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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我不能，我情愿投河，也不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把我藏起来吧，请你们把我藏起来吧！”
她要求转告游击队，古锡明天将要顺着普里蒲特尼——伊琴雅的大道骑马跑过去。
“干掉他，抓住他，”她说，“我想自己干，但是没气力。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现在我已经臭了，是个女奸细。但是你们会明白我并没有扯谎。由你们去审查，那时再来判断，一切听任你们来处置我，吊死我也可以，枪毙我也可以！……”
但这可能是个圈套，德寇可能密派这个姑娘来的。
我回想到当她在会场上的样子，看见她正在画着什么。
接着我又回忆到刚好在开会之前，当古锡对我们讲着“一般的话题”，描述着在德寇保护下的将来的乌克兰时，姑娘曾问过他这么一句话：“那么妇女的高等教育怎么样呢？”
他曾向她扭过绯红的脸，唾沫喷溅的嚷道：“给你烦死了！什么是妇女教育吗？就是丈夫、儿子、炉子！你要读完初等学校，就再上缝纫和烹饪的培训班。”
当时女秘书曾想装个笑脸的，但扭扭捏捏地扮了个如此可怜而 媚的怪相，看了简直令人作呕。而现在这个东西造反了？
我们问格里沙：“你为什么不带她到这儿来？要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她是哪一种女人了。”
“她本人怕到这里来，要是我强迫她——嚇，她还会放声大叫哩……”
我们慎重考虑了‘赞成’与‘反对’的一切意见，断定它虽然有突然遭遇挑衅的危险，但还是应该在大路上派上个岗哨。而在邻近的树林里却埋伏上一个装备优良的小队。
第二天早晨，格拉特上尉、红军战士戈洛德，还有三名冲锋枪手在大路旁边的冰天雪地上白白地躺了足足四个钟头。古锡没有骑马过去，可是也没有出现德寇的部队。
这故事的结果传到我这里已经迟得多。当时我们愤怒极了，大骂格里沙：“你耸起耳朵听了，就信以为真。”格里沙受到的责备又是合理、又是冤枉。
古锡发觉他的女秘书失踪以后，立刻在所有邻近的村子里进行搜索，因此在区里滞留了几天……可是决意援助姑娘的人们却比帮助古锡的那批恶棍更忠实、更坚强。姑娘得以逃掉。大约过了一个月，她起初设法潜入伊琴雅支队，然后转到了省支队。古锡也没有逃得了人民的报复……但那是日后的故事了。
我们省委小组在赫鲁晓夫支队里逗留了三天。我们得到了休息，穿上了干净衬衣；我终于弄到一双高统靴，脱下自己两只都是左脚的鞋。这双靴子的靴统很紧，小腿肚伸不进。只得把列索沃耶做的裤子罩在靴统上。我剃去了胡须，但留下一撮短髭。娜佳打量着我，很不以为然地加以批评，说我活象个富农。好，这倒是适当的化装！我们还得走一百多公里路才能到达省支队的驻地呢。
最近我们这一组又加入了一位游击队诗人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舒普利克，和青年游击队员瓦夏·波雅尔科。两名冲锋枪手奉命护送我们到捷那斯河。
不久以前，我收到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舒普利克一件礼物，是在基辅出版的一本诗集：“游击队员斯捷潘老爹之歌”。
这本诗集里有这样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没有译成俄文就引用在下面：
愉快地过了一夜
夜幕降临
睡意转浓
长途跋涉，
脚酸腿疼。
来到村舍前，
请求借一宿。
主妇不接待，
响我闭门羹。
我们认真对她说：
屋外天气真寒冷。
和颜悦色告诉她：
游击队员都是自己人。
朗诵了自己的诗篇，
她立刻展开了笑脸。
柴火烧得噼啪叫，
我们有了一顿好晚餐。
刀叉盘碟齐摆上，
烧酒也在桌旁边。
我们这一夜过得真愉快，
有人还睡在炉台上。
主妇一早就起身，
给我们备好点心。
送上大路再三叮咛——
狠狠地打击敌人。
这首诗描写的是我们在伏洛费察村的真实情况。
正象诗里所说的，我们到达伏洛费察村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冻了一天，又饿又累，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想睡觉，好象坐下去就站不起来。我们敲敲最先遇到的草屋。女主人把门开了一点儿，我立刻就从门缝里插进脚去。她对着我的高统靴砰地关上门，而且放声大叫。可是从门缝里散发出舒服的暖气，还有甜菜肉汤和新焙面包的香味。这使我增添了力量，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后面跟着我的七个伙伴。
