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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霍夫曼为我们摘录了以下片断。
一
1920年，一位年轻的亲友来到斯图加特看望爱因斯坦，但未能见到。爱因斯坦知道后，提笔写了这封信：
“亲爱的小姐，
“听说你为没有见到你的叔叔而感到十分扫兴，那就请允许我在这里为你描写几句。他有一副苍白的面容，长长的头发，身体已经开始发胖。走起路显得笨拙，抽着雪茄烟（如果有的话），手上或衣袋里总有一支钢笔。他的腿一点也不弯，什么毛病也没有。应该讲还算是英俊男子，不象有些难看的人，连手上都是毛。”
二
爱因斯坦厌恶追求名利。1927年5月，当时科技界不少人四处打听，将由谁继任马克斯·普朗克的教授职位。爱因斯坦写信给物理学家保尔、埃仑法斯特说：“谢天谢地，这和我可不相干。我也不想参加那些‘巨头’的角逐，去搞这种你抢我夺的交易，在我看来始终和拜金崇权一样，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奴性表现。”
三
1929年，爱因斯坦五十寿辰之际，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致函祝贺，并称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一位“走运的人”。爱因斯坦答道：“您为什么要强调我的‘运气’呢？您对那么多人的性格气质都做出了透彻的分析，而对我却没能这样做。”
四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移居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到达后不久，应一份一年级大学生办的杂志邀请，他欣然发表书面讲话：“想到将来能生活在象你们一样幸福的青年人中间，我极为高兴。要是你们要我这个老大学生谈谈什么金玉良言，那我就说，不要把学习看成是任务，要把它作为是令人羡慕，不可多得的机会去认识美，解放思想，既获得个人乐趣，又有利于社会，而你们将来的工作必定是要为社会服务的。”
五
同一年，爱因斯坦收到慕尼黑一位音乐家的来信。这位音乐家已失业，情绪低落，愁肠百结。爱因斯坦劝告他：“别再看报了。试着找一些和你所见略同的朋友，读些前人名著：康德、歌德、拉辛，还有外国的古典作家。慕尼黑四郊风景美不胜收，到那里欣赏大自然去，去看看周围的动物，那您那种生就的快活性情又会失而复得，没什么会再使您烦恼。”
六
1936年，一个美国大出版商要扩建乡间别墅的图书室，希望在奠基石中放一密封金属盒，内置名人致词，以供后世深思反省。爱因斯坦应邀留言。他幽默地写道：“亲爱的后世人，要是你们没能比我们（或不如说，比我们曾经是的那样）更公道正直，更爱好和平，以及总的来讲，更通情达理，那末，见你们的鬼去吧！这是我诚挚祝愿你们的同时所敬赠的由衷之情。
你们忠实的爱因斯坦”
七
1943年，一个女大学生来信说她上数学课比较吃力，因为没有其他同学聪明，所以就需花费多于别人的气力来学习。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但愿你的困难不要使你焦虑不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遇到的困难比你的要大得多呢。”
八
1948年，一位图书发行人要去美国图书协会发言，他向爱因斯坦诉说，人们对科普读物兴趣日益减小。爱因斯坦的答复是：“大部分科普读物力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至于清楚地解释题材的基本目的、要采用的基本方法，就做得较少。这种书读了两本，读者就会完全灰心，把它看作是天书，还不如束之高阁。此外，总的讲来，这类读物内容追求耸人听闻，使认真的读者感到厌恶。这并不是读者的错误，而要归咎作者、编者。要是事先不能肯定，凡理解力不差的外行都能看懂并欣赏这些科普读物，就不应该出版它们。”
九
1951年，一个犹太教大学生写信说，他爱上了一个信奉浸礼教的姑娘，父母虽喜欢她，但又不同意考虑这桩婚事，因为是异教通婚。为此，他很痛苦，也很为难：既不想放弃对姑娘的爱情，又不愿自己的婚事使父母长期不快。爱因斯坦的复信写在了来信的背面：
“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我不赞同在孩子们做出关系到个人前途的决定时，父母抱着施加影响的态度。我认为，每个人的问题应该由本人处理。
“不过，你倒应该冷静地问问，自己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在做出与父母意愿不符的决定时不至于失去内心的平衡。若对此不是很有把握，那么你的那个考虑就是不适当的，这也是为了姑娘着想。这是你在决断时唯一应考虑的因素。”
十
1953年，爱因斯坦从印度德里收到一封来信。发信的是一位赤贫青年，已32岁，尚未结婚，想献身数学、物理，虽然自己的理工科基础并不很好。这位青年并不想去干活维持生活，因为这不合他“深沉的天性”。
