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住的蝴蝶，被紧紧地别在她的衣裙上逃脱不得，根本无法看清她的感情游戏。玛丽亚在狄更斯的眼里，就像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描写的朵拉，她简直就是一位天仙，而不是一个人间的普通女子。狄更斯给玛丽亚送去手套等小礼品，又给她写信，还为她写了诗。玛丽亚曾出国去过巴黎几个月，她回来后，狄更斯发现自己已不受欢迎了。
痛失玛丽
记者的工作有助于狄更斯深入、细致地了解现实生活，这使他写出了一系列的随笔；在投身于《晨报》之后，他已经开始创作连载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了。他的才华得到原来《晨报》里的一位同事、后来改任《晚报》首席编辑的乔治·霍格思的赏识，后来狄更斯就成了他家的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
乔治·霍格思有好几个女儿：凯瑟琳已经20多岁了，玛丽16岁，乔治娜还很小。霍格思全家都很器重狄更斯。狄更斯在这个家庭里也感到非常愉快，觉得又找到了以前与玛丽亚在一起时曾经有过的快乐。于是很快，他似乎已经爱上了已达结婚年龄的凯瑟琳，并在不久后与她结了婚。结婚以后狄更斯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实际上并不是凯瑟琳，而是玛丽。
玛丽·霍格思在狄更斯与她姐姐结婚那年还是一个16岁的少女。当时她做她姐姐的伴娘，并按照当地的习俗，陪伴新婚夫妇去度蜜月。狄更斯与凯瑟琳在外地过了一个星期回来后，玛丽仍旧跟随他们，为他们打点家务，并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此后她也仍然是他们家的常客。狄更斯十分喜欢玛丽：他们经常一起交谈，还一起去购买物品。只要有玛丽在身边，狄更斯就感到愉快，感到全身充满活力。可惜的是命运好像专门在跟他作对，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1837年5月的一个晚上，狄更斯夫妇和玛丽3人一起去看戏，看完回家的路上，玛丽心脏病突然发作，虽经医生尽力抢救，也全然无效，几个小时之后，她就死在了狄更斯的臂上。狄更斯感到无比悲痛，他摘下玛丽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的手指上。后来，这件极其珍贵的纪念品，就一直留在狄更斯的身上，直到他去世。
狄更斯对玛丽的感情实在太深了。玛丽的死带给他的打击也实在太沉重了。他整天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以至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无法继续写作，竟使原来就边写边在报上连载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断了两个月。他珍惜玛丽留下的每一件物品，保存下她的衣物，并特别珍藏好她赠送给他的纪念饰盒，因为盒里放有一绺玛丽的青丝。他忘不了玛丽，更无法摆脱她的死带给他的巨大悲痛。他觉得像玛丽这样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感情、分担他的忧愁、与他心连着心的人，过去没有见到过，今后也不会再遇上了。多年来，他没有别的愿望，只求能永远保持这种幸福。他觉得，若是没有玛丽，不管他的事业如何成功，他都不会感到幸福。可是这个人现在真的已经走了，永远离开他了，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将来死后，能够葬在她的墓旁永远跟她在一起。
一段时间之后，狄更斯虽然能够回到写字台前，拿起笔写作，但是他仍旧忘不掉玛丽，时刻思念她；也常常梦见自己与玛丽生活在一起，以至如果玛丽不进入梦中来看他，他就无法平静，无法入睡。狄更斯在梦中见到的玛丽总是安宁、恬静的，有时简直成了圣母。1844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狄更斯梦见自己受到了一位神灵的拜访。他没有看清她的脸，只见她披了一身像拉斐尔画的圣母所穿的那种蓝色的丝绸，但从她的佩戴来看，又不像他所看到的任何一幅画中的圣母。他只觉得自己还能听得出她的声音。“总之，”他在9月30日写给好友约翰·福斯特的信中说，“我知道，这是可怜的玛丽的幽灵。我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感到快乐，快乐得流下了很多眼泪，向它伸出双臂，叫了她一声‘亲爱的’。就在这时，我觉得她往后退回去了。于是，我立刻意识到，她并不是像我一样的世俗之躯，我不该那么亲密地称呼她……”