女主人叫得真响！很可能以为我们是一帮强盗。事实上，她的确把我们当作强盗，当作一帮亡命之徒。我们竭力解释说：好大娘，我们到您家里来不过是烤烤火，无论是对您的财产或是您的生命都没有加害的意图。她对这些话听都不听，继续拼命大叫，根据我们的情报，村子里驻扎着一队相当数目的德寇供应部队，这一点更加令人不安。
同志们放下冲锋枪——他们扛得累了，女主人却当成作是威胁，忽然不作声了。她只有不作声了才开始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轮流发言，说明游击队员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怎样在保卫着人民的利益，接着女主人也完全出乎意外地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外衣脱下来呢？”
不多一会儿工夫，她请我们吃甜菜肉汤了；当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把自己的诗念几行给她听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她还有些烧酒。
“要喝点儿酒挡挡寒气吗？”
你看这一切不是完全跟诗人所描写的一样吗？不过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放过了一件极大重要的小事。因为德涅普罗夫斯基是不喝烧酒的，女主人特地给他端来一些家酿的甜酒。这就无疑地证实我们已经争取到她的爱戴了。
我们开始谈话。原来女主人是前村苏维埃主席的妻子；他“本人”马上要回家的。
她告诉我们，德寇在村子的那一端宿营，说着这件事的时候，她带着期待的目光望了望我们。
随后的事情是这位诗人不知怎的忘了，要不就是不能吟咏的。
我们一共九个人。据女主人肯定说，德寇无论如何不下五十人，外加他们全副武装，不仅有冲锋枪，还有机枪。用我们这点兵力去攻击，那就轻率了。但一点事儿不干，也是轻率的。
“德国人已经贴出布告，要我们在明天交出二百四十头牛和八十头猪。”女主人说。
“这些布告贴在哪里？”我问。我心里想出了个计谋，要稍微嚇一嚇德寇。
女主人说，布告贴在电杆上，贴在从前的劳动组合管理处附近。
“听着，小伙子们，”我对同志们说。“让我们来写一道命令吧！”
我当着他们的面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女主人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打算干的事，可是高高兴兴地给我们拿来了钢笔和墨水。
现在谁也不想睡觉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工作，立刻写好了“命令”，并且复写了十份。
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员少将奥尔连柯的命令
一九四一年秋天于切尔尼多夫
我刚口授了这几行，女主人便欢天喜地地问：“那么说，你们有强大的兵力喽？”
德国法西斯占领军借助于他们的奴隶们——伪警、富农、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败类的援助，正在掠夺乌克兰人民，向农民勒索粮食、牲畜、马铃薯和其他产品。
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仆们的掠夺行为，我命令：
一、严禁全体公民交出勒索品——粮食、牲畜、马铃薯及其他产品给德国占领者。
二、凡违犯本命令，解送粮食、牲畜、马铃薯及其他产品给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者，应视为苏维埃祖国的卑鄙无耻的叛徒，将受革命政权的严厉制裁。
三、游击队指挥员应在向各地运送产品的路上派出秘密哨兵。
四、凡执行德寇命令运送勒索品的伪村长和伪警，应立即连同他们的蛇窟一并予以消灭。
男女农民同志们！不让一公斤的粮食、肉品、马铃薯和其他产品留给德国法西斯强盗！
女主人找不到钉子，也没有浆糊。娜佳看到窗台上有一盒留声机唱针，我们决定利用它。
一吃过晚饭，朱勃科和普列瓦科便跟着当向导的女主人出发了；他们把德寇张贴的布告都撕下，而在原处钉上我们的命令。
女主人把我们安置得都很舒服。给风湿症折磨着的德涅普罗夫斯基爬上了炉台。我们睡得好极了。
女主人在天亮时叫醒了我们。原来她丈夫回来说……伏洛费察村已一个德军都不剩——全都逃跑了。
老实说，当我们草拟命令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只想表明游击队并不在打磕睡。这是个出乎意外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苏维埃国土上，敌人感到毫无把握。
的确，主人已告诉我们，粮食收集部队是由一个瘦弱而胆小的军需官带领的。他一接到“命令”的通知，便慌慌张张东奔西跑，并且说侦察兵早已对他报告：大批游击队已经逼近了。
