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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的眼光都转到中央纵队的皎平渡。
刘伯承立了大功。他带领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在守敌毫无防备中占领渡口，控制了两只船。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一面在江边设置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一面向朱总司令发电：
皎平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中，作战电文浩如烟海。但有几封关键性电报，战史专家们会逐字逐句地背诵下来。例如彭德怀、杨尚昆4月13日建议入滇作战的电报；例如林彪、聂荣臻4月25日建议北渡金沙江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刘伯承这封看似平无波澜的电报，也是其中之一。
“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对追兵逼近、主力于龙街渡洪门渡连续受挫的红军部队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和天大的生路！
朱德立即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第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刘伯承没有想到全军都要从他这里过江。唯恐渡口有失，他立即命令宋任穷率干部团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以保渡口安全。
三营连夜出发，在通安北面与增援之敌遭遇。
来敌是刘文辉的胞侄、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瑭。闻江防有失，亲率两个营赶来增援。
干部团是红军精锐，第三营又是政治营，军、政皆强。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三营以锐不可当之势，一气将敌人冲垮。
几步之差。
如果敌人先一步占领通安，居高临下压下来，红军将不知要多付出多少代价。
胜败往往一瞬之间，兵机从来稍纵即逝。刘伯承连续抓住了兵机。
5月5日，朱德电令林、聂：
军委纵队在末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敌人已经围追上来。动作稍慢会被隔断。一军团立即放弃龙街渡，向皎平渡方向挺进。5日黄昏至6日清晨，一夜之间翻山越岭，48次越过急流，急行军120公里，终于赶到皎平渡。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直站在江北一个崖洞里，等待着有被隔断危险的一军团。
5月4日至5月9日，除三军团彭雪枫团从洪门渡、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全军靠刘伯承掌握的那6只小船，皆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李德也跟在这支惊险迭出的队伍里。
从突破乌江以来，刘伯承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战表演，使从来目中无人的李德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后来写的那本多处攻击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到这一段历史时也对刘伯承赞不绝口：
“刘伯承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在四川服役多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
“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刘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战斗”；
“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
“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了几个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得红军有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四川驻军上”。
一口一个刘伯承或“刘”。
李德一遍又一遍夸赞刘伯承时，忘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在红军总参谋部训斥刘伯承：“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忘记了一次去红军总参谋部，几个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住了他的路，他飞起一脚把饭锅踢翻。刘伯承与他大吵，说他是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刘伯承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指挥红军作战时情况不明就下决心的李德，现在走过刘伯承开辟的通路，感叹是由衷的。
刘文辉刚刚接到蒋介石要其派重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阻截红军的急电，其侄刘元瑭就丢失了渡口。
溃兵满山遍野。刘元瑭急得放声大哭。
中国台湾“国防部”编纂的战史这样写道：
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薛岳的追剿大军于5月16日才赶到金沙江边，“于焉结束”，望江兴叹。
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哀叹的更应该是蒋介石，工农红军为何每每绝处逢生。
二、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过了金沙江的红军，进至一个好走之处，却来到一个难写之处。
因为那个会理会议。
写红军长征，人人多写遵义会议，人人少写会理会议。
前者是一泓宽阔的江面，可任笔端纵横驰骋，怎么升华也不会过分；后者却是一段急流险滩，一词一句皆须反复斟酌，稍不留神便会立即翻船。
于是就倾向于采取一种最统一最俭省的解释：会理会议起因于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纯属林彪的个人情绪和个人行为。
如果凡遇棘手之处，就让个人去背负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能够连续吗？
红军渡过金沙江，进至会理城附近后，为了保证主力短期休整，中革军委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城。
会理扼金沙江北岸，为滇、川交通要邑，有重要战略地位。该地守敌，就是失守皎平渡的刘元瑭。