狄更斯对玛丽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这种感情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曾多次得到表达。在《大 卫·科波菲尔》的“真正的女主人公”阿格尼斯·威克菲尔德身上，在《老古玩店》的女主人公小耐尔和《小杜丽》中的小杜丽等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玛丽·霍格思的影子；特别是最终成为大卫第二个妻子的阿格尼斯，更是玛丽不朽灵魂的再现。她，狄更斯说，像“天上的光芒，在上面照耀着我”……不幸夫妻
凯瑟琳是一个娇小的女子，稍微有点漂亮。她鼻子向上翘起，圆圆的、红润的嘴唇，绽出愉快的微笑；一双蓝色的眼睛，看起来睡眼朦胧的样子，也另有一种迷人的风韵。
作家、艺术家往往有些神经质，难以与人相处；做作家、艺术家的妻子也就很不容易。凯瑟琳有许多优点：态度温和，举止文静；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女红；又精通音乐，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等等。但她动作有些笨拙，也不善于照顾自己和家人。这样，在凯瑟琳还年轻娇嫩、小巧可爱的时候，她对狄更斯还有一些吸引力，俩人还能凑合共处。两人分开一段时间后，狄更斯也要定期给她写信，表达思念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狄更斯来说，妻子已不再具有新鲜感；尤其在他年纪大了、健康已不如前的情况下，他神经更加敏感，心情更加烦躁，脾气越来越坏，看到身旁这位早就不再年轻、行动十分迟缓、已经生过多个孩子却仍经常怀孕的妻子，即使是一点点小事，他也就不再能容忍，而只有怨恨和愤怒。特别是当有别的女性的感情掺入之后，两人就更加无法理解、无法沟通了，尽管已经有了10个子女，他们仍旧是一对不幸的夫妻。
1855年2月，已为人妇的玛丽亚·比德内尔突然给原来被她抛弃、如今已成大名的狄更斯来了一封信。“朵拉”的重新出现，使狄更斯十分激动。他在给玛丽亚的信中说，他希望收信人告诉她的孩子们，当他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以最最真切、最最诚挚的情感“爱着他们的母亲了”。他还希望单独与玛丽亚见面，虽然他表示，未来的这次会面将是纯洁的，但是他的狂热的感情是可以想象的。两人真的见了面之后，出现在狄更斯面前的那个女人，与作家心目中的“朵拉”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岁月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胖妇人，不再具有丝毫浪漫的情调，这使狄更斯极为沮丧。
对玛丽亚的从热情到失望虽然让狄更斯避免了一次婚姻危机，但是两年后与女演员爱伦·特南的关系，又给他和凯瑟琳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加速了这个家庭的解体。
先是狄更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对爱伦·特南的感情告诉妻子，并逼着妻子去看望爱伦，目的显然是要借此来向人们表示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友好，以掩盖他与爱伦间的暧昧关系，平息外界一直流传着的关于他和爱伦的绯闻。不久，他便用书架把他和凯瑟琳两人共同的卧室隔开，来暗示他们的关系已不能继续。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经中间人调停，双方终于达成了分居的协议：两人于1858年分开——是分居而不是离婚，凯瑟琳与大儿子一起生活，每年获大约600英镑的抚养金。
从这次分开，直到十多年后去世，狄更斯与凯瑟琳·霍格思仅仅通过两次信。狄更斯曾这样评说他们的婚姻：“可怜的凯瑟琳和我生来就不是一对，这是毫无希望的……上帝知道，她若嫁给别人，会比现在幸福一千倍。我经常十分痛苦地想到，她遇到了我，是多么不幸啊！……她和我的气质大相径庭，没有人能帮助她理解我。”
另觅新欢
