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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莫名其妙地问这两位吵架的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找共产党员呢？”
“我们不请教党员请教谁呢？这会儿没有法院，也没有民警。区里有村长，有警察局，但是这种法官难道可以算得法官吗？！”
我刚才说过的那位会计员要把钱交给我，并不是因为费多罗夫引起他个人的偏爱，而是因为我是代表——人民的受托人。
于是我回想到这两个爱吵架的人的事情，与其说是因为这件事滑稽可笑，不如说是因为它说明了人民对共产党员的态度。
在博罗克村里，有人对我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寇在大路上抓住了一批人。这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小组，不过是些同路人罢了。他们都想穿进游击队据有的森林里去，萍水相逢，彼此并不了解。这个小组里有两个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是党员；有一个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烧掉了粮食仓库和成垛的庄稼，然后正确地决定，最好还是离开自己的村子；还有一个共青团区委的指导员；最后加入这个组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叔叔，是附近村子里的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点也不了解他。
这组里的三个人——集体农庄主席、区委指导员和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竟把自己的身份证带在身上。由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另一个人虽然拆下了军大衣上的中尉领章，但是领章的模糊的痕迹尚在——德寇一望而知他是位红军的军官。除了最后的那个人，大家都带有手枪。他们是在路旁的灌木丛中睡觉时被德寇的巡逻队抓住的。但同志们还是竭力抵抗，打伤了两个德国兵。
这组人被带进了村子。德寇对居民们宣告，说是抓住游击队员了。在村子中心造起了一座木板搭成的绞台和四个绞架。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他们把附近村子里和农庄里的居民都赶到广场上来。但是占领军感到单是处死刑还不够，决定摆摆审判的样子。那时德寇还在对农民讨好，企图证明骚乱和破坏“新秩序”的都是些外来分子。
德寇司令官在开会词中说：“我们要消灭的共产党游击队员，不仅是日尔曼帝国的敌人，也是乌克兰农民的敌人。我们要对这些政治委员、游击队员和政工人员显示正义的审判。”
所有的人都看到行刑台上解到了五个人。但绞架总共只有四个。
三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非党人员的集体农庄主席在司令部经过审讯以后，知道不会有什么宽恕在等候他们。他们双手反绑着被解上来了，穿着撕烂了的衣服，脸儿给打得血迹斑斑。他们第五个同志被解来得迟一些，也捆绑着，但是衣服完好，脸上也没有伤痕，先来的四个人都大义凛然，骄傲地昂着头，用鄙视的目光望着那些刽子手。
第五个人显然是丧魂落魄的。他一会儿看看德寇，一会儿看看绞架，一会儿又看看集聚着的人群，使人形成一种印象：他是个叛徒。
德寇开始公开审问了，司令官轮流着问着每一个人：“大声地回答：你是什么人？”
“我是红军的军官，党员！”第一个坚决地回答。
“我是候补党员，共青团工作者，”第二个回答。
“我是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主席，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第三个回答说。
“我是红军的中士，共产党员，我想当个游击队员，无情地消灭你们这批德国坏弹！”
第四个叫喊了。“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要无情地向这些混蛋复仇，都到森林里去，武装起来……”
司令官一拳把他打倒了。
“停止煽动！”他叫道，“够了。我现在宣判，农民们大家都看到了，谁是暴徒和土匪。这四个人都参加过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对他们不能宽恕，绞架就是为他们造的。但我们是正义的审判，我们要问第五个人，你是什么人。他是个普通的农民，你说，我说得对吗？”司令官问第五个人。
第五个人嗓音发抖地回答道：“是的，我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
“注意！”司令官接下去说道。“大家都要仔细听！这个普通的农民会得到赦免和自由的，为了要恳地、种庄稼和水果……”
“同志们！”第五个人用平生气力叫起来了。“我不是叛徒，我也是布尔什维克……”
司令官气得透不过气来，给弄糊涂了，不能相信这个人会自己找死。
