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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悲剧色彩足以使人踟蹰徘徊的选择，正是我们所要说的典型的道德困境。
在道德生活中，在是与非之间、善与恶之间、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是容易的；道德困境的实质恰恰是要人们在是与是之间、善与善之间、两个有价值的东西之间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生活中最深刻的悲剧就是由是与是之间的矛盾酿成的。
下面再举几个平常的例子：
例一，社会目标选择上的困境：如道德价值优先还是经济价值优先。就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开发而言，主张全面开花，沿海内地均衡发展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效益，主张为了地区间的平等不惜以部分地区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主张“梯度理论”，优先保证沿海地区经济起飞的实际是强调经济价值优先的。而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又很难比较两者的价值孰大孰小，由此就形成了决策目标选择上的困境。
例二，人生目标选择上的困境：如爱情与事业，归宿感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冲突。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在巧珍和黄亚平之间所作的选择实质上就是在爱情与事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仅仅为了爱情，他内心的天平无疑是倾向于刘巧珍的，可代价却是舍弃黄亚平可能为他提供的到大城市去显露才华的机会；如果单单为了事业，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黄亚平，但他犹豫了，原因就在于巧珍的爱情也是难以割舍的。这几年在女性中有一个热门的话题“什么是理想的女性”。有人为女强人大唱赞歌，又有人呼唤着贤妻良母，为此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也在于构成两种类型的人格要素很难共存于同一女性身上，而两种类型的女性又都是有价值的。
例三，人格要素及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困境，如正义与真诚、目的与手段的冲突等等。比如，有人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知识结构而选择了从政的道路，其政治抱负是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从动机上看，这无可非议。如果你所在单位的领导是正派的、有眼力有能力的，你也不会遇到什么困境。但如果领导昏庸无能的话，麻烦就出现了：你非常珍视真诚这一品质，可他偏偏吃“拍”；你满腔热情地寻找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可他偏偏喜欢“报喜不报忧”；你根据你的审美眼光喜欢西服革履或者其它式样的穿着，可他却偏偏将是否穿蓝灰色的中山装作为衡量干部是否朴素的标尺；看不惯的事情你就得说出来，这符合你的个性和正义感，可他偏偏器重那些“老实”“听话”的下属……怎么办呢？如果你要保持你的个性，其代价无疑是影响甚至葬送你的前途目标的实现（因为对你来说？不做官很难成事）；可如果你要使你能被提拔的话，又得牺牲你的个性和真诚。
道德困境产生的主观原因是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宿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都是人所渴望实现的，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人们不能舍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充实同样也不能舍弃。实际上，所有的道德困境归根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人的某种需要同另一种需要的冲突。
道德困境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现存的社会条件难以尽如人意。假如将来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改变了，假如机会能够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进行完全均等的分配，假如没有不正之风对合理的机会平等的干扰，那么，高加林的困境也许根本就不会产生。同样，假如我们的干部都是正派能干的好人，或者干部的选拔不是采取上级任命的办法，也许那些渴望从政的人们也就避免了上述在仕途和人格之间进行选择的困扰。假如家务劳动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做女强人还是做贤妻良母的争论也将会缓和得多。
但是，社会条件的改善是受历史制约的，把问题和责任合盘推给社会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理想的社会虽然可以将道德困境的出现率减少到最低限度，也难以彻底避免其发生。旧的困境消失了，又可能有新的困境产生。像毛姆所描述的那种困境，还几乎与社会条件无关。
处于困境中的选择者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困扰和痛苦，但是不能因困扰而不作选择，否则所有的价值将一并被舍弃。出门远行，飞机虽有速度，却没有火车安全，火车较安全，却又没有飞机的速度，我们总不能因两者都不那么十全十美而干脆不出门。
那么，如何判断其中的某一种是“最值得选择”的呢？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诉过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价值倾向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有助于在困境中确定优先选择目标的技术性方法来。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把老祖宗的原则具体化。
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快乐测量法”，很有借鉴意义。尽管他罗列的7个标准是用于计算快乐的，但舍弃他所主张的“快乐”这一价值规定，换上选择者自己所认定的价值目标，并略加改造，也可以将这些标准当作在道德困境中进行选择的参照系：
