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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8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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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从不改变他的价值观念,也从来不自大。在波士顿,第一家使用电灯的戏院开张时,电力发生故障,他马上除掉领带和燕尾服(他讨厌这种服装),毫不犹豫地跑到地下室去帮助设法修理。在巴黎,他把衣服翻领上的红蔷薇形徽章摘掉,免得朋友们“认为我是花花公子。”

  三

  人们谈到爱迪生的时候,有时说他没受过教育。不错,他只受过六个月的正式学校教育,但是他在母亲教导之下,八九岁就已经读过“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的典籍。他在大干线铁路上做小贩及报童时,时常整天消磨在底特律图书馆里,那里的藏书“由头到尾”他都读过了。在我们家中,他经常备置许多书籍和杂志,还有五六种日报。

  这位一生成就极多的人物,从小就几乎是个十足的聋子。只有最大的响声和喊声,他才听得到。但是他对这个缺陷并不在意。他说“从十二岁起,我就没听见过鸟叫。但是耳聋对我不但不是障碍,也许反而有益。”他认为耳聋使他提早读书,还能够专心,不必和人闲聊,省下许多时间。

  有人问父亲,为什么他不发明一种助听器,他总是回答说:“你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听到的声音,有多少是非听不可的?”然后他又补充说:“一个人如果必须大声喊叫,绝对不会说谎。”

  他喜欢音乐。旋律清楚的,他有办法欣赏,用牙齿叼着铅笔,把笔的另一端搭在留声机的匣子上,藉以“倾听”。这样他可以领略仰扬顿挫和节奏之美。在他所有的发明中,留声机使他最得意。

  虽然他聋,跟他谈话要大声喊叫,或用笔写出,但是新闻记者还是喜欢访问他,因为他的见解十分精辟。他绝对不承认幸福和满足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他说:“如果你能为我指出一个完全满足的人,我就可以断言他必定是个失败者。”

  四

  他从没退休,也不怕老。在八十高龄,他还开始研究一门以前未曾研究过的学科植物学,想在当地植物中找出橡胶来源。他和助手们把一万七千种植物加以试验和分类之后,终于研究出从紫菀科植物抽取大量胶汁的方法。

  八十三岁时他还拉母亲去热闹的纽华克机场“看一个真正飞机场的实际情形。”他第一次看到直升机的时候,笑逐颜开地说:“我一向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于是他又开始设计,对于那架不大为世人所知的直升机,提出许多改进的意见。

  到了八十四岁,他终因患尿毒症危在旦夕。数十位新闻记者前来探访他的病情,整日守候。医生每小时向他们宣布一次消息:“灯火仍然在照耀着。”到1931年10月18日上午3点24分,噩耗终于传来:“灯灭了。”

  举行葬礼之日,当局为了向他表示哀悼和敬意,本来预备把全美国的电流切断一分钟,但是考虑到那样做所付代价太大,而且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所以只把一部分灯光熄掉片刻。

  进步之轮是片刻不停的。爱迪生泉下有知,一定也同意这样做。

Number:4744

Title:自愿经受海难的人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3期

Provenance:《世界青年》《海洋》

Date:

Nation:

Translator:

  1952年12月10日上午,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英国货轮《阿拉卡卡号》正向圭亚那的乔治敦驶去。船上的水手突然发现海面上有一只橡皮筏随波漂荡,货轮向救生筏靠去。筏上只有一个人,他的模样真叫海员们吃了一惊。他是一个满脸胡须的青年,骄傲地挥舞着一面法国国旗。“需要救吗?”克里斯·卡特船长用扩音器问。青年回答说:“不,谢谢。我只想知道确切的时间和方位”。

  船长邀请年轻人上船。他艰难地爬上舷梯,自我介绍道:“我叫阿兰·邦巴尔。法国人。”

  “邦巴尔?你干得真漂亮!大家都以为你早死了呢。我们带你去圭亚那。”