我们大家吃了一顿精美的早餐之后，主人便引导我们到捷斯那河边，并且把一处狭窄而冻得挺坚实的渡口指给我们。他还给我们指点了到霍尔梅区的列依明塔罗夫卡村取得捷径。
“同志们，再见！”他分别时说，“列依明塔罗夫卡村有人知道米谷拉·纳普德连柯的……”附近各村的许多农民不知怎的都这样念歪了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名字。
我把伏洛费察的主人们的名字忘了，真是可惜。他们夫妇俩毫无疑问都是极好的苏维埃人。
在捷斯那河边，我们得和冲锋枪手们分手了；从这里起，展开了一片相当茂密的树林，躲起来是很容易的，我们没有他们也行。正要分手的时候，有一名冲锋枪手忽然说，他想要单独和我谈谈。
我们走到一边矮林里去。这位同志没有马上开口说话，使我有时间来更仔细地把他看个清楚。老实说，虽然我们已经相处了大约三昼夜，也交谈过，我却没有对任何一个向导加以特别注意。这两名战士——游击队员——一个比较年青行，另一个年长些。现在我好奇起来了，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面前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按城市式样缝制的厚呢大衣，鼻梁上有夹鼻镜的印子。我想起了一路上他常常把冲锋枪从这肩换到那肩。从这一切可以断定他是个城里人，一个脑力劳动者。我想：“嗯，他要抱怨支队的领导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开始有点犹豫不定，但很严正地说，“我向您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政府委员请示。问题在于我可能被打死……”
“被谁打死？为什么？”
“我想是被德寇或者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总之，您要知道，这是战争啊。”
“是的，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我不得不同意说。“只是请您扼要地说吧。您瞧，我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地方可以关起门来谈谈。坦白地说出您的秘密吧。”
这时他急急忙忙解开大衣，翻开大衣前襟，用手指撕开点儿衬里，抽出了一个扁扁的容积相当大的包儿。
他一面说，一面把包儿递给我：“瞧，这里一共是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卢布。这笔款子是属于肉类牛奶工业人民委员会木材采购办事处的，是基辅撤退那天保管在握手里的现金。我是会计主任，我的名字是……”
我当时就记下了这位同志的名字，但此后那张字条就失落了——在三年的游击生涯中，这是不足为奇的。
会计员把名字告诉我以后，接着说：“我是和一小组同事一起撤退的，我们的火车在路上被德寇炸坏了，后来我陷入包围，后来……在来到支队以前，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恳求您收下了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实在无力保管它。这是国家的钱，我不仅没有保险柜，甚至连一只手提箱也没有，此外，我可能被杀死……”
“但是您为什么不把这笔钱交给支队指挥员呢？万一您阵亡了，或者甚至挂了彩色，同志们会翻看您的东西……会误认你是个抢劫犯或者……”
“问题就在这里！但我不能把这笔钱交给指挥员，费多罗夫同志。这必须在现金转帐表上签字，而他没有这种权力……”
“听着，会计员同志，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把这一切保守秘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您该当着几位证人的面……”
“不，您知道，这是一笔巨款，人又是不认识，局势又是这样。”
“好，让我们来看看转帐表吧，在哪里签字呢？”
“就在这里，不过请您点点数。”
“为什么？要知道我反正立刻要把它烧掉的。”
“但是必须点点数，费多罗夫同志。您无权信任我。”
“我完全信任您。我们把武器和保卫人民的任务都托付给您了。我看得出您是个老实人，为什么要耗费一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来点这些钞票呢？”
“费多罗夫同志！”会计员喊道，声音中流露出了愤激。“我懂得，但是不能不这么办。我已经当出纳员和会计员管理银钱三十二年了……”
我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便动手钞票。不待说，一个戈比都不差。