1，强度：即比较两个价值中哪一个最有助于满足我们最强烈的需要。比如职业选择，某种职业创造性较大而收入较少，另一种职业收入较高而创造性稍差，选择什么呢？全看你更重视个人收入呢，还是更重视个人能力的释放。
2，确定性：即优先的选择必须是能够较确定地带来预期后果而不是仅仅有一丝丝可能性的。比如究竟是做女强人还是做贤妻良母，就得先看看自己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假如通过明智的分析，你认定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撒切尔似的“铁女人”，你尽管可以做铁女人去；但如果你的个人素质和外部条件根本就没有为你走这条路提供了多大的可能性，那又何必感情用事，瞎忙一气呢？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还不如当初做贤妻良母呢！
3，持久性：即优先的选择带来的预期后果应当是较为持久而不是暂驻性的。
4，远近性：即优先的选择应当能较快地带来预期后果。
5，纯洁度：即优先的选择应当是较少副作用的。例如，牺牲人格换官做，要想再找回自己的人格就难了，副作用大；保持人格暂时舍弃官运，一旦换了正派的领导或者换个单位，失掉的就有可能再得到，副作用小。
6，繁殖性：即优先的选择应当有助于其它价值或暂时被舍弃的价值的实现。
7，广延性：即优先的选择其预期结果应当对较大范围的人群有利。比如在分配方案的选择上，究竟用平均主义来保护弱者呢，还是用差等分配、鼓励竞争来刺激先进，就可以根据这条标准来掂量掂量。
除了以上7点，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机会的再生性：即如果某种机会是难得的甚至不再生的，那么，当这种机会的出现有助于某种价值的实现时，这一具备条件的价值就应在优先考虑之列。
以上方法，仅有参考价值，不可能象数学公式那样推出不容置疑的答案。另外，完全符合上述各点的价值也不存在，道德困境的特点恰恰在于各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各有各的好处。因此，在技术性权衡中，可以将符合某一项的记一分，违反某一项的减一分，然后根据积分的多少确定选择的重心。
Number：1982
Title：何必追赶时代
作者：丹尼尔·伯斯丁
出处《读者》：总第67期
Provenance：自学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王冰
有一种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正在泛滥并削弱着我们的思考力。它的名称叫信息。每日每时，这些随时由各处涌来的新闻把我们的头脑的每一个角落都塞得满满的，把我们的知识和理解力都挤了出去。使我们不能专心考虑当前的问题。
我们容易忘记，书籍也许是科技方面最伟大的成就。它把荷马、柏拉图、狄更斯等的文字送到我们的书房和床边。自从发明纸张和印刷术后，死人也是可以说话，可以向千万人说话。培根在1905年说：“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宝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象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书籍是人类大部分知识的记录、催化剂和刺激品。”
那么书籍和信息的区别何在呢？
“书有长久价值”。当天的报纸已塞进垃圾桶很久，但当天收到的书籍却安然立在我们的书架上。诗人庞德说：“文学是历久犹新的新闻。”书是载运知识的工具，越长久存在越有价值，而信息传播则靠随时作废而愈益发达。
“书是累积的”。一位作家的新作问世使我们想去读他早期的作品。爱因斯坦的著作诱使我们去读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的书。新知识补充旧知识，新信息代替旧信息，就好像今天的报纸提醒我们昨天的报纸是如何的荒谬或不完整。
“书有焦点”。书告诉我们关于某些事物的具体内容。图书馆是按照书的类别编目的，它有系统性，但报纸和广播则大部分只注意何时，而不注意何事，它们报道昨天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书建立传统”。书是建筑文明的砖瓦。我们在发掘古代名著之际充实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写更好的书，传给更多的人，更为深刻，更为久远。
当然，我们都需要信息，作为公民，消费者，我们需要它；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需要它以求赶上时代而不落伍。
因此，问题不在信息无用，而是它发展太快，使我们不知所措。最糟的是，信息使人上瘾，我们渴望得到它，因此不知不觉地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了许多无关的东西。
结果，我们这个时代便出现一种“赶上时代的人”，他们知道的东西很多，但却愚昧，甚至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这种人也许知道许多国家元首的私人怪癖，名人的言行，产油国石油涨价的威胁。但讲到知识的领域，谈及外交政策、经济、政治，他却茫然无知。
任何信息材料的价值通常是以其形成及发布之间的那一段时间长短而决定的。这就是说，书比杂志的价值高，杂志比报纸的价值高，报纸又比电视或新闻广播的价值高。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依靠程序逐步摆脱信息。可以先偶然停止一两天不看报和电视新闻，然后逐渐每星期只读一次报，只看一晚电视新闻。我们可以读一种新闻周刊以为代替。不久就会发现，这其间大量信息虽然漏看并不会感到可惜，却可以读几本书以补充我们的知识。
Number：1983
Title：讲价“要诀”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67期
Provenance：华文
Date：
Nation：新加坡
Translator：
有些人特别善于讲价，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所以他能压倒那待价而沽的商人。我尝虚心讨教，大概归纳起来讲价的艺术不外下列诸端：
第一：要不动声色。进得店来，看准了他没有什么你就要什么，使得他显得寒伧，先有几分惭愧。然后无精打采地道出你所真心要买的东西，伙计于气馁之余，自然欢天喜地地捧出他的货色，价钱根本不会太高。如果偶然发现一项心爱的东西，也不可失声大叫，如获至宝，必要行若无事，淡然处之，在打听诸多种物价之后，随意问及，否则你打草惊蛇，他便奇货可居了。
