么这样无情！我们黄包包村，莫说这么多人，就是只有一个人在也会帮的，看着别人有难不伸手，良心都被狗吃了！”
张同再往下念：另一位读者打电话告诉报社，他曾经在9月2日早晨搭乘郭运前往棠下。时间是早晨6点10分，讲价五十元。可是，一到那里，郭运就冲进治保会，连钱也没有给。这个不肯留名的读者还说，郭运在摩托车上问他，哪里可以买到炸药。如果愿意带他去买，他愿出一千元。他要买炸药报复社会，同归于尽。
郭瑞仁这时没有吭声了。他知道儿子这样想是不对的。
下面是记者到现场的报道。“记者根据电话提供的地址，到棠下寻找目击者。记者找到路边一位擦鞋的妇女，她姓康，9月2日那天不到7点，她就出摊了。她告诉记者，她才坐下来两三分钟，就有一辆摩托车载着一位男子从牌坊进来，开到大光药业公司门口时，不等摩托车停稳，他就跳下了车，连车后面的编织袋都不拿，跑向治安队值班室，向里面的治安员求救：‘有人追杀我。’有治安员出来看了看，这人身边没有其他人，不像被人追杀。治安员就没理会。他很是生气，两次用头撞墙，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跑到马路上，仰躺着喊：‘有人杀我，报警！’声音很凄惨。
“摩托仔可能觉得他很古怪，拿下那个编织袋放在垃圾回收站旁，也没找他要车费就走了。一名环卫工说，她曾看到那个编织袋里装着一些旧衣服。有一个捡垃圾的想拿走编织袋，被她制止。后来围观的人太多，她也没留意编织袋到底被谁拿走了。他躺在路上打滚，求路人帮他报警。他后来还去一家士多店买了瓶矿泉水，对围观的人，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说，我没有疯，我真的看到别人杀人！
“旁边一家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