爱因斯坦回信说：“您强烈希望学习物理的愿望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我得承认，怎么也不能和您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吃的、住的都来自人类的劳动。反过来，我们的责任就应该是选择一个能维持生活的职业，同时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工作。要不然，不论我们的日常需求如何简单，我们还是会成为寄生虫。在您的祖国，人们正在为发展经济而斗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必不可少，因而上面所说的一点就更有必要。
“我还仅仅只是说了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努力进行科学工作，就应该知道，即使是天资极高的人，要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始终很可能一过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就会感到筋疲力尽。
“因此您的出路只有一条：把您最主要的时间用于符合您个性的职业，业余时间再用于学习。这样，不论如何，就是没有缪斯女神的祝福，您也能过正常、和谐的生活。”
十一
世界的末日是什么样子？在回答一个孩子提出的这一问题时，爱因斯坦写道：
“地球已经生存了十亿多年。至于你问它什么时候消亡？我可以给你这样一个建议：你等着瞧吧！
又及：为了你集邮，附上几张邮票。”
Number：4902
Title：给爱因斯坦照像
作者：哈尔斯曼
出处《读者》：总第36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周吉础
怎样能把爱因斯坦这样一个具体人物的特征在摄像中充分体现，使我煞费苦心。1947年初，我终于鼓足勇气，带上相机、闪光灯再次登门。科学家安详地坐在书桌前思索着他的算式，我接连摄取了几个镜头。突然间，他抬头看了看我的相机并和我搭话。他失望地谈到他的那个E=MC2公式和给罗斯福的信引出了原子弹，使科学研究导致这么多人的死亡。我觉察到这位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科学家见到知识转化为杀人武器又被政治狂人控制而深深感到的不安和痛苦。他沉默着，目光充满忧虑，低着头若有所思；我也发了呆。他猛一抬头，我连锁反应地扳动了相机的快门！
Number：4903
Title：陈嘉庚办学
作者：洪永宏
出处《读者》：总第36期
Provenance：海峡
Date：1983。2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倾囊办学
光绪二十年，公历1894年，福建同安县集美社还是个不知名的村落，村民全都姓陈，据传其祖先乃河南光州固始县人氏，宋末因避兵乱迁徙来此，蕃衍的后裔就散居在这小小半岛上的六、七个角落里。
都快到除夕了。有一天，夜幕在雨丝的伴随下悄悄地降临。社里后尾角一户为长子做过“满月”的人家，房间里依然点起了大红烛，年轻的母亲张宝果抱着婴儿厥福，坐在床沿，丰腴秀丽的脸庞在烛光映照下显得更加妩媚。她才十九岁，上一年这时节过门到陈家来。在那年代一个妇女为夫家生个男孩，往往比洞房花烛夜更叫人心醉。就因这样，她沉浸在那洋洋的喜气里，好一会儿才眨了眨那一对聪慧的眼睛，柔声地唤着坐在桌旁的年轻丈夫：“该歇了。”
陈嘉庚伸开双手，接过裹着襁褓的婴儿，亲热地叫了一声：“宝果！”然后又凝着神，半似问答半似自语：“我正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用积蓄下来的那两千银元办个学塾。”陈嘉庚认真地说。
“啊？”张宝果十分惊讶，“就剩那两千元了，咱们的阿福才刚满月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陈嘉庚感慨地说，“自从南轩学塾停办以后，社里儿童求学无门，这样下去，乡亲们岂不都成了蔽眼盲牛？”
张宝果不作声了。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张建壬是个学问渊博的秀才，却在乡里设馆教学，传文播道，那无意仕途的豁达气度早就熏陶着她。结婚这一年来，已经二十一岁的丈夫像个蒙馆学童，整天跟着邻乡的塾师补习四书五经，那如饥似渴的好学精神，更使她深受感动。她理解丈夫想办学塾的心意，也熟知丈夫仁善侠义的天性，只是对捐尽积蓄感到忧虑。
陈嘉庚看着心爱的妻子低下了头，知道她的心已经动了，连忙热切地劝慰道：“宝果，咱们日子过得还算宽裕，阿爸在南洋的生意又一年年兴隆，咱们是该为乡里办点好事。”
“你想办个学塾，这当然好。”张宝果说，“只是……要不要花那么多钱。”
“两千元哪算多呀。要修塾馆，要聘塾师，还要留一笔钱作常年费用。”
“那两千元是你出洋三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就这样全数用掉？”张宝果还是舍不得。
