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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华人媒体其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战争发生前，来自两岸三地的大批华人记者来到了巴格达，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上海电视台的报道都令人刮目相看。看到即使是一个地方的媒体，也已经开始具备这种国际的视野，惊讶之余，我不由得格外兴奋。
不过，让我觉得可惜的是，很多媒体来到当地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够深入地报道，而只是为了表现一种姿态。对于他们的记者来说，只要拿着麦克风站在巴格达做一个串场，那就足够了，之后就已经不重要了。
除了应不应该去，还有一种讨论，那就是为什么是女记者去了，而不是男记者。
当我听到这样的讨论的时候，自己感到相当吃惊。在别人对我作为一个女性能够采访战争而表现出来的敬佩之余，我也感受到了，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于性别的一种界定。在巴格达的时候，有男记者，同样也有女记者，虽然性别会带来一些不同，但是在工作的层面，在报道的层面，大家都是一个角色，那就是记者。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兴趣集中在记者的性别上，而应更关心记者报道的方式、角度和内容。它们在某些程度上和性别有一些关系，但是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记者本身的素质和工作能力。
在北京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战斗在病床前的医护工作者，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朴实。很多人对我说，不要把我们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对于这种心情，我有着深刻的体会。我想，我不是特别勇敢，也没有抱任何伟大的想法。当我和摄影师的车行驶在开往巴格达的途中，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
当我们讨论完这些有点伦理性质的问题之后，我想应该来想想华人媒体未来在参与战争报道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我想，除了参与意识，还应该在物质上和基本功上有充分准备，特别是记者的战地采访培训。这一点，西方的传媒机构做得非常专业，而华人媒体，由于条件的限制，做得并不足够，反过来也限制了华人记者的采访机会。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在现场的亚洲记者面孔当中，总是日本的记者最多，阵容最为庞大。我希望下一次，当有国际大事发生的时候，华人也有一个庞大的报道队伍，也能够发出自己独立自主而回响深远的声音，这样，华人的声音就不单单局限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能够走向世界主流。
历史在一瞬间消失 公司的编辑打了好几次电话，让我去看看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就在美军进入巴格达的头两天，国家博物馆被抢掠一空。等我赶到那里，博物馆已经被美军接管，除了随军记者之外，谁也不能够进入。我只能从电视报道里面看到，博物馆的展览厅变得空空荡荡，玻璃柜里面已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有报道说，博物馆里面一万多件文物被抢掠者洗劫一空。到底是谁干的，众说纷纭。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曾经暗示，这些消失的文物，是被专门贩卖文物的集团连同美国军方的人士一起有组织地搬走的。但是后来，在不同的隐秘的地方，大批的文物被发现，显示在战争之前，这些文物已经被有计划地运到不同的地点藏起来。
到底是谁做的，对此我并不最关心，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的文物会不会就此散落民间，有的甚至再也找不回来。对我来说，后者才是最可惜的事情。这些见证人类文明的文物是不可替代的东西。如果就这样不见了，意味着人类的一段历史，就这样没有了痕迹。
萨达姆铜像的推翻，冲垮了人们的羞耻心。伊斯兰教义本来把偷窃视为要被惩罚的罪恶，但是在强权消失的一刹那，人的劣根性也在同一时间充分地膨胀，开出妖冶的恶之花。
来到旧皇宫，那是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伊拉克第一位自己的国王居住的地方。走进门口，可以看到一块介绍这个皇宫的历史的碑文；另外一块，则是萨达姆重新修葺这个地方的纪录。经历了战争磨难的旧皇宫，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所有的吊灯被拆走，停在花园里面一辆来自英国的巴士，成为抢劫者发泄的目标，伤痕累累。偶尔有几个伊拉克人走进来，望着破败的旧皇宫唏嘘感叹一番之后，摇着头离开。
我忽然想起了中国的圆明园。如果说那个时候火烧圆明园这种事情的发生，还是因为人类还停留在用暴力抢夺利益的阶段，没有想到现在，在人类文明如此进步的今天，依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曾经相信，社会总是会进步，或者是螺旋式上升，但是现在我才明白，社会是可以倒退的，因为战争。阿富汗是这样，现在的巴格达也是如此。
