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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16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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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走进了屋子,弓子浑然不觉。

  从背后伸过一双手来,按住她那双在琴键上飞舞的手,嘴唇还轻轻地触着她的脸颊。

  弓子没有吃惊。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习以为常了……

  俊三和弓子刚搬进敬子新盖成的这座房子后,敬子一出门去兜售宝石,家里就只剩下三个孩子。清和朝子尽为一些琐事打架。

  兄妹打起架来毫不留情。我打过去,你打过来,扭在一起,脸色也变了。弓子有时看不过去,就抱住清的胸膛拦阻。这样一来手就碰着了手,脸也撞着了脸,弓子甚至曾代朝子受过,被清把胳膊反拧上去。打完架后,清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一次他还把嘴唇贴在弓子那被拧红了的手脖子上。

  朝子就起哄说:

  “嗨!哥在弓儿面前真老实。嗨!”

  清喊了声“什么!”就又扑上来,把弓子连同妹妹一道猛地推倒。然后又将哭着的弓子抱起来,温柔地向她赔不是。

  清简直就像是为了让弓子劝架才跟朝子打架似的。弓子长得太美了,平素清仿佛感到晃眼,可一打起架来,就变得非常大胆。

  清就开始背着朝子的眼睛,时而自自然然时而出其不意地去碰弓子的面颊、眼皮和手。回数增多后,这就成了秘密的游戏。

  弓子还不过是个小姑娘,清却是个自尊心很强的早熟少年。尽管是假装没事儿似的碰一碰,至少清是故意而为。他在窥视弓子有什么反应。要是弓子悄悄地躲避,清就像对待亲妹妹一般做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

  可是,这会儿弓子依然对着钢琴而坐,随着一声“别这样”,便用后脑勺使劲把清顶回去。“我说别这样就别这样!”

  由于弓子异乎寻常地严加拒绝,清就怯生生地问:“怎么啦?”

  然而他还是装出一副冷漠、道貌岸然的样子。他长得眉清目秀。

  “已经不是孩子啦。”

  “是吗?”清说着,倒吸了口气,“弓儿也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孩子了吗?那就更好啦。我正等着弓儿说这句话呢。”

  “你好滑头。”

  “怎么滑头啦?”

  也不知道滑头指的是什么,反正弓子就像是拒绝什么不纯洁的东西似的,反复念叨这句话。

  “我要是滑头的话,弓儿也滑头哩。”

  “你到那边儿去吧……”

  “最近弓儿脾气不好,我一直在想,究竟在闹着什么别扭呢?”

  清边说,边再一次把手伸到弓子肩上来,弓子却闪开了。

  “希望你别碰我。”

  “怎么忽然见外了呢?我可不愿意。我办不到。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彼此亲密无间。对我来说,这段回忆逐渐地变得不再是闹着玩儿的啦。我原以为对弓儿来说也是这样的呢。不是‘圆井膛’吗?”

  “什么‘圆井膛’,瞎说一气。”

  弓子猛地回过头来,瞪着清。

  弓子那双眸子好像因悲哀而湿润后又因愤怒而炯炯有神,清越发被迷住了。

  “不是‘垂颈发’吗?”

  有个声音在弓子内心里喊道:才不是这么回事呢。

  国语教科书里选了《伊势物语》①中“圆井膛”这一节,清教过弓子,她至今没有忘掉。两个人一道读了那个青梅竹马之交的优美的恋爱故事。当时,弓子也不是没有联想到她与清之间的关系,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常在井边玩耍,及至进入青春期,由于难为情,显得生分了,“男的却打定主意非此女不娶,女的也只倾心于这男子”,他们不同意父母提出的亲事,互相交换“圆井膛”和“垂颈发”的情歌,并结了婚。过了若干年月,男的跟另外一个女子相好了,遂频频到那家去过夜。然而妻子丝毫没有怨色。丈夫便怀疑妻子也已另结新欢。一天,他假装到女人家去了,却藏在庭前的树荫里。但见妻子浓妆艳饰,像是对丈夫夜间赶路放心不下似的向远方眺望,并吟歌云:“风吹远山白浪起,夜半夫君独自行。”丈夫听罢,“感到无比难过”,就“不再到女人那里去了”。

  这是人人都晓得的歌咏故事,弓子出于少女情怀,也深受感动,并背会了自己喜欢的三首和歌。

  尽管她是和清一道长大的,这样的感情却并不曾生根发芽。清一说什么“圆井膛”啦“垂颈发”什么的,就使她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弓子从钢琴前站起来,仿佛要默默地走出去,清就把她叫住了:

  “弓儿,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①《伊势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歌咏故事。“圆井膛”和“垂颈发”二歌,均出于第二十二话。垂颈发是日本古代从头顶上向两边分开、垂及颈部的儿童发式。

 

Number : 9246 

Title :“遗忘”之前

作者 :王鼎钧

出处《读者》 : 总第 177期

Provenance :台港文学选刊

Date :

Nation :中国台湾

Translator :

  

    “遗忘”是一种痴呆症,患者不限年龄。

  所谓“遗忘”,无非是换了记忆。例如,把你欠他一栋房子换成你请他吃过一餐饭。

  “遗忘”是受益人的专利。人首先忘记的是奶妈的乳房、钢琴家的手指和护士的温度计。

  人总是只记得债主的利息,忘了贷款的担保人。

  “遗忘”是神的旨意,因为他给了我们如此复杂的世界,又给了我们那么少的脑细胞。

  人需要“遗忘”。如果你能发明一套简单的“功夫”使人忘记他愿意忘记的事,你将代替酒店、心理医师、安眠药厂,以及大部分娱乐场所。于是,你立可致富。

  为了防止遗忘,我们结绳记事。但是注意,别让这根长绳绞缠你的脖子。

 

Number : 9247 

Title :生死情爱——狄更斯的情变与婚变

作者 :余凤高

出处《读者》 : 总第 177期

Provenance :大地

Date :1996。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徐艳娟编译

  

    廊桥可有遗梦

  一辆小型货车,随身背着吉他,仿佛有一百个口袋的摄影背心,不吃肉但吸骆驼牌香烟,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廊桥而来到依阿华州的麦迪逊县,与美丽的农妇浪漫相遇,爱上她,离开她……这就是畅销美国900万册的小说《廊桥遗梦》带给人们的一个充满激情与迷幻的故事。人们开始把爱情的浪漫赋予到摄影和摄影工作本身,于是上百封询问信寄到《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们手中:廊桥可有遗梦?

  “不,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刊登过廊桥的照片。”

  看来,对《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们来说,那只是一份美丽的虚构。那么,作为每年刊发大量精彩摄影报道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它背后的摄影师们又驻守着怎样一个真实的空间呢?

  取得合约的路

  1993年一年,《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们总共拍摄了46769个胶卷,大约160多万张底片,那一年刊发的照片是1408张,大约千分之一的比率。千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每一张我们看到的照片后面是999张图片的沉默。然而这还只是对已经取得拍摄合约的摄影师而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平均每年接到几百个报道题目,能够正式出版的只有70个。所以能取得杂志合约,去拍摄这70个题目的摄影师可以说是幸运的。

  在那里,工作从来没有轻松过,每一个专题都像一座山,等着摄影师们独自攀登。一张照片,无论它怎样精美都不可能登堂入室。在这里,人们要看的是一组照片的整体,它们反映了一些真实的人们在真实的瞬间所做的真实的事。

  重量级冠军埃默里·克里斯托夫

  对一个摄影师来说,一旦一个专题拍摄被确定,一大串的准备工作亦随之而来:做预算,专题内容的讨论再讨论,签定合同,设计路线,旅行支票,胶卷、器材,办理护照、签证,体检,购买车票……一件事接一件事,直到打起行囊。

  1994年卡里·沃林斯基为准备一个关于棉花题材的拍摄,读了64本书。他的拍摄路线把他带到11个国家,旅行时间表随着墨西哥棉花收获日期或印度的轧棉情况而改变。

  除了繁杂的准备工作,为拍摄而携带的工具及器材之众多也令行外人叹为观止。1993年路  易·伯斯霍约斯和他的助手约   翰·诺普在拍摄恐龙专题时,在长达数万英里的旅途中共携带了42件行李和6个箱子,其中包括9台相机、15个镜头、25000瓦的频闪灯和一卷足有一个足球场长的黑色天鹅绒,以便在博物馆拍摄恐龙化石时作背景使用。为了这庞大的行李顺利通行,他们付了近6位数的超重费作为代价。

  然而真正的重量级冠军应该是深水摄影师埃默里·克里斯托夫。为了1992年的一个专题,他把重15吨、价值100万美元的器材水运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171个柳条箱中装着一个完整的彩色片操作室、一个电台、一个橡皮艇、两套为深水拍摄而特备的遥控设备和一个汽油发动机。最后,这组专题有6张照片发表。数字是一个不留情的标尺,当我们在15吨、100万美元和6张照片之间比较时,不难分辨出孰轻孰重。