“用掉怕什么。”陈嘉庚答说，“钱财是流动的，有来有去，有去有来，好比掘井得泉，今日用明日则依然流满。”
张宝果连连颔首。
学塾很快就开馆了。塾馆门前，挂着陈嘉庚亲自拟就的两副对联。一曰：“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袷有容”，一曰：“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失学的集美儿童又欢聚在这惕斋学塾，读书识字，吟诗作文。
第二年夏天，囊底空空的陈嘉庚告别年老体弱的慈母和温柔美貌的贤妻，再次来到父亲陈杞柏客居的新加坡。仍在父亲开设的顺安号任经理。谋事以忠，事亲以孝，终日仆仆于事业。
顺安号原是一家米行，长年向暹罗、安南、仰光等产米区采买大米，从海路运到新加坡，然后售给本地的零售米店，供应日益增加的居民食用。因为经营的是生活必需品，利润较有保证。他父亲在有一定积蓄之后，就购置一些地皮屋业，并办起一家硕莪厂，一家黄梨罐头厂，产业总额大约十余万元。
廿二岁的陈嘉庚接任经理后，首先着手扩展米业，兼营外埠生意；接着在柔佛增开一所黄梨罐头厂，并经营数百英亩黄梨园；对收入较差的硕莪厂则承顶给别人。这样精明运筹，加上地皮屋业涨价，顺安的营业就越来越发达了。作为顺安号经理的陈嘉庚，月薪也随着逐渐增加。办惕斋学塾捐出的钱财果真“流”回来了。
父业式微
数年过去，在陈嘉庚努力经营下，他父亲已拥有屋地产三十余万元，加上米业，黄梨业及其它，共有业产四十余万元，比陈嘉庚接任经理初期增加两倍多，成为新加坡的中等富户。
正当陈嘉庚初显身手之际，突然噩耗传来，把他从小抚养成人的慈母不幸谢世。陈嘉庚闻迅哀恸，恨不得立即飞回母亲灵前。但父亲因营业无人替理，不许奔丧，待到他廿七岁时，才回到集美安葬家慈。
光绪二十九年，公历1903年，三十岁的陈嘉庚修毕先慈陵墓、建成厦门店屋之后，于七月初再度南行，一踏入顺安店门，但见店里凌乱不堪，好似无人管顾。他心中惴惴不安，急忙赶到新宅拜见父亲，想问个究竟。没料到父亲在久别相见之时，脸上竟毫无笑容。陈嘉庚知道事情不妙，匆匆又返回顺安号，找到他回乡后代任经理的族叔。这位族叔已身染麻木之疾，神情沮丧，问起经营情况，均推不知。他连忙调出账薄，仔细查核，，外欠的流动借款竟达三十二万元之巨，比三年前他回乡时增加二十二、三万。陈嘉庚大吃一惊，在查看资产部分，屋地业产依然只有三十万元左右，并无增加，而顺安米店的资本却全部用罄，黄梨厂还欠市面白铁皮等款项五万余元，加上拖欠大笔利息等项，共计亏空二十万元。
“惨罗，惨罗！”陈嘉庚脸上阵阵抽搐。
“幸好你来了，嘉庚。”躺在病床上的族叔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不中用了，这经理还是你接回去吧。”
“不，我不接。”陈嘉庚拒绝了。
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年，企业蒸蒸日上，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这当中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呀。三年，他回乡仅仅三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竟破败到如此地步。这不是他的责任，他如必再陷进去受拖累呢？
可是，自从十七岁南来，父亲的企业一直是他生活的靠山，习商的学堂，练才的场所，创业的基地。这些他经营过的屋业、商店、工厂、种植园，曾经给了他多少营养啊？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毁掉？
陈嘉庚终于被自己的善心所征服，接管了破败的企业。
重整旗鼓
他父亲感到无限欣慰，授他全权处理。
一个企业收束的计划提出来了，并付诸实施。店、厂和屋地产，有的承顶出去，有的招商合股，有的托人转卖，有的暂告停业。剩下的借款三十万元，则以尚余的屋地产业抵还三分之一。这样收束下来，市面上的中西商人，大都以为是顺安因乏利不愿滥作，结果既保住父亲声誉，又避免破败加剧。最后亏欠的二十万元，依法只好挂在父亲陈杞柏的名下。
陈杞柏破败企业的妥善收束，宣告了陈嘉庚依靠父亲的历史的结束，也使他摆脱了中国旧家庭那种根深蒂固的父子隶属关系，使他成为一个可以创立自己家业的“自由人”。
但在这时，陈嘉庚却一无所有，双手空空。
经过一年的思索和斟酌，隔年一开春，陈嘉庚立即以龙腾虎跃之势，投身于新加坡的实业界，展开他那艰辛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活动。
首先，他告借了七千元，在距新加坡城区十英里的讲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黄梨罐头厂。