有人指责说，这些文物被抢掠以及文化遗址遭到破坏，是因为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之后，没有承担起保护这些地方的责任。经过传媒的大肆报道，在博物馆门口终于有了驻守的美军。
在巴格达，我们还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一开始，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无人驻守，只有一个部门例外，那就是石油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相比，石油部的办公大楼确实是最有气派的一个。美军派出重兵把守，每个门口都有坦克和堆砌的沙包。
我们到巴格达大学，门口有美军把守，因此校园里面相当安静，闲杂人员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进入校园，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栋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玻璃的教学大楼。看守校园的老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美军就在校园的旁边销毁萨达姆军队的武器。强烈的震动，把教学大楼搞成了这个样子。老人非常气愤，他说，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去远一点的地方，看到大学变成这个样子，他的心好痛。
还好，校园被震坏了，只要花钱和时间就可以重新建设，但是过去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即使后来进行复制，也不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那段历史。
被切断祖先历史的人们，没有前身，如同被丢弃在没有重力的世界。
我忽然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套纪录片，想起阿富汗。影片记述的是国际组织和当地人如何帮助喀布尔动物园的动物们搬到新建的动物园里面。有的人或许不以为然：阿富汗还有那么多穷人，为什么要在这些动物身上花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如果把这些金钱和精力同样地放在人的身上，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受惠。这没有说错，但是当我看到动物园里那些孩子们快乐的脸，我会觉得这样做还是值得的。就像人们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保护那些文物，为的就是让大家有机会来通过这些文物，回顾我们的历史，感受我们这个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但是现在，就是那么一瞬间，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天，这些东西不见了，我们因此对很多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得而知。
萨达姆情结 直到现在，说起当地人对于萨达姆的感情，我只能够用复杂这个词来形容。
战争前到过伊拉克的人，对萨达姆的形象不会陌生。巴格达的街头，随处可见萨达姆的雕像以及画像。有点像利比亚，卡扎菲的大型画像也到处可见，不过还没有巴格达那样夸张，也没有那么多铜像。
在巴格达，萨达姆无处不在。萨达姆广场、萨达姆清真寺、萨达姆大桥……打开电视机，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从画面和歌手的表情，可以看出来，都是些歌颂萨达姆的MTV 。轰炸激烈的时候，收看伊拉克电视台的节目，除了偶尔有一些新闻片段，诸如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手拿武器的伊拉克民众高呼支持萨达姆的口号，大部分时段都是歌舞升平，歌唱美丽的伊拉克，歌颂伟大的萨达姆。
我没有亲眼见过萨达姆，但我见到了他治下的伊拉克人民的生活。记得还是在约旦的安曼准备进入巴格达之前，和约旦的司机聊起伊拉克，他说，巴格达是个大城市，和巴格达相比，安曼像一个小城镇。这个总结在我第一次来到巴格达之后获得了印证，因为巴格达真的是非常有大城市的风范。而每次当我们从安曼开车前往约旦和伊拉克边境的时候，我们约旦的司机总是抱怨公路建设的水平太差，他总是说，如果你们到伊拉克，那一段公路修得才叫好呢。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如果修得不好，那些修路的工人就会遭到杀身之祸。
第一次和伊拉克人谈起萨达姆，是和那个从约旦边境进入巴格达同车的巴格达妇女。她说，她喜欢她的总统，如果没有萨达姆，就没有今天的生活。直到现在，我想她说的应该是心里话，因为我们只是闲聊，而且我们一起冒着危险进入巴格达，也就是回她的家的时候，我相信她没有必要和我说谎话。
我第二次去巴格达，找到的翻译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非常漂亮、乖巧。不过翻译说，身为父亲，他有一个很大的烦恼，那就是自己的女儿直到现在还相信，萨达姆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和她的女儿聊，问她觉得萨达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说，萨达姆是一个伟人，有了萨达姆才有了伊拉克的今天。我问她，为什么觉得萨达姆是一个好人，她说，学校的老师，还有课本都是这样说的。我问她有没有看电视，看到美国人打进了巴格达，她说有，不过她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要打仗，为什么美国人要把萨达姆赶走。