  邦巴尔倔强地摇了摇头,他要自己航行登上陆地。几分钟后,又开始了他那孤独的航行。《阿拉卡卡号》上汽笛长鸣,升旗三次,向邦巴尔致敬。这是只有军舰才享受得到的礼遇。

  今天,阿兰·邦巴尔惊人的事迹已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脑际。他自愿充当一名海上遇难者,在既无食物又无淡水的情况下,独自驾着救生筏横渡了大西洋。

  一生的兴趣

  1924年,阿兰·邦巴尔出生在巴黎一个富有而博学的家庭。每个假期,他都要去海边度假,于是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刚刚十二岁,他就学会了使用罗盘,识别岸上的航标,能够驾船航行一段海路。然而,家里希望他在学问上出人头地,把他送进了医学院。

  1951年,他在滨海布伦的一家医院当实习医生。在那里,他目睹了海上遇难者的惨状。“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死者的惨象,”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未能救活一个人。都死了,不是淹死,就是冻死或吓死。”

  这位年轻人深有感触。突然,他从中悟出了自己一生的目标:帮助乘船遇难的人活下来,他发现侥幸从失事的飞机和轮船上逃生的人,十之八九都不出三天就死在救生艇上。惊惶失措使他们丧了命。其实,一个人滴水不沾,也要七八天才死,不吃东西也会拖上四个星期。邦巴尔想:“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只要相信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又能利用海里的资源,多数遇难的人都会活出来的!”

  阿兰中断了医学院的学习,来到摩纳哥海洋研究所。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分析海水,解剖海鱼,了解鱼身上的含水量及营养价值。

  他根据在波利尼西亚的航海经验,用手把鱼的汁水挤出来,发现占鱼身上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重量都是水。这些汁水既无盐又无味,得放上些盐才得喝。这可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的水源!邦巴尔通过试验又发现,没有处理过的海水人也可以喝。如果每次只喝一点点,海水足以使人活上五六天。

  邦巴尔又发现,海鱼可提供充足的人所需要的维生素A、B、B1、B2,只缺少维生素C。缺了维生素C,人就会得坏血病。鲸鱼吞食大量浮游生物和水母,使他很受启发,因为鲸鱼同人一样,也需要维生素C。他分析了浮游生物和水母。这些在洋面上随波逐流,多得数不清的有机体,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食物的问题也解决了。

  出海

  邦巴尔整整七天不吃东西,只吃生鱼,只喝鱼身上榨出的汁水。然后,他在摩纳哥港湾里坐上一条船,用布把浮游生物捞上来吃。就这样,他又度过了十八天。

  很多科学家会到此为止感到心满意足了,但邦巴尔却不因为取得了科学数据就善罢干休。他关心的是海上遇难的人,怎样才能使他们死里逃生。为了办到这点,他要作一次真正的海难试验!

  1952年5月23日,试验开始了。他乘着一只特制的橡皮筏从摩纳哥港出发。他给橡皮筏取名为《异端号》。同他一起出海的是位英国朋友,航海家杰克·帕尔默。两人用十八天到达了巴里阿里群岛。十八天中,他们吃生鱼和浮游生物,喝的是鱼身上的汁水和海水。

  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邦巴尔想到,如果他志愿从旧大陆漂泊到新大陆,他的理论就不再有人会怀疑了。帕尔默认为此举纯属自杀行为,拒绝参加这次航海。于是,邦巴尔便单独制定了横跨大西洋的计划。

  1952年10月19日,阳光明媚,邦巴尔升起《异端号》的小小风帆,从加那利群岛的帕尔玛岛出发了。眼前是浩翰的大西洋,他将在没有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独自征服大洋。他计划向南航行,顺着西风到达北回归线,从那里,东北贸易风就会把他带到南美洲。很少人相信这个计划行得通。出发前有人想通过他妻子吉莱说服这个年轻的“疯子”。吉莱刚生了女儿纳塔莉,但她相信丈夫,拒绝了别人的请求。