“您？……什么，干什么？……”他嗓子都哑了。
第五个人接着说：“我不是党员，我是共青团员。是的，是的，你们不要笑，我曾经是个共青团员……卡尔宾科！”他向人群中的一个人喊道，“请你做做证明，你是知道的……我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是共青团员……”他转过头来对德寇司令官那边唾了一口，“你这个刽子手，下流坯，你想分化我，挑选我做叛徒，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声明——我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起义者，革命者。你得到了什么啊？收买得了吗？”
有几个德国兵跳到他跟前，他用头向其中的一个兵的门牙撞去，把另一个当肚子一脚踢下了绞台。他们都向他猛扑过去，他却一面继续反抗，一面叫喊。
从人堆中突然叫出：“不，你们收买不了老共青团员的！……弟兄们，小伙子们，来揍这些混蛋呀！”
这时候，他那四个反绑着的同志，都冲进人堆里去，开始用高统靴和膝头揍那些德国兵，用牙齿咬他们。
司令官把自己手枪里所有的子弹都向空中打光了。又有几十个德国兵跑来帮助他。
五个尸体在村子的广场上挂了足足一个星期。德寇给其中的四个挂上了“共产党员”的牌子，而在第五个人的脖子上写着“老共青团员”。
我还想起一件事，那是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普列瓦科告诉我的，后来也听到其他的人讲过。
在敌人进攻的期间，有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到河边去洗衬衣，忽然听到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的呼救声。她把他拖上岸来，才发觉救的是个德国军官。军官感激涕零，可是女庄员却伤心透了，等德寇一转身，便拿石头砸他的脑袋，接着把他推进河去，为了妥当起见，还踢了一脚。
当然，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故事在各地传说着，好象成了民间故事。个别的是，不管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传说，结尾总是一样的：后来女庄员参加了游击队。
那时候，在乌克兰既没有地下的广播电台，也没有咱们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地下工作者只有从人们的会晤、从个人的观察才知道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尽管我们的观察是有限的，而且有时是偶然的，然而还是捉摸得到主要的事实。
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痛恨希特勒匪帮。妇女和男子、少年和儿童痛恨他们；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脑力劳动者和家庭主妇也痛恨他们。
德寇倚靠腐化的、卑鄙的、怯懦的和毫无气节的小人，在软弱和动摇的败类中间竭力煽起他们内心的黑暗面：贪得无厌、酷爱权势、愚昧无知、反犹太人主义、民族主义、举发告密、奴颜婢膝。但是在我们祖国，这种人并不多。德寇绝对不了解我们人民的特性。
在生活的实例中，我深信人民在敌人占领的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共产党员看作自己的领导人。而且在共产党员有组织的地方，居民也是有组织的。
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和游击运动的及时准备，无疑地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共产党员们正在切尔尼多夫省活动着，组织也存在。我的周围是同事们，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成员们，我们不是偶然到这里来的，我们正在执行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
现在我已深知，我们已为开展强有力的游击运动具备了极好的条件。
我的思绪被朱勃科打断了。他指着我们前面大约三百公尺远的十字路口喊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瞧，咱们的人！真实话，咱们的人！”
有十个骑马的人飞也似地穿过我们的去路，从各方面看来是一批游击队：有些人穿着军大衣，有些人穿着棉外衣。其中有一个是女子。
“您瞧，您瞧，女的还挎着马刀，挂着冲锋枪呢。一定是游击队！”朱勃科欣喜地叫起来，用手指儿吹了个唿哨，向前跑去。
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也喊了一声，但立刻明白，不论是我们的呼喊也好，唿哨也好，游击队都不会听见的。我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三响。娜佳也从短皮袄的口袋里拔出白郎宁手枪，拉上了扳机：座力使手枪从她的手里挣脱了。原来她还是初次开枪哩。