我的翻译说，他和他的女儿这些日子老是为了这些问题而争执。他的女儿非常固执地相信萨达姆，他拿她没办法。也许，只能希望时间改变孩子的看法。
我想这种想法不只是这个女孩子一个人的，而是整整一代的。对于萨达姆，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已经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塑造出一个概念和形象。希冀他们改变观念，或者说让他们学会自己来思考，而不是单纯地接受老师和课本灌输的东西，还需要时间，也需要环境。
美军还在轰炸巴格达的时候，和任何一个伊拉克人聊起来，每个人都会表现出义无反顾的样子说，我们会拿起武器，我们会和美国人战斗到底。但是很快，当美国人还在准备进入巴格达之后可能遭遇的一场恶战的时候，萨达姆和他那誓与敌人斗生死的军队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对于美国人的进驻，原本斗志昂扬的伊拉克人，大部分都变得沉默了。
我们第二次回到巴格达，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的几天之后，整个巴格达忽然从一个戒备森严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萨达姆成为人们发泄的对象。
所有萨达姆的画像都被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糟蹋得面目全非，只能隐约地感受到，原来的萨达姆微笑着看着这个城市。在市中心，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他的一座塑像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是没有了他的头部，第二天塑像已经被砸烂到胸部，第三天成了半截，第四天终于倒了下来。
尽管如此，和巴格达人聊起萨达姆，他们说的还是不多。经过一些富人的住宅区，我的翻译禁不住说，你看，这些都是萨达姆的亲戚和亲信住的地方，在这个国家，只有和萨达姆有关系的人，才会有好的生活。
我们到过贫民区，在巴格达市区的西南部。和城市的繁华比起来，那种肮脏和简陋，会让人不能相信这里仍然是巴格达。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当地人对于萨达姆的不满，因为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这样富有，有着那么多的石油资源，但是大部分人却还是那么穷困，另一小部分人却能够过着奢华的生活。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那就是有一个安定富足的生活，能够看到自己的将来。
战争使伊拉克民众蒙受了灾难，也擦亮了他们的眼睛。萨达姆政权被推翻的热情过后，老百姓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马上得到改善，相反变得更差。
整个城市没有水电供应，更大的问题是，流散在民间的枪械，使民众生活在惶恐当中。我还记得，当我们在一个贫民区采访的时候，我们被当地的民众团团围住，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愤怒。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颗弹头对我说，你看，这是在我家墙壁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颗，每天都会有邻居的子弹打到家里面，我不敢让我的孩子出去，即使是白天，因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枪。他说，真的非常怀念萨达姆的日子，虽然同样是穷，但是我们不会挨饿，也不用为安全而担心，至少不会被邻居的子弹打伤或者打死。
抱着这样心态的人在慢慢增多。特别是眼看着自己的生活朝不保夕，有些人开始怀念起萨达姆来了。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克，就在他生日之前的两天，我们到了那里。我们问当地民众怎样看萨达姆，有的人不敢说，而有的人则对着我们的镜头大声地喊着支持萨达姆的口号，尽管美军就在距离他们一百米的地方驻守。在提克里克，到处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支持萨达姆的标语，当地人说，他们相信，萨达姆没有死，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担心萨达姆突然有一天会重新出现，这也是不少当地人不愿意多谈萨达姆的原因。美国人不断地表示，自己不会在伊拉克长驻，一方面让伊拉克人觉得，他们并不是为了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不少的伊拉克人觉得，到时候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没准，那个时候，复兴党就会卷土重来。
非典型遭遇 本来觉得，SARS离自己很远，因为病毒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正在中东，更多的时候在巴格达。不过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在信息不发达、战火硝烟弥漫的巴格达，SARS这个名称也已经让当地人熟悉了。我还记得我在酒店坐电梯，一个当地人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中国，结果他马上大叫一声：“Virus 。”当然他是用开玩笑的口气，但是当时那一刹那，还真的有点被别人歧视的感觉。