会理城墙坚固。抹干了眼泪的刘元瑭率其一个旅，守志坚强。为不让红军接近城垣，不惜烧光东、西城关的房屋。蒋介石又派飞机到会理上空巡视，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瑭为陆军中将，犒赏钞票一万元，把他的气打得足足的。
9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强攻不克；
10日晚强攻，仍然不克；
12日坑道爆破，未成功；
14日晚，红三军团发起总攻，城西北角炸开一个缺口，刘元瑭组织人拼命堵击，红军未能突入，遂在城东北角的爆破，又被觉察，刘元瑭命人事前在墙上灌了不少水，使爆破未能成功。
就在刘元瑭与红三军团打得最激烈之时，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一直到今天，这个会议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反复斟酌，需要转圜回避，需要挖空心思找出对大家都合适都恰当的词句。
遵义会议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会理会议孕育的，却不能说都是胜利。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的，为统一从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
之所以要统一认识，是因为出现了分歧。
直接起因是林彪。
焦点集中在对四渡赤水作战的理解。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得意之笔也是后来得意。《长征组歌》唱“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都是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之后的事。
当时却差一点儿因四渡赤水丧失了领导权。而且发难者竟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
四渡赤水在后人看是伟大的，但伟大从来以苦难为代价。中央红军几个月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无定向转移；从建立黔北根据地开始，到川西北根据地、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几次预言的根据地都未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贵州也未实现。每日不是渡河，就是爬山，走新路，也走老路、冤枉路、回头路；长时间行军，一路上不得休整，均感到极度疲劳。
李德对那一段行军也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忆说：“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
保持特殊待遇的李德尚且如此，一般红军干部战士的疲劳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形容红军行动“飘忽不定”，却不知道红军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
极度疲劳带来大量减员。病号和累垮的人数远远多于战斗中的死伤者。
湘江之战使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四万余人，损伤过半。
四渡赤水期间虽然在扎西地区和遵义地区招募到几千新兵，但到过金沙江时，红军总人数已减到两万余人，又减了一半。
中央的战略意图又不甚明确，长期以来不能找到战略立足点，部队中普遍出现牢骚和埋怨情绪，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照这样下去，部队没有被打垮也要被拖垮。
部队的情绪在影响指挥员的情绪，指挥员的情绪在影响决策圈的情绪。
从林、聂4月25日发给军委的电报中一句话三个“应”：“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到彭、杨4月26日电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要求“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前线指挥员的焦急情绪已明显可见。
林彪过金沙江前已经牢骚满腹。他说红军净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要被拖垮。过金沙后进至会理地区，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
聂荣臻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的追击不会停止。如果蒋介石增援川军，合力堵住大渡河，后面再有追兵，我军只能在这块狭长地区转来转去，十分不利。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
聂荣臻说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拒绝了。
彭德怀说他当时回答“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
林彪放下电话就给中革军委写信。写完信要聂荣臻签名，聂不签，林彪便签上自己的名字将信送了上去。
林彪爱思考的特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特点：爱写信。自己思考的东西，喜欢把它写下来。他平日话少，作战命令也历来简洁。但写成信件便不惜笔墨、简短的不多了。
林彪的信涉及的问题一般都较重大，意见也往往颇为尖锐。正确的，看后觉得他目光犀利；错误的，则感到他为人刻薄了。
其一生中有这样几封信件嵌进了历史。
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当天，林彪得知毛泽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立即写一急信给毛泽东：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第一个、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支持。他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留下来斗争。但信中对朱德用了十分过分也十分伤人的语言。
林彪把信交给了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江华在井冈山时期担任前委秘书，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立即将信送给毛泽东。
据江华回忆，毛泽东那天晚上一夜未睡。
红四军的主力是二十八团。掌握红四军，就必须掌握二十八团。但该部是南昌起义的队伍，不是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才刚刚一年，毛泽东对这支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的来信，对困难中的毛泽东的鼓舞，肯定是“巨大”二字了。
一夜未睡的毛泽东后来给林彪回了一封情义真切的长信：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
毛泽东
6月14日于新泉
信很长。毛泽东一口气写了8000字，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对林彪一吐衷肠。