当然，骑马的人绝不会听不见枪声的。不过他们没有反应，也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这方面转弯。他们大概有任务，没有工夫来理我们吧。
遗憾得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继续赶路。这件意外事给了我们一个谈话的资料。我认为，骑马的人中间有一个我认得是瓦夏·科诺瓦洛夫，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娜佳发誓说，波布特连科本人就在这群人里头。
接着我们开始辩论，游击队不注意枪声这件事干得对不对。
“他们干得对！”德涅普罗夫斯基喃喃地说。“那时候他们要是注意到，我们就糟了。谁会开枪？显然是德寇。干么要朝天开枪呢？他们真的要回击，就有送我们回老家的危险！”
不错，这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他们没有停下来，究竟是可惜的。要是他们忽然派人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来到列依明塔罗夫卡时，暮色朦胧，时光已经不早。村子看来很晦暗。风吹得高大的树木都在摇摆，狗在吠叫，举目不见人影。
当我们在过一间农舍的时候，听到有个老太婆的单调的声音。老太婆正在虔诚地大声做着祈祷。
我在窗户上敲了一下，她不做声了。我敲得响了一些，一扇通风的小窗户打开了，我看到一只伸出来的手。
“拿去吧，”老太婆低声说。
我拿了，是一大块面包。
“不，老大娘，我们想过个夜。”我难为情地说。
“这不成。”
我们再往前走。天已经全黑了。
“向右看，”舒普利克说。
黑暗里闪烁着明亮的火点，好象狼的眼睛。
“是些庄稼汉在抽烟吧？”普列瓦科推测道。
他的话证明没有错。在集体农庄的马 旁边坐着几个老头儿在抽烟，大约有八个人。他们一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等待着不做声。
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问问德寇什么时候到过这里，又问了一下村庄里的现状。他们从黑暗里闪烁其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劝我们去找村长。有一个老头儿站了起来，骂了一句就走开了，后来我们听到他加快了步子逃跑了。
这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结果。月亮已经从树林后背升了上来。我大约认识哪儿是五一集体农庄主席纳姆·科罗勃卡的房子的所在地。
科罗勃卡不在家。他的妻子不愿意开门。我们便敲隔壁人家的门。这时候我们全累得疲软无力了，所以我们的声音听起来带着恳求和迟疑。
主人走到台阶上，相当粗鲁地叫我们滚开。
“这么许多流浪汉！”
正在这时候，街上辘辘地驶来了一辆马车，渐渐近了，在我们身边停住了。
“他们运来了马铃薯，”主人自言自语说。
从马车上跳下来三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他们已围住了我，其中一个人下令道：“举手！”
但是立刻一口气接下来说：“费多罗夫同志！弟兄们，费多罗夫到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接着立刻开始了拥抱。第一个想到来抱我、吻我的就是那家的主人，原来他的房子是秘密住所。
演员瓦西利·赫穆雷依、瓦西利·苏达克、瓦西利·马祖尔——三个都叫瓦西利的人——坐着马车从支队来到了。这里列依明塔罗夫卡村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们已给省支队烘好了面包；马车就是到这里来运面包的。
“准备好了，你们的面包已经准备袄了，”我说着，把老太婆给我的那块仍然温热的面包给赫穆雷依看。
我并没有弄错。老大娘果真是给游击队烘制面包的。全村都是游击队员。德寇连来也不敢来。
游击队员们劝我们立刻动身到支队去——到那里总共不过十五公里路程。
但是我们宁愿先好好地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就让我们在马车上坐下，悄悄地驶进了森林。
马车上放着一大块、一大块松松的、喷香的小麦粉圆面包，上面遮着一块油布。我们十个人坐在两旁。一匹鬓毛蓬松的小马，顺着一条狭窄的林间小路拖着车子从容不迫地前进，一面不停地牵动着耳朵，好象在倾听我们的谈话。我们起劲地谈着，悲喜交集地谈着，不时哈哈大笑，声音把鸟儿都惊醒了。寒鸦飞了起来，不愉快地叫着，大概在咒骂这批和森林完全不相称的嘈杂人吧。
一批严峻的人拿着冲锋枪从树丛和林木背后走了出来。但是一知道谁坐在马车上，便奔过来握手，并且匆匆地寒暄几句。他们原来都是切尔尼多夫的本地人。
“费多罗夫同志，您还记得在我们去森林以前，您在戏院里怎样跟我们告别的吗？”
“记得，当然记得。”
“有人问您，害胃溃疡应该怎么办？您当时告诉他，‘把溃疡留在这里，本人去作战！’那便是我。”哨岗上的一个哨兵说。“于是我就去作战，真的不觉得有溃疡了……”
接着另一个哨岗上的哨兵问：“永久和我们在一起吗，费多罗夫同志？”
“直到胜利为止！”
“我是从乐器工厂来的，一个细工木匠，您记得我吗？”
