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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最宠她。”
“我承认。”他坦白地说。
他打开那本贵宾留言本要我签名题字，我写上《温柔的爱》里那句歌词：哦，我的梦完美了！
当我拿出我准备的礼物，一个绘有他头像的瓷盆时，他十分高兴地说，他还没有一个画在瓷盆上的头像，但是随后，他又指着盆子上的自己说：别喜欢他，他是个坏男人！原来，我挑选的那头像，正是《太阳喋血记》里的那个牛仔。
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替我打开车门，那动作就像我早在他的电影里所见到的一样温文尔雅。他真是一位典型的绅士！
“再到中国来，到上海来。”我对他说。
“一定来。”
“一言为定呀！”
“一言为定。”
就差没有勾指头了。
车子缓缓启动了，我望着帕克慢慢往回走的背影，感到从此，他不再是一团令人捉摸不定的梦，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帕克，一位优秀的世界级演员，一个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的长者和朋友，一个慈爱的父亲、多情的丈夫，自然，一位富有吸引力的男子汉！
他又转过身向我挥挥手。
“谢谢你，帕克！”我在心里对他说。
Number：1784
Title：回到起点杨朝艳的命运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64期
Provenance：山东文学
Date：1986。8
Nation：
Translator：
两封信
一、杨朝艳给《山东文学》编辑部的信
编辑同志：
您好！
自从贵刊发表了报告文学《一个东方女性的命运》以后，我连续收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大家对我的处境和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也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宽慰。因为精力有限，不能对诸多的来信一一作复，为此，心里总觉得十分不安，像欠了什么一样，所以，只好借《山东文学》来转达我对来信的诸位同志的诚挚的感谢！
1985年12月5日，我已正式和戚祖胜办理了离婚手续，我的精神从此解脱了。不管今后的道路怎样艰难和曲折，我将按自己选定的方向，坚定的走下去，请关心我的同志们尽管放心。
春节期间，我回故乡探亲，那里的亲人们欢迎我返回故土。目前，我正在办理返乡的手续。回乡后，我将用我的双手，同家乡的人们一道，去创造新的生活！去开辟新的天地！
威海市商业幼儿园杨朝艳
1986年3月20日
二、杨朝艳给戚祖胜的信（摘自杨朝艳日记）
祖胜：
我决心要离婚了，起诉书我已经送交法院。
你是了解我的，不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是不轻易改变主张的。回想六年来，我几乎没过一天舒心日子，连续的债务，工作，家务，还有你的折磨，使我精神紧张得简直要崩溃了，但我还是忍过来了，然而，我苦苦等来的是什么？是你不同情我，不理解我！
你认为我软弱无能，可以任你胡作非为。你错了！你的这种胡涂观念，毁掉的正是你自己！
过去，我对你是尊重的，有些伤你自尊心的话，我尽量不说，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说你几句，可你听吗？你回报的是打我，骂我！
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了，我心里痛苦得很，一对志不同道不合的夫妻早晚是要散的。你难道忍心看着我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你是聪明人，那就该愉快地和我分手！
说到这儿，你大概会想到我的工作和户口的进城问题，我告诉你，这一切我可以统统不要！财产我也可以全都放弃！我只要一条活命！
希望你努力，等你一旦醒悟过来，你就会懂得我今天的决定。
祝你进步！
杨朝艳
1985年×月×日
解脱
12月5日下午，法院和劳改支队的同志，为杨朝艳和戚祖胜作调解离婚的工作。在共有的财产中，杨朝艳除了留一台他人赠送的洗衣机以外，其余全都留给戚祖胜。至于孩子先由杨朝艳抚养教育，等戚刑释后，再移交。协议很快达成了，戚祖胜却不肯签字。
法院的同志说：“戚祖胜，你如果不签字，我们就要强判，懂吗？”
戚祖胜的脸一阵变的惨白，手不停地哆嗦着，歪歪扭扭地在调解书上签了字。然后，食指在印台上蘸了一下，颤抖着，朝签字的地方按下去。大概他的眼睛模糊了，手印按得很不正，他不得不再来一下……
当他按这个指印的时候，也许他想到了六年前，在北京车站和杨朝艳邂逅相遇的情景；也许想到了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些好心的人们对他的祝福；也许想到了在那困难的时候，杨朝艳给予他的那脉脉温情……