到1857年，狄更斯已先后以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弗·特维斯特》、《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董贝父子》和《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被公认为是英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不过除小说外，戏剧也是狄更斯的爱好。他组织业余剧团，还喜欢亲自参加演出和导演。他们的剧团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比利时国王演出过，演出期间他结识了漂亮的女演员爱伦小姐。
爱伦·劳利斯·特南是爱尔兰演员托马斯·特地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爱伦这年18岁，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他在小说《双城记》中以她为原型来描写的那位梅尼特小姐：身材轻盈苗条，一头丰厚的金发，一双带着审察神气的蓝眼睛，娇嫩、光滑的前额上，有一种困惑、好奇、惊惧、专心，或者这些同时俱备……一个像爱伦这样的美貌女子，不能不引起狄更斯的迷恋。狄更斯亲自担任导演，让爱伦在他家排演，并十分耐心、亲切地对她进行指导和鼓励。
狄更斯对爱伦的感情在发展。只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大名人了，为避免被当作桃色新闻广为传播，两人的关系一直保密，从不向别人公开。从1867年起，狄更斯用假名租了旅馆与爱伦同居，据说爱伦还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只可惜夭折了。
狄更斯非常爱爱伦。当有人议论，说是爱伦·特南拆散了他和凯瑟琳的家庭时，狄更斯公开赞扬了爱伦·特南，说：“她是纯洁的，值得我亲爱的女儿们去爱的。”并声言，他可“以我的名义担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这位姑娘更正直、更纯洁”。他在1869年5月12日立的遗嘱中，第一句就写到，要给爱伦小姐1000英镑的馈赠。更重要的是，狄更斯还考虑到应该“释放”她，让她也获得每个妇女都有权利得到的幸福。不过爱伦·特南直到1876年才结婚，嫁给了一位狄更斯作品的爱好者。
至死亲情
在狄更斯与凯瑟琳的情变和婚变期间，还有一位被看成分裂因素的女人——凯瑟琳的妹妹乔治娜·霍格思。
乔治娜在与狄更斯近30年的相处中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狄更斯去世之时，她就在他的身旁，两人间的至死亲情，使狄更斯在遗嘱中评价她是一个“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向她表示“衷心的祝福”；而且给她的馈赠也最丰厚——8000英镑和他个人的所有金银珠宝以及全部债券。
狄更斯与乔治娜·霍格思的感情持续了很长时间。玛丽·霍格思去世以后，乔治娜先是递补她留的空缺，陪伴她的姐夫；后来，她就成了狄更斯家的管家和支柱，把全部家务安排得井然有序；她经常与孩子们一起嬉戏、游玩，并负责对他们的启蒙教育。她还妥善地处理好名人之家繁忙生活中的每一件日常事务，获得了来访者们的好评。大家都认为她举止文雅、谦逊和蔼。
乔治娜对姐夫怀有敬意，并乐意为他贡献一切。狄更斯喜欢散步，步速极快，乔治娜竭尽全力紧跟着陪伴他；狄更斯夫妇经常外出，她则留在家里承担所有零星繁琐的事务；为了狄更斯，她自愿选定了做一个“老处女”的命运。她明知这样的生活不能令一个女子称心如意，但仍不改初衷，甘愿牺牲宝贵的青春和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狄更斯对乔治娜是怀有深切感情的。她的忠实和诚恳，她的殷勤和体贴，她的温柔和大方，特别是她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并很快从对她的友爱、赞美、感激升华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相信，狄更斯在塑造《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爱格尼斯的形象时，既想到了玛丽，也想到了乔治娜，两姐妹是爱格尼斯的共同原型；作家在刻画《荒凉山庄》中的埃丝特·萨默森时，也溶入了乔治娜身上的许多东西。只要看到这些，了解狄更斯对乔治娜的至死亲情就够了，其它都是次要的。
Number ： 9248
Title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作者 ：朱学勤
出处《读者》 ： 总第 177期
Provenance ：作品
Date ：1996。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