  当然并非所有的摄影师都以带领一艘航空母舰的阵势去进行拍摄。大卫·哈维就只把两台相机、三只镜头作为标准工具,塞满一只黑色的尼龙背袋,独步智利、西班牙、越南等地。

  无论轻重,几乎所有的摄影师离家时都不会忘记带一件东西。不,不是妻子的照片,是一种棉纱带。它可以用来堵住小船上的漏洞,包扎受伤的手臂或给折断的胳膊做绷带。在巴拿马,自然历史摄影家马克·莫菲特还曾用棉纱带把自己挂在高塔的露台上拍摄。事后他说:“其实如果我真的掉下去,这带子不一定能承受住我的重量。但起码我的鞋子还会在那儿。”

  一路艰辛一路险

  “快速地为第二架相机换上高感光度片……爬上廊桥后面的树。手臂被树枝刮伤,‘可恶’,他低声抱怨了一句继续往上爬。”实际的野外拍摄显然比刮伤胳膊要凶险得多。

  史蒂夫·麦克瑞在拍摄中,他所乘坐的一架小型飞机翻着跟头栽进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个高山湖。毫发无伤的领航员自顾自逃命去了,留下无助的史蒂夫在结冰的水中上下沉浮。他竭尽全力拼命抓住一块残骸才幸免于难,但却要忍受视网膜脱落的痛苦。

  乔·谢斯切尔险些成了尼罗河大河马的一顿美餐;洛伦·麦金太尔在委内瑞拉被囚禁;迪 安·康格在大马士革亦遭此厄运;在约旦,乔迪·科布被贝督因人劫持,幸亏同事以一大把第纳尔(货币名称)为其赎身;米歇尔·尼科尔斯则败在卢旺达黑猩猩的拳下,被一掌推下山坡……

  但这一切现实的灾难似乎还不是最糟的。几乎每一个摄影师都感觉到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最无形的威胁是对自我的怀疑。那种黑色的抑郁就像一股冰冷的寒气,让人不寒而栗。似乎永远有一种低语,徘徊在摄影师们的心中:这20年来的成功也许只是一时的运气,下一次上帝是否依旧仁慈?!“那是一些总让人冒冷汗的日子,仿佛有一天运气会离开自己,我一下子成了一个骗子。”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它会因摄影者的一丝疏忽而充满遗憾。发生故障的相机、不正确的镜头、不合时宜的光线、甚至没有了胶卷。就在那些不可挽回的瞬间,一张好的照片已经失去。

  感情的历程

  《廊桥遗梦》的浓情与浪漫也许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件奢侈品。但对比尔·阿拉德来说,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时我正站在教堂的台阶上,一个年轻的女子从我身边经过,她有着一张十分迷人的脸。”比尔回忆道,那是1982年,他正在秘鲁拍片。“那年我43岁,刚刚同我的妻子分手,除了恶劣的家庭关系我一无所有。然而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来到千里之遥的一个国度,与一个不同语言的女子相爱。”两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同7岁的儿子住在弗吉尼亚。

  类似的浪漫故事仍然在摄影师的旅途中演绎。然而更典型、更现实、更令人心酸的事实却是长时间的离家拍摄(一般一次需要4个月)使家庭关系濒临崩溃。1964年,当布鲁斯第一次来到《国家地理》杂志时,12个摄影师中的8个已经离异。B·安托尼·斯图尔特在他退休的那天说:“……这42年绝对是美妙的42年,……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我将不再接受。……我有一个儿子,我却没有见过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用心拍摄

  “人们总是喜欢问我照片的光圈和快门速度,我告诉他们,这张照片的曝光是43年又1/30秒。”这是弗兰斯·兰廷对拍摄的理解。

  是的,如果仅仅是快门速度,也许你和我都可能申请到《国家地理》杂志的拍摄机会。一张成功的照片更多地是依靠观察能力,真正的观察和投入。

  吉姆·斯坦菲尔德,摄影对他而言简直是一种诱惑。他执迷其间,拒绝失败。在梵蒂冈,为报道彼得大街塑像前的朝圣者,他先后44次反复拍摄,终于在最后一次获得成功。在伊斯坦布尔,为寻找一个高处的拍摄点,他不辞辛劳,44次登上伊斯兰教寺院大塔的200级台阶,“最后,他们终于给了我钥匙。”

  水下摄影师菲利普·尼克林,拍摄海洋动物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名猎手。为拍摄一角鲸,他和他的履带式雪地车在冰层上穿梭了整整三天。“不仅仅是找到它们那么简单,”他说,“要观察它们,与它们交流,直到能足够近地接近它们。”