也许他什么也没有想，他只有恨，恨别人，也恨自己！
当天晚上，戚祖胜要求和杨朝艳再见一次，杨朝艳允诺了。见面后，他把一件棉大衣和一对叠得整整齐齐的枕套，送给了杨朝艳。棉大衣是杨朝艳的母亲为他买的，枕套是杨朝艳的，他不想收存。杨朝艳说：“大衣你就留下吧，冬天天冷，你受不住。”
戚祖胜执意不留。这时候，杨朝艳把她特意为戚祖胜买来的两条香烟，硬塞在他的怀里，戚祖胜生气地说：“不要来这一套！”
说完，他猛地扭过身，愤愤地走了。
杨朝艳怅然地走回招待所，上楼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两腿软软的，身子像散了骨架一样，疲劳得很。是的，长跑运动员一旦到达终点，就会感到分外劳累。
“我就是我！”
不幸的婚姻终于结束了。
回威海不几天，杨朝艳收到戚祖胜一封来信，信里说，《一个东方女性的命运》使她时来运转，给她带来了春风春雨，而给他戚祖胜却带来了不幸的判决。劳改支队的丛教导员也来信了，信里说，他对她的离婚感到十分遗憾，说他们大队的领导曾研究过，在一两年内，很可能对戚祖胜实行假释，回威海和她团圆，可离婚既成事实，没有办法补救了……
杨朝艳自己也弄不明白，离婚以后，她居然被一种失落感笼罩了，时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象在想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想；常常陷入一种无限的怅惘和伤感中不能自拔，她的嘴唇鼓起了一串一串的燎泡，一连十几天很难用饭……
她在痛苦的折磨中，给戚祖胜复了一信，信里说，如果戚祖胜愿意的话，她愿做他一个真正的大姐，在困难时候帮助他，为他排忧。她希望他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再跌跤，能够稳稳地迈着步子……
信写好以后，她又从箱子里拿出一床棉被。严冬将临，她怕他夜里受冻。
打好邮包，她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出门了，穿过市街，一直向邮局走去……
她和戚祖胜的书信往来依然非常频繁。她的每一封信里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充满了人道的力量；那是用母性的心血和泪滴写成的，不是写给她的丈夫，而是写给一个在押的罪犯。
也许，杨朝艳离婚以后，不应该再产生这种情感，可是，如果失去了这情感，那就不再是杨朝艳，起码是一个不完整的杨朝艳。杨朝艳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固执地说：“我的特殊性格，也许会使我后半生的命运更加不幸，但我并不想改！我就是我！”
眷恋
春节一天一天地临近了，杨朝艳的心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离婚后，她决定回北京过节。六年没回故乡了，她想母亲，想儿子，想她记忆中的那些好乡亲。然而，当真要走了，她又对威海无限眷恋。
一个多月以前，母亲知道了她离婚的消息，老人为女儿的婚事了结感到高兴，嘱咐女儿抽时间休探亲假，回北京商量户口、工作等问题。母亲的脾气杨朝艳是了解的，她从母亲的来信中预感到，母亲大概死也不会放女儿再回威海。想到这里，她觉得心口一阵发疼。威海，是她的第二个故乡啊！
在托儿所的办公室里，她好几次见到了宋所长、李所长、苗大姐，还有另外几位要好的女友。她本来想和她们做一次长谈，告诉她们，过去，在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做下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傻话，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不愉快，她想求她们原谅，然而她从她们那亲切的目光和言谈中，觉得那样是多余的。
昨天晚上，她在大哥大嫂（戚继光和吕秀芝夫妇作者注）家里一直玩到深夜。临走时，他们一家把她送出门来，当她拐过胡同，走上市街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大哥大嫂这一家人太好了，她和他们不沾亲，不带故，然而，他们为她操了多少心啊！大嫂本来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可为了她杨朝艳的不幸，曾偷偷地哭了多少次！她不能为他们一家做什么事，为此，常常感到羞愧。
在那三间低矮的小屋里，她用过的每一件什物，都会使她无端地生出许多忧伤。她记得，六年前，刚来威海的时候，这三间小屋破败得简直不像样子。有了工作以后，她那微薄的工资，除了起码的生活费用，除了替戚祖胜还债，全用在治家上。她嫌小屋里太暗，把小窗改成大窗，把破门换掉，镶上玻璃……。她为这个小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啊！现在，这小屋像个家了，她却要离开了。