叫旁人看来，我们的样子显然是很古怪的。在水流冰结的河岸上，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撒着雪花的矮树林下面点钞票。
接着我们把钞票烧了，我便在这独特的篝火上烤着手指：点钞票的时候，我手指都冻僵了。
等候我们的同志们，也冷得直打冷战。朱勃科和普列瓦科抖得特别厉害。他们因为我的长久不在场而弄得坐立不安，就紧贴着冰冷的地面爬到会计员和我藏身的地方。
“您好久不回来，我们以为……但是看到您在点钞票时……我们才放了心。”普列瓦科说。
会计员对他惊奇地瞅了一眼，显然很难理解为什么竟能对金钱漠不关心。在道别时，他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谢谢您，费多罗夫同志！现在我会觉得轻松些，仗也会打得更好了，不会那么害怕被打死了。”
我们早在伊琴雅支队时就打听到波布特连科和他的部下已科留可夫卡区转移到霍尔梅区。因此我们便往列依明塔罗夫卡——一个坐落在大森林边沿上的村庄去了。毫无疑问，这个村子里有一些和省支队保持联系的人。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懂得要找到游击队也不那么容易。
我们在伊琴雅支队里休息了一下，换过衣服，现在觉得更强健了。令人爽快的天气已经来到：不太冷，间或飘些雪花——是十一月中旬的天气。我们走起路来很轻快，两脚不再陷进泥泞里去了。我发觉同志们变得更沉默寡言了。我们大家在考虑一些问题。
我已经在德寇占领区里两个月了。祖国发生了些什么事，战争进行得怎样啦？
在这个这段时间里，我只听过两次无线电广播：一次在戈洛波罗特科家，一次在伊琴雅支队里。我贪婪地听着，竭力想根据两三次苏联情报部通报的片段新闻，想象战争的全部过程。战争在莫斯科的外围进行；我们的首都，我们祖国的心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许，这种消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沦陷区里使人感到这样沉重痛苦的心情吧。
红军的指挥员们，我们苏维埃后方生产部门的工人们和领导人员们，自由苏维埃国土上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都有具体、清楚、正确规定的工作。可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却刚刚在摸索道路，摸索组织的形式，刚刚在聚集力量和武器。
在这两个月里，我看见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呢？
我见过很多，会过好几百人，和几十个各种不同的人谈过话。
于是我开始总结，开始综合观察；开始评定会晤、谈话和思想；开始找主要的和典型的事情。要知道不这么做，我们决不能求得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的正确战术。
在记忆中保留的那些清洁，我已经写下来了。自然，那时我记得更多，一切事情都接近些，清楚些。但是主要的情节就是这些。
顺便提一句，我不能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它保留了最重要、最典型的事实和观察的印象。
例如：在德寇占领切尔尼多夫的不久以前，我和一批未来的地下工作者一起参加了敷雷课程的研究班，有一次上课时，我口袋里放着一些易燃火柴。我无意地拍了一下口袋，火柴便猛得烧起来，把我的腿烧伤得很厉害，当然，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件事。然而当我写到在切尔尼多夫的最后几天的居留时，这件意外的事情到底没有想起。
可是这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倒记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这是在彼德罗夫斯克农庄，有一回我坐在茅舍的台阶上。两个不知怎的焦急不安的妇人走来看我。
“您也许是党员吧？”她们中的一个问。
我回答说不是。两个人都失望了。这时我就问起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们勉强告诉我说，是因为争执一只小猪。好象是玛露霞从彼拉格依那里把猪偷走了。可是玛露霞坚持说，这只小猪还只有一点儿大的时候，彼拉格依的儿子便在她姐姐那里把它偷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问这两位吵架的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找共产党员呢？”
“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