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1936年他在陕北对斯诺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儿东西；打土豪归公。八项注意开始是六项：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添了两项：不搜俘虏腰包；洗澡避女人。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补充说：“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
能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条文中加进两条的，绝非一般之人。毛、林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林彪本来还能加上第三条。
1929年2月红四军东固整编时，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她们留在部队，便通知所有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退出，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长，新编第一纵队司令员，颇有些权威，而且有一些人赞同林彪的意见。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军了，只有绕路远远地跟在部队后面。
但对贺子珍、曾志等在四军政治部前身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不敢动。不敢动就没有权威，所谓“枪毙”，说说而已。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女同志，帮她们说话，给她们壮胆。最终，林彪这个精简的意见也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写完回信后，红四军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了谭震林，未通知身为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毛泽东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毛泽东不但不能参加军委会议，几天后在红四军“七大”上又丢了前委书记。与贺子珍、江华等四五人拿着闽西特委发的每人30元钞票，离开部队去闽西蛟洋。人还未走，江华的马就被收走了，江华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那是毛泽东失去领导权的最困难时刻。
林彪就是在那个时刻，坚定地维护与支持了毛泽东。
第二次是毛泽东给他写信。林彪在井冈山讲“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专门写一封信给他，谈星火燎原。
这封信让林彪后悔了一辈子。解放战争时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一听说延安要出版毛泽东选集，马上去电要求收入该信时，不要写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被确定为接班人了还怕不保险，一定找人写上一段“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然后就是会理这封信。聂荣臻不签名，自己一个人签，签完立即送上去。
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之时，他坚定地维护和拥护过毛泽东。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历经千辛万苦的毛泽东刚刚取得领导权，他又突然站出来反对，而推荐彭德怀呢？
林彪念念不忘毛泽东此期间指挥的两次败仗。一渡赤水前土城之败，损失很大，赤化四川顿成泡影；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红军只有离黔，赤化贵州又无可能。
特别令林彪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否定了他的打鼓新场战斗。
林彪的个人自尊心与自我尊严感极强。聂荣臻回忆，他有一个小本子随身不离，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指挥过的历次战役及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数字。这是林彪的命根。谈起这些数字，他立刻容光焕发，可以顺着小本子神采飞扬地一页一页念下去；平时无话可说、不苟言笑的架势顿消。部下们就说：“军团长又活了。”
但四渡赤水期间，他的小本子上基本是空白。彭德怀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取得遵义大捷。林彪也想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搞一次大捷。但打鼓新场战斗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让他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鲁班场战斗，又是一场失利的作战。
其余的便剩下无休止的撤退、转移、回头路、弓背路、马鞍路。
林彪是不会把这些写到小本子上去的。
这些失利却深深印在了他脑海里。
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想赤化四川，轻视了四川军阀对四川志在必守；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又想赤化全贵州，轻视了蒋介石对贵州志在必得，这些在林彪眼中，无疑都是毛泽东之失。彭德怀则指挥一、三军团，一仗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而且彭德怀任指挥时，强攻、坚守这类硬骨头基本上都自己啃，迂回、包抄这类避开正面而且有速度就有便宜的好肉，总让他林彪吃，林彪倒也佩服彭德怀这一点。加上鲁班场战斗前两天彭德怀提出无攻破周浑元的可能，建议脱离战场，4月13日又向军委建议入滇，意见都提得十分关键。
所以林彪再未多想，便提出应由彭德怀出来指挥。
有这种情绪的绝非林彪一人。他又打电话又写信，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卫局长罗瑞卿都在场，无一人劝阻。
就如井冈山时期林彪怀疑红旗能打多久代表了一种普遍情绪一样，四渡赤水后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
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给中革军委拍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其中“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用语，似也有检讨领导之嫌。
林彪那封信的原文至今未见任何材料披露。当事人的回忆便不免带有某些主观色彩。如：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