她也曾想到过那一个罪人。现在，她虽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了，可是，再多的财产，怎么能替代一个妻子呢？那一个人也实在可怜。
她怀着沉重的心情，仍然坚持不断地写日记，在日记里经常地反省自己，认识自我。来威海六年来，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的追求，但她的生活却一直充满了不幸和苦难。她奇怪地发现，原来，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上去了，因此，她的一切又要从头开始。然而，如今站在这个起点上的人，却凭添了不少白发。
也许，这就是人生？
Number：1785
Title：飞车救婴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64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沈震中
“小孩窒息，请速按规程三处理！”我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紧迫，跑了出去。真倒霉！我这个刚刚上任的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代理地方行政长官，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并且发生在几英里之外。
我决定走那条尚未完工的近道插上101高速公路去，可是，当我穿过那密集的车流驶到高速公路近旁时，马上就发现没有便道可以驶上去。在我和那条公路之间是一条几米宽的深沟和一堵陡直的路堤。
我下了车，望着那条繁忙的公路。“我的上帝！”我暗自叹道，“我该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长官先生？”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高高地坐在一辆巨大的推土机上面。
“小孩窒息，很危急，我得赶去抢救，可这儿没路，要是绕道，那肯定就来不及了。”
几年的训练教会我此刻该如何抑制自己的情绪，可遇到这样的挫折我怎能不心焦呢！
“跟着我，长官先生！我来替你开条路。”
我发动汽车跟在推土机后面，好奇而焦虑地看着他怎么开路：推土机那巨大的铲斗铲起满满一斗泥土，然后倒进深沟。
快！快！快！时间成了我的敌人。
接着，推土机在路堤前推出一个斜坡，大堆大堆的土不断朝斜坡堆了上去。一会儿，路开成了！我觉得等了有好几个钟头。然后，推土机开上路堤，上了公路，截断了来往的交通，留给我一条宽阔的通路。
警笛尖叫着，车轮飞转着，不一会便到了事发地点。我跳下车，夺门而入。孩子的妈妈颤抖着把孩子递给了我。我紧张极了：我来迟了？上帝保佑！
我把孩子按住，然后紧张地施行那套曾经受训的急救措施……一粒纽扣从孩子的喉咙口跳了出来。
孩子尖叫起来，皮肤泛出了红色，两个小拳头在空中乱挥。他得救了。
我回到车里，把事件记入工作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把情况作了报告，然后怀着一种兴奋感缓缓驱车离开了。
第二天，我独自驾车来到我24小时前曾经受阻的那个地方。我一眼看见了那辆推土机，便减慢了车速。我要去谢谢那位司机。
可他却先朝我跑了过来，结结巴巴地说：“那……那孩子……。”他停下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感到有点惊讶，便试着安慰他说：“那孩子一切安好，谢谢你你帮我救了他的小生命。伙计，咱俩合作得不错！”
他却哽咽道：“我……我知道，可我不知道那是……。”他使劲咬着嘴唇轻声说，“那是我儿子。”
Number：1786
Title：一诺千金
作者：JohnHanlno
出处《读者》：总第64期
Provenance：间谍与秘密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
比利时的农家老太太小心抚摸着一条普通的床单，无限的喜爱，好像那是一件名贵的貂皮。她说：“先生，这就是其中的一条床单，是你的。”柯拉太太打开床单，翻出一个美国商标和褪了色的洗衣店记号。不错，那正是我的床单。
我坐在柯拉太太的炉灶前取暖，想起了1944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那正是“比利时之役”接近高潮的时候。那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猛攻。圣诞节前几天，美国101空降师在巴斯托涅周围的环形地带仓促布防。我们已被突进的德军包围，好像瓮中之鳖。