第二：要无情地批评。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你把货物捧在手里，不忙鉴赏，先不厌其详地批评一番，尽量地道出它的缺点。有些东西，本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嗜好不能争辩”，你这些东西是红的，我偏喜欢白的，你这东西是大的，我偏喜欢小的。总之，要把东西贬得一文不值，缺点百出。这时候伙计的脸上也许要红一块白一块的不大好看，但是他的心软了，价钱上自然有了商量的余地，我在委屈迁就的情况下来买东西，你在价钱上还能不让步吗？
第三：要狠心还价。先假设每个商人都是说谎的。不管价钱多高，拦腰一砍。这需要一点胆量，要狠得下心，说得出口，要准备一副嘴脸。人的脸是最容易变的，用不了加多少钱，那副愁云惨雾的苦脸立刻开朗，露出一缕春风。但这是最要紧的时候，这是耐心的比赛谁性急谁失败，他一文一文地减，你就一文一文地加。
第四：要有反顾的勇气。交易不成，只有掉头而去，也许走不了好远，他会请你回来。如果他不请你回来，你自己要有回来的勇气，不能负气，不能讲究“义无反顾，计不旋踵”。
讲价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山穷水尽了。
这一套讲价的“秘诀”，知易行难，所以我始终没能运用。我怕费功夫，我怕伤和气。如果我粗脖子红脸，我身体会受伤；如果他粗脖子红脸，我精神上要难过。我聊以解嘲的方法是记住郑板桥爱写的那四个大字：“难得糊涂”。
Number：1984
Title：死的呼唤
作者：舒乙
出处《读者》：总第67期
Provenance：文艺报
Date：1986。9。6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一
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起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一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我所知道的老舍悲剧的始末根由。我有意避开了“自杀”两字而用了“舍我”的字样。
道理很简单：“自杀”这个词在一个相当不短的历史时期内，已经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被清除，成了一个很忌讳的词儿。有一个时期，这个词是用一句完整而恶狠的话来代替的，叫做“自绝于人民”。以后，到了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又换了一个似是而非，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词组，也是五个字，称之为“非正常死亡”。在正规的悼词中则往往称之为“含冤去世”。
究其来由，可能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都应是准备为正义进步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如果自杀，便是放弃战斗，等于背叛了那事业。然而，这个假定，和由此导出的清规戒律，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中国历史上，有两起自杀是人人皆知的最高尚的行为：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的自杀。多少年来，这两起自杀一直在亿万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当成教育子孙后代的绝好教材，被当成诗歌、绘画、雕塑的永恒题材。
在国外，在受到亿万群众一致敬仰的伟大人物之中，自杀而亡的也不乏其人。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杰出贡献和他们人品的出类拔萃，也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自杀而轻蔑他们。他们的名字是：保尔·拉法格、劳拉·马克思、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杰克·伦敦、海明威……
由此看来，进步的、可爱的、值得尊敬的人也可能自杀，而且自杀之后，仍不失为进步的人，可爱的人和值得尊敬的人。
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再做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
我想，有朝一日，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里将可能出现一个分馆，这个分馆的名字，直截了当，就是“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为的是专门纪念他们和表彰他们！可以断言，这个“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一旦揭幕，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特色、最感人的纪念馆之一，像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无数善良的人们将在这个分馆里川流不息，凭吊默哀，献上鲜花，撒下热泪，因为这里陈列着本世纪最壮烈的一大悲剧。
二
在近代思想家中，鲁迅先生是第一个出来批驳凡是自杀都要受到呵斥的。他写过一篇叫《论‘人言可畏’》的长文，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和鲁迅先生的心相通的是巴金先生。黄裳和巴金谈天，又谈至老舍的死。黄裳说：“换了我就干不出这种事。”巴金先生听了到喝道：“你吹牛！”黄裳在记述这件事时写到：巴金先生说此话时“声音低沉而严厉，这是少见的。”
合理的结论应当是：对自杀要进行具体分析。对“挫折型”、“厌世型”的轻生应当持反对态度；对“忧郁型”、“疾病型”的绝望应当持同情态度；对“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硬骨头则应该肯定。否则，往前推，无法评价屈原；往后说，则无法评价老舍和老舍们。
老舍自己恰好是写“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自杀的能手。臂如：《猫城记》中的小蝎属于“哲理型”，他的哲学是“良心大于生命”；话剧《张自忠》中的王得胜排长属于“杀身成仁型”，他负了重伤，还要去杀敌，可是已经寸步难行，爬了两步，汗如雨下，痛不可忍，自知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举枪自杀；《四世同堂》中的钱仲石和《火葬》中的石队长属于和敌人“同归于尽型”，仲石把一队日本兵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