临走的时候，和当地的同行道别，结果每个人都说，一定要小心，当心感染上SARS。其实如果你留在巴格达的话，可能更加安全一些。就连我的翻译也说，一定要小心那个病毒。
从巴格达回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是疫区，所以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除了自己要采取保护措施，两个地方也会有很多举措，可能会觉得不方便。不过总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从北京再回到香港，要到俄罗斯出差，可是真正尝到了SARS带来的不方便。
我们订的是俄罗斯航空公司从香港直飞莫斯科的机票，凌晨一点的飞机，我们大约十点多到了机场，时间太早，于是我们决定先大吃一顿，然后上飞机睡觉，因为下飞机正好是第二天上午，可以马上展开采访工作。到了十一点，我们来到登记柜台前，地勤人员告诉我们，飞机还在莫斯科。我们知道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旅客人数不足，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飞一次就亏一次的钱。至于什么时候会飞，航空公司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办法，为了要赶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代表团到达之前赶到莫斯科，我们当机立断，买了英国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到莫斯科的机票，虽然每张机票要港币一万八千元，但是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时候，距离英航的飞机起飞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登记柜台已经关闭，我们几个电视台，除了有六个乘客，还有差不多二十箱的设备要寄存，不过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非常合作，重新打开计算机，并且通知飞机等我们的行李上飞机。待我们一路急跑上了飞机，刚刚坐下没有几分钟，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已经亮起。结果我们非但没有大吃上一顿，还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我们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开始分析航空公司为什么这么好的服务。一个同事马上说，你们算一算，我们六个人加起来的机票就差不多十二万，还有一万多的行李超重费，这个时候，航空公司敢得罪我们吗？
虽然我们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是航空公司因为SARS的原因经营困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我们这些要经常坐飞机，赶时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头痛的事。
就好像在我们采访期间，俄罗斯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所有从莫斯科飞往香港的班机，于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能够先飞上海，然后从上海飞香港。两班飞机之间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转接时间，按照我以往出差的经验，只要莫斯科到上海的飞机不晚点，肯定没有问题。结果飞机准时到了上海，大家正准备下飞机，空服人员宣布，上海的卫生检疫人员要上飞机，给每个人量完体温才能够下飞机。只是我们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还是不见动静，我终于忍不住，跑到机舱门口看个究竟，同时也希望能够和对方通融一下，让我们转机的这些人先下飞机。到了机舱门口，看到那些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争执，原来这些检疫人员没有登机证明，所以航空公司不让他们上飞机，而这些检疫人员又坚持如果他们不能够上飞机，谁也不能够下飞机。我问他们，因为我们要转机，能不能让我们先量体温，然后让我们先走，结果没有人理睬我。看我站在那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还非常严厉地说，你不要在这里捣乱。
一个晚上没有睡，又担心赶不上下一班飞机，我拿起手机就打电话向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投诉。结果新闻办说，市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要求每个乘客在飞机上量体温，不过如果是民航局或者机场自己的规定，那市政府也没有办法。
坐在飞机上，看着手表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动，倒不是着急坐不上飞机，而是觉得，为什么为了防止SARS，非要把事情搞得如此复杂，而且不顾及别人对于一个城市的看法，如果我坐的飞机来自香港，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来自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