  搏斗

  邦巴尔出海的第一夜就遇上大风浪。风暴持续了六天。惊涛骇浪铺天盖地向他袭来。除了海水什么也没有,但信念使他继续前进。

  四天后,《异端号》的帆被强劲的海风撕成两半。邦巴尔换上了一个新帆,可是不到半小时,连帆带绳又被风刮走了。小船在风雨中飘摇,邦巴尔开始担心起来。10月27日,邦巴尔在船上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捕到了一只鸟,生鸟肉虽然难吃,他还是吃下去了。

  次日,他的手表坏了。从此以后,他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好在鱼儿很多,每天晚上都有十来条飞鱼落在雨篷上。每天早上,他都挑两条最好的飞鱼吃下去。但他开始感到坐卧不安。他的双脚浮肿,两腿麻木,坐着屁股痛,躺下骨头痛,站着也不舒服。他只好不时变换姿式,有时就干脆跪在船上。后来,他的指甲开始脱落,手背也出现了奇怪的斑疹。

  他知道,遇难者要生存,就得从严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定了一套作息制度。每天早上吃二三条夜间落进筏里的飞鱼,然后开始钓鱼。找够白天的食物;接着做半小时柔软体操,以防肌肉萎缩;中午,是定方向的时候;下午整整两个小时是科研和医学观察:量血压、体温、查小便。

  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筏子。小小的漏气孔便意味着死亡。他注意到,老在一个地方即使轻轻磨擦,橡皮也会磨损。于是他每摇一次桨就换一个位置。夜里,他用筏上的篷布裹住全身,睡觉时只露出头来。

  11月27日,他发现船上有一只苍蝇。这是好兆头,快到陆地了!但到第二天,还是看不见陆地,他开始不安起来。他已飘流了41天,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陆地呢?他开始腹泻,有时一天要拉20次之多。到12月1日,大便里带血,这使他十分忧虑,情绪低落下来,书写日记的字体也模糊不清了。几天过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怎么办?于是,他就提前写了遗嘱:希望把他的日记编成书;安排好他夫人和女儿的生活;他的试验进行了50天,死了也值得;最好在将来的中、小学宇宙知识课中增加航海知识。然后,他就把写好了的遗嘱装进瓶子里密封好,抛入大海。

  可是,幸运之神又一次向他招手了。12月10日,当他刚从睡袋里爬起来时,他突然象触电一样跳起来,高声叫喊:“船!一条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阿拉卡卡号》货轮。

  1952年12月23日,经过65天海上航行,邦巴尔到达了巴巴多斯。他身上掉了90磅肉,周身都是病痛,可是毕竟活了下来!

  海军的榜样

  邦巴尔的事迹传遍了全球。人人都说他是位英雄。在法国奥利机场上人山人海,热烈欢迎这位英雄胜利归来。他写的《志愿漂泊者》一书畅销一空。但是,邦巴尔并不满足于现状,在以后几个月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异端邪说”,他又航行了5;500海里。同时,他还发明了一套标准的海上自救设备,包括救生筏、渔具和小网。

  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对邦巴尔的设计作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他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苏联海军和空军完全根据这位法国人的经验,为水手和飞行员开设了自救训练项目。法国军医局局长加布里埃尔·奥里成了“邦巴尔”方法的积极赞助者,几乎全世界所有海军都采用了他的方法。

  一九六0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海上安全大会,公布了一项规定:凡排水量为五百吨以上的商船都必须装备按照“邦巴尔法”制造的自动充气救生筏。七年以后,法国政府颁布了一条通令,将这条规定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商船、渔船以及游艇。

  三十年过去了,邦巴尔现在已是土伦港外海洋了望台的台长。每天他收到四百多封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在人们心目中,他仍然是位英雄。

Number:4745

Title:周恩来同志谈个人经历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3期

Provenance:《了望》

Date:1984。2

Nation:

Translator:

  1946年8-9月,周恩来同志应《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李勃曼之约,谈了个人的经历及其他一些问题,这是其中个人经历的前一部分。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父,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

  十五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当时,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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