“记得！”
当马车在一辆小汽车旁边的草地上停下来时，天色刚亮。在枞数茂密而低垂的数值下，可以看到一个个土墩——地下室的屋顶。在其中一个土墩旁边，有一个小胖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着搞一只箱子。他抬起头来，开始端详着我们。
“卡普拉诺夫！”我喊道，“瓦西里·洛格文诺维奇！好，你不认识自己人啦？”
他一个倒栽斛斗就滚到我们身边，十分激动地说：“噢，你们这些鬼东西，干么不预先通知一声。我又得生茶炊，又得准备饭菜……我们的家就在这里，完全象在家里一样，习惯了……尼古拉依·尼纪吉奇和政委就在那边的地下室里，还在睡觉呢。噢，不错，去叫他们起来！”
我们佝着身子走进了地下室。
“你们睡得太久了！”
波布特连科一下子没有认出我们。但是他一认出，甚至乐得掉下眼泪来了。自然，我们跟他狂吻了一阵。接着大家都起来了。他们细瞧着我们新来的人，品评着我们的服装和胡须；拍着，拥抱着，紧挤着我们。我们被领到一张大桌子跟前。围聚在桌子边的都是切尔尼多夫的本地人，城里人：熟悉的面孔，友爱的笑容……
在大锅子上方竖着一根蒸汽柱子。大家伸手到锅子里拿了个马铃薯。瓦西里·洛格文诺维奇把酒精倒在杯子里，说：
“请您讲几句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我很兴奋。
“好，同志们，”我举起了铁杯子说。“我们都活着，这一点已经够好！不论是你们对我，或者我对你们，都不曾欺骗过。我们讲好在森林里相会的，现在实现了！当我排除万难要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胡扯，说你们已经瓦解了。我不相信，他们大概也告诉过你们关于我的各种废话吧。但是在这两个月里，我们长大了，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德寇和各种坏蛋们是欺骗不了我们的！你们在这里学习过了，我呢——在路上。现在让我们好好地作战吧。让我们和其他的支队一起作战，和全体乌克兰人民一起作战，和红军一起作战吧！”
地下室挤得水泄不通，在林中空地的四周也站着许多人，能够来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尼古拉依·尼基吉奇和我走到空地上去。大会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了。
第一章 战斗以前
省支队驻扎在霍尔梅区的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我们这个组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来到这里。现在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本省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对我说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是很快活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我看到了切尔尼多夫的人们，会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和战友们；我亲眼看见了省支队还存在，还在活动，而领导着他们的是地下省委的委员们：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雅列明科——这些人都是我在工作中认识多年的共产党员。德鲁日宁也在这里。他象我一样走遍了全省。波布特连科派他担任骑兵队的政委，这队骑兵照旧在当初省支队驻扎过的古林诺；我见到德鲁日宁要稍微迟一些。
莫大的喜悦，简直是欢天喜地地心情，在开始时遮住了一切。在这样心情之下，我不愿意而且事实上也很难发现缺点。
我早已写过，我们这组人一到，他们便预备了一顿十分隆重的有酒的早餐，随后是集会。在集会以后，理发员使我们外来人面目变年青了。
将近十二点钟时，省委会开会了。
我们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谈话。这是个牢固的房间。高高的屋顶，玻璃窗户。房间中央放噢一张腿儿埋在地里的桌子。屋角里有两辆脚踏车，放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它的后轮带动一架发电机。同志们在上面“踏着玩”几小时——给收音机的蓄电池充电。收音机是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放在旁边的箱子上面。
地下室的一部分被一大幅帷幕隔开。帷幕拉开着，看到几张木床，这是领导干部们的“卧室”。这些木床上面放着干草、棉袄、马被、被窝，还有两个枕头。屋角里的方凳上放着一只水桶。四壁悬挂着领袖们的画像。我想一切大概就是这样吧。自然，桌子上还有地图、墨水壶、台灯和残余的吃食。
象所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们一样，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