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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
这支部队不但未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尽。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土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场”——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
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臃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仓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
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须苦撑危局。
有些指责是对的。
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一是说明国际“七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
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
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
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岳，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6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但中共中央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上海局沟通联络的能力。当时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7部，留3部给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陈毅、刘伯坚，14部分别配属军委总部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军委下令把笨重的发电机、蓄电池埋掉，对上海方面无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断。
所以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王明说，他听到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信社1934年11月14日所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撤出了中央苏区。该消息说：“向四川省进发的中国红军主力，在11月10日放弃了过去中央区的首都瑞金。”
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保密决定并非一无是处，所以蒋介石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红军下一步的意图。
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即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
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
也是耀眼的辉煌。
四、嬗变（一）
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立即在《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
这两个人又都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26年爆发“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
李默庵不做这样的空头保证。他开始与早年那些兄长一样待他的共产党员们为敌。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
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歼，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时刻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战斗，才保住了师部。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两个旅四个团近一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厄运。
就在李默庵龟缩阵地避免被歼的前后，宋希濂却因为过分自得，连续向红军发起进攻，被红军射手一枪击中，身负重伤。
这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兼该城警备司令。三个月后，与奔袭敌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和寻淮洲红七军团在浒湾相遇。当时蒋介石正在抚洲。宋希濂率三十六师与其他几个师拼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害。
之后宋希濂参加平定“闽变”。第一次战斗便一举攻克天险九峰山，使驻守延平的十九路军部队不得不开城投降。蒋介石亲自写一封信空投给他：“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来蒋介石只让三十六师担任牵制对方兵力的助攻，连火炮支援也没有分配给他们。没有想到助攻部队竟然打下了天险主峰。当晚蒋介石通电全国军队，表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国民党悍将。
宋希濂在红军出发长征前十几天身负重伤。这时距苏区首府瑞金最近的，是东路军李延年的第四纵队。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生，与李玉堂、李仙洲并称为黄埔一期中的“山东三李”。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李延年冲锋在前，敢打敢拼。北伐途中与孙传芳部作战，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应钦、李宗仁的多次赞扬。黄埔军校毕业刚刚三年，军衔就晋升到少将。黄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无人有他这样快的晋升速度。
但蒋介石不把占领瑞金的任务交给他，却交给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东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着该纵队副指挥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师进取瑞金，于八日集结长汀，即一举占领瑞金之目的，于九日晨开始攻击前进，限当日占领古城，十日占领瑞金。仰遵办具报。”
蒋介石特地把占领红都瑞金的任务指定给一个前共产党员，是否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了。
8日，李默庵指挥部队集中长汀附近。部队行动得非常小心谨慎。9日向瑞金进展。第十师在先头，第三十六师跟进。至午后4时，十师占领隘岭、古城一带地区，三十六师到达花桥、青山铺一带。
这位1925年入党的前中共党员，率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步一步向瑞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蒋介石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诚，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14年零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
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
前共产党人李默庵率领国民党队伍占领了瑞金，前国民党人吴化文也率共产党队伍解放了南京。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要说报复，这是历史的报复。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
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他又移居美国。
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建立根据地，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是由北向南。
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生俘。
他被关进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这个地方与渣滓洞齐名。一本《红岩》，使它们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已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听到消息特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
指挥李默庵、宋希濂直插中央苏区核心的李延年，晚年在台湾连请他吃饭的人都没有了。从大陆撤退时，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谭岛，有亏职守”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