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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那封信的原文至今未见任何材料披露。当事人的回忆便不免带有某些主观色彩。如：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要朱、毛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当解除指挥权等等。
脑子转得飞快的林彪，似不会如此直露。
《彭德怀自述》中的引述较为可信。彭德怀回忆，林彪信的大意如下：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说可信，因为符合林彪的性格。不管底下牢骚多大，但涉及到指挥权问题，话还都是绕着弯说的。猛一看，也不是对着毛泽东一人。两个月前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中，毛泽东提出辞职，也有过让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的安排。所以林彪的提议不是完全无据，也并非十分唐突。
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早已引起毛泽东警觉。但解决的时机还不成熟。
不成熟，毛泽东就不行动。
所以有4月25日对前线指挥员的指示：“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点到为止，不作强行解决。
1929年初，脱离根据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打圈，三千多人吃饭都难。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一开会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分兵了，便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又面临这种局面。
成功地抢渡金沙江，使追敌被远远甩在后面，相距一个星期路程。遵义会议以来苦苦追求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已经实现。毛泽东觉得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恰在这时林彪来信。毛泽东见其一贯信任、本身又擅长运动中歼敌的林彪也出来非议指挥，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林彪的信成为一剂催化剂。毛泽东立即向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建议。
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扩大到哪一级，限制却很严。参加者不多：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共8个人。
要求很严，通知的人必须到会。彭德怀正在指挥攻打会理城，从前线撤下来；杨尚昆生病发高烧也不能请假，用担架抬到会场。
会场却很简陋。怕敌人飞机来袭，在会理城外一个称为铁厂的山坡洼地上，临时搭起一个草棚充作会场。军团负责人在草棚里打了地铺。
有两个传看材料：一是一军团林彪来信，二是三军团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会议气氛紧张。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报告的大纲会前已经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他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表现。
毛泽东接过来发言。张闻天矛头对着林彪，毛泽东矛头却对着彭德怀。起初与会者没有觉察到。
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可是现在却有人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大家都以为他在说林彪。
临近中午还没有吃饭，彭德怀发言。会理城几攻不克，心中正在着急，便说起军事行动问题。刚说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是个很大的胜利，发言就被毛泽东打断。
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你向中央隐瞒三军团指战员对作战方针的不满情绪，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杨尚昆是彭德怀的尾巴，是什么政治委员。
话说得很重，而且突如其来，与会者无不震惊。
彭德怀也毫无思想准备。他进入会场才看到用复写纸复写的林彪的信。看完信后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有时反过来，红三军团指挥红一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完全未想到这里面有多少奥妙。
至于林彪，见到自己的信被作为了会议材料，便觉得情况不妙。现在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赶紧申辩几句，说给中央写信是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还没说完，毛泽东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就把他打断了。
也把他解脱了。
毛泽东还有一些话在会上没有讲出来。他之所以把林彪的信看得很重，因为怀疑林彪的背后有彭德怀，彭德怀的背后有张闻天。
其实彭德怀对林彪写信之事毫不知晓。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旧事重提，被紧急召上庐山批彭的林彪出来说明：会理会议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
至于刘、杨那封电报，刘少奇写好后，彭德怀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便没有签字，以刘、杨的名义发了。毫不知晓的信说是出于他的鼓动，知晓的电报觉得不合适没有签字，又成为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彭德怀后来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作为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本身没有受到明显的批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信了个别人的汇报，认为张闻天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要林、彭代替三人团指挥，张闻天到三军团去是与彭德怀勾结等等。会理会议上从毛泽东话语里也听得出来，他怀疑张闻天参与其事，是与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
彭德怀觉得难过，张闻天感到委屈。大敌当前，团结要紧，两人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不但未申辩，彭德怀在发言中批评了林彪，更批评了自己。
他说，由于在平桥、鲁班场战斗中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团结一致，坚决地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一口一个“新领导”，对粗犷的彭德怀来说，也实在不易。别人对毛泽东早改称“主席”了，他还一口一个“老毛”、“老毛”的，用很大劲才改正过来；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称“新领导”，他真是费劲不小了。
对林彪给中央写信，他只说了一句：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便不再过多解释了。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团结对敌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十分重要。虽然毛泽东的一些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被批评者都没有过多申辩。
周恩来、朱德发言，也称赞毛泽东的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对会理会议怎么看，争论并不多。在统一红军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这些积极意义说完之后，人们都小心翼翼回避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会理会议产生的裂痕。
但裂痕是无法回避的。
彭德怀说，此事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
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这份《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是张闻天的检讨。在长达五万多字的自我剖析中，辩诬文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会理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裂痕影响至深。
简单看中共党史，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四渡赤水毛泽东这神来之笔后，他最信任的林彪会跳出来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理会议。
关键是不了解、不领悟红军当时的严重困境。这段时期内，从来不发火的朱德也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也说“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从来不骂人的林彪也破口骂人；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中有想法，有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奇怪。不反映出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林彪继续用写信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他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借机又写了一信。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巩固和扩大陕北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28年春天，南昌起义部队刚刚到井冈山，一次毛泽东路过，正逢一个年轻指挥员给部队讲话：“不管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一下怔住了，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告之：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毛泽东自此记住了这个浓眉大眼的指挥员。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语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就是那些信。林彪写信以大胆著称。很多时候因火药味太浓、政治委员不敢签名而且劝林彪不要这样写，他照样不管不顾，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个人名义送上去。这种时候人们会发现，“行事桩桩少对人言”对林彪来说，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而是被艰苦激烈的斗争抑制了。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他写过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信。在毛泽东渡过难关顺利掌权的时候，他又写过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信。各种各样的信加在一起，总体看带来的好处不多，惹出的麻烦却不少。
在井冈山第一次见林彪时，毛泽东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在会理会议斥责林彪时，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已经不是娃娃了。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对会理会议评价说：
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去压他们。
这个会议的裂痕延续久远。
我们总结自己的历史，辉煌是财富，教训也是财富。甚至是更值得珍惜的财富。
我们怕教训影响辉煌，我们便失掉了很多珍贵的财富。
三、永恒的青铜像
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兴奋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红军突围西征、他腾出手来精心布置的“湘江追堵”。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搓手摩拳，捏着一封封电报，对照钉在四壁的地图，核实各路大军到达位置，一分分削减红军实力。最后认为红军牺牲很大，但地方实力派追堵不完全尽力，意犹未尽。
第二次是在红军鲁班场战斗失利，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之间。他判断红军此时举棋不定，是因大政方针未定，已无处立足。于是调集川、滇、黔、湘军及中央军，在川南黔北一带大修碉堡，以为用江西的老办法，在川黔边一举围歼红军。
第三次便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
当时红一军团前锋直指昆明。当时滇军主力全部调入川黔，昆明城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龙云十分恐慌。蒋通过空军侦察发现红军在昆明附近又调头北上，与幕僚研究后，判定红军是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增援昆明的薛岳调头向北，在电令中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
5月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布置大渡河会战。此时薛岳一部已渡过金沙江，蒋又电令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部6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
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但从来没有不包含时间因素的胜利。在时间的消耗中，胜利也会变为不利。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
5月9日渡过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日到14日夜，以整整6天时间强攻会理城。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耗光。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
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入了危机。
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布置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就是凭手中掌握的6只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月24日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6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的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