我所指挥的空降营兵力约有600人，奉命进驻巴斯托涅东北约两英里亚顿高地一个名叫安姆尔的荒芜小村。那里有20多家农舍和20多个牛房，共有居民约100人；一座小教堂，尖顶巍然直矗；一条泥路和几条偏僻小径；全部坐落在山坡上，景况萧条。我们军粮缺乏，弹药不足，人数也与敌人相差悬殊。刚下过6英寸厚的大雪，士兵又没有伪装掩护。他们穿着淡绿色空降制服伏在银白一片的战地上，等于是靶子。
我们指挥部设在13号民宅，我立即召集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有人建议使用床单作伪装。可是一时怎能收集到那么多的床单呢？
我指派行政官费茨杰罗上尉去问村长，可不可以借到一些床单。我说：“告诉他，如果办得到，我们用后就归还。”
村长加斯巴，70多岁，圆胖红润的脸上蓄了两撇大胡子。他这一辈子里，看到这个小村在1914和1940年两次被德军侵占。当费茨杰罗上尉向他提出要求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跟我来！”带着上尉越过泥路，朝教堂走去。他取下钟楼的绳索，开始敲钟。
他说：“村民都知道，钟声是如集他们的信号。”
当第一阵钟声在村中回荡时，有个吃惊的村妇从屋门后探出头来，侧耳倾听。她用围裙抹了抹手，披上件短袄，就向教堂走去。别人也跟她来了。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人还带着孩子。不到一会儿，大部分村民都沿着泥路，朝教堂集合。
等他们都到了，村长加斯巴就发出指示：“把你们的床单拿来，”他说，“美国人要用来作伪装。快去拿！”
有少数人不能来。柯拉太太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她正忙着为地窖里避难的60名难民烧饭，临时离不开炉灶。但是村长亲自拜访那些不能来的村民。这时在教堂那里，村民开始送来一捆捆宝贵的床单。半小时内，教堂的走廊上堆积了200条。他们也没有提到我答应用后归还的事。
我立刻把床单分给士兵。几分钟后，我觉悟到自己许下的诺言是何等的愚蠢。所有士兵开始利用床单做军事伪装。有的人把床单撕成方式，盖在钢盔上；有的人把床单撕成窄条，所在机枪枪管上；有的人在床单上开个洞，套在头上，做斗篷。伪装工作完成，他们看上去都奇形怪状，人鬼莫辨，但都伪装得很好。
我们的准备可真算及时。因为在圣诞日凌晨4点钟，敌人就发动了破釜沉舟的攻势，事前毫无征象。天刚亮时，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排山倒海地登上山脊，向我军进犯。敌人突入了我军左右两边薄弱的防线。我还没有来得及判断军情，就到处都有了纳粹兵威胁到我军的两翼，而且少数德军实际上已渗透到我军的后方。
接着爆发了前所未见的激烈战斗；当时短兵相接，甚至德军坦克的标识也看得清清楚楚，有时竟连十几名德军的容貌也可以分辨出来。我在一个据点碰到一名部下，蒙着床单，冷静地注视着6名从后方逼近的德军。
我问他：“你说，敌军怎样攻进我们的防御圈？”
他随口答道：“这个你问倒我了。不过，他们要想再出去可不容易。”结果确实如此。这名士兵真是有种。
我们临时发明的伪装处处发挥了功能。驻防在十字路口的火箭炮小队监视着逼近的坦克。两名士兵一直等待坦克进入相距不过50英尺的地方，一炮打个正着，把坦克击毁。
不知怎的，仿佛是一声令下，战斗突然停止；战场上一片奇怪的寂静，只听到燃烧的坦克所发出的劈拍声。我们活捉了50名俘虏。德军伤亡甚众，我军则损失轻微。
几天后，我们奉命调驻一个新防地，接着又转调别处。一路上带着床单随行。在调防期间，有些床单散失了，有些破损，终于抛弃了。最后，我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不到半年，大战结束，我解甲还乡。
我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听到安姆尔这个地名。1947年秋，我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读到一位记者访问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报道。这位记者去过巴斯托涅，也到过安姆尔。当地居民说，他们复元的情况良好。报道又说有个人吃吃地笑着说：“如果借我们床单的那个美国人能归还床单多好哦！他答应用后就还的。”
我写信到报馆去，承认我就是记者所报道的那个言而无信的罪人。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只有美国人的那种傻劲才会干出来。邮寄包裹开始拥到。其中一个寄自缅因州，里面有一条床单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要遵守诺言，这件东西或许有帮助。
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个消息，我又收到更多的床单和许多支票。我从前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