  做一个目击者

  到底是什么鼓舞着这些摄影师们,使他们在这个充满艰辛的领域中永不退缩呢?唤起人们的关心是尼克·尼科尔森的愿望,“让人们去关心那些正在消失的森林,或者类人猿。对此,我有一种使命感。”

  “为了经验,在那儿,你是事件的目击者。”罗伯特·马登说,“告诉人们,当航空母舰把阿波罗11号拖出水面时,你在那儿。”邱吉尔的葬礼、玛雅的墓穴,每一个历史事件,摄影记者都在那儿,做一个目击者。

  信守让人们彼此了解的宗旨,乔迪·科布喜欢拍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世界和故事,不论是日本的艺妓还是沙特的妇女。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拍摄展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共通之处:相同的需要,相同的喜、怒、哀、乐,希望与恐惧。走的地方越多,她越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相通。是的,此即是彼,彼即是此。他们和我们共同繁衍生息,维系创造着伟大的人类,和花、鸟、鱼、兽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寻一些光亮,让世人彼此认识,这是一种快乐。

  “供水已经停止,邮路和长途电话也被切断,国内的罢工正在持续,市长已提出辞职……我们的新闻采访进展顺利。”这是嗜酒且总是一支接一支吸烟、42岁就离开人世的摄影师温·帕克斯从罗马发回总部的一段消息。可能所有的摄影师发回的消息都大同小异。也许这就是他们可以用文字表现出的生活与工作:新奇与危险、快乐与悲伤、平凡与使命共存。

  罗伯特·金凯的故事将悄悄淡去,廊桥的遗梦也将渐渐远离。也许,能留在人们心里的只是比尔·阿拉德的那句话:在这里,真正的浪漫,是工作。

  (赵小东摘自《中国摄影》 

  1995年第10期) *~1@177  

    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往往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对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来说,这个惯例显然并不存在。有一次谈到自己的著作时,这位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含蓄地说:“如同许多慈祥的父母一样,我也有我所偏爱的孩子,他就叫《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偏爱”他的这部小说,的确有他充分的理由:不只是由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更在于他在写这部小说时溶进了他的血肉——他少年时代的苦难经历,还有他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经历。这几位女性都被作为主人翁的原型写进了作品。写作时,狄更斯又一次重温了10年前的这些感情生活,既有快乐和狂喜,也有烦恼和痛苦。

  初恋惆怅

  说到狄更斯最早的爱情,一些传记都提到他童年时的一位“小情人”。那是1821年他随父母迁居伦敦之后的事。当时,他的家居住在大伦敦东南查塔姆的一个叫奥特南斯·特拉斯的地方。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小孩子乔治·斯特朗希尔是经常与他一起玩耍的伙伴。乔治有一个妹妹叫露西·斯特朗希尔,根据狄更斯后来在作品中的描绘猜测,她大概是一个桃色脸蛋、头发卷曲而光洁的小美人。狄更斯整天跟着她,与她形影不离,还参加过一次她的生日晚会,他非常喜欢她。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写到大卫爱上爱弥丽的时候狄更斯曾经说到,他这种童年时代的爱,比后来进入他生活中的最美好的爱,都要纯洁、无私。不过这一段情感毕竟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狄更斯真正的初恋要在差不多10年以后。

  狄更斯的童年非常凄苦。那时,因为父亲负债入狱,全家被迫迁往狱中同住,狄更斯也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随后他就去了鞋油厂做学徒。他只上过几年学,16岁就进了法律事务所做缮写员,后来又去一家报社担任采访记者。他第一次爱情就发生在他开始记者生涯不久。

  玛丽亚·比德内尔是伦敦伦巴德大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她身材娇小,容貌秀美,但却非常轻浮。她喜欢对男人卖弄风情,喜欢有男人恭维她、追求她。她常常就在这种男人的包围中得到乐趣、获得狂喜。

  狄更斯是经他的朋友介绍认识玛丽亚的。见狄更斯是一位相貌堂堂、风度优雅的年轻人,玛丽亚很乐意、也很喜欢跟他调情,她为此感到骄傲。可是从狄更斯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来看,玛丽亚又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合格的求婚者,她的父母亲也这样认为。她完全把爱情当成了游戏。可狄更斯却是全身心地沉湎于对她的爱中了。当她穿着一身紫红色的衣服坐在竖琴跟前弹奏时,狄更斯就感到自己犹如一只被逮住的蝴蝶,被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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