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来的七千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黄梨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市面华、洋商人赊取。开工后制成黄梨罐头，又可卖得现金。现在工厂既然如期盖好，开工也就没有问题。四月黄梨一上市，“新利川”就开始生产了，到六月底止，三个月时间，月拼夜搏，制成了上万箱黄梨罐头。核算结果，获净利九千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着实惊人。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收束时招人合伙的月新黄梨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
一切都很顺利在进行着。但鸿图初展的陈嘉庚，心中却还压着一块大石头，一块十分沉重的大石头，这就是他父亲企业收束时尚欠的二十万债款。
一年，两年，三年，到了第四年，陈嘉庚的资产已经积累到十多万元，而且新投资的恒美熟米厂每月有净利一万余元。他舒了一口大气，毅然找了前顺安号的债主，郑重其事地提出愿代还父债。
这一笔原已无望的呆账，就以折还九万元结清，双方并在律师处立约，登报存案。
全部家当才十几万元的陈嘉庚，一下子拿出九万元代还父债。“流”回来的钱财就这样又用出去罗！
支持革命
就在这时，被革命志士拥为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来到了新加坡，组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民族、民主革命的火苗，在华侨中顿时燃成熊熊的烈焰。
赤胆侠骨、怀国忧民的陈嘉庚，一经挚友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就如同水之归海，铁之附磁，立即向往共和，倾心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震撼了中华大地，各省纷纷响应，福建省亦于十一月九日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新加坡的华侨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闽侨们纷纷汇集到福建会馆所在地天福宫，议定组织福建保安会，负责筹款支持福建省民主政府维持地方治安。
经过他和其他领导成员的努力，共筹款二十万元，汇到福建后，对稳定局势，振奋民心，维护治安，推进革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久，孙中山先生回国途经新加坡，向陈嘉庚提出了到国内后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陈嘉庚答应支持五万元。孙中山先生回国后来电请援，他立即如数汇交。
辛亥革命给陈嘉庚以莫大的鼓舞，激发起他满腔的爱国热忱。过后他自己回忆说：“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因此，他“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帛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
这次回国办学，陈嘉庚与早年设立惕斋学塾时可大不相同了。当时只是出于仁怀善心，对教育的道理还朦朦懂懂。出洋到新加坡住了这十几二十年，接触到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文明，1910年又担任了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总理。他不仅深感到兴办教育乃国家富强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点办学经验。因此一回到家乡，就先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到全县二十余万人口只有县立小学校一所，私立小学校四所。
同安县立小学，乃属于当时所谓的新学。过去封建社会里，各地都只有塾馆，一个塾馆只有一个塾师。学童们读的无非是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稍大之后才读四书五经。根本不学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连吃败仗，亲身领教到洋枪、洋炮、洋舰、洋车的厉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掀起了一个洋务运动，在购买外国器械、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号称新学。接着，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也陆续办起一些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仿照西方学校的中、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