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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
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一幅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复建议的唯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
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抉择：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者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些的空间，获得作战行动的自由，并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滕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讳莫如深。
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作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面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而有些或仓促中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作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严重困难。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沧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其实国际的表态是含糊不清的。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确，但“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又认为打破“围剿”的希望还不是没有；具体怎么办，留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
原因的关键，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详情不甚清楚。
1934年2月5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正吃紧之时，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篇《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的发言：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关于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
……在所有“围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这次“围剿”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向蒋介石提供金钱和枪炮外，还直接参加作战行动。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法西斯德国的70名参谋军官，不仅制订了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不仅组织了专门训练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的讲习班和学校，不仅领导了从技术上加强城防和战线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15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国其他各省的上空飞来飞去。原柏林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格尔热津斯基及其助手魏斯等人，像一群饿狗一样，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上海、南京等城市蹿来蹿去，帮助整顿秩序。
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鼓掌）
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红军在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被击退，其中20个师被彻底粉碎，约20万支步枪、5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加农炮和重炮、几十部电台、12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装备、粮秣，均为我英勇的红军缴获。（鼓掌）
曼努伊尔斯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辉煌战果，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白军许多师长、旅长和团长。1932年，仅在中央苏区一个地区，红军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4月，又抓住了2名师长、2名旅长、4名团长，约3万名士兵投奔到红军方面来。（鼓掌）
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万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十九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
结果，塞克特和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便立刻揭露了一个秘密：谁是我们红军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什么地方是红军的兵工厂和军事仓库！……（鼓掌）
最近几年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日益巩固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它在实践中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的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证实了在经济落后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免于彻底崩溃和贫困的英明指示的现实性。
其次，既然国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四年间共同努力未能消灭中国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那么，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发动战争，胆敢同坚强、伟大的苏联作战，又能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胜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
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突击队——联共（布）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岁！（热烈鼓掌，全体起立向王明同志致敬）
必须用十二万分的耐心把这篇讲话看完，不耐心看完，你就不会知道王明已经荒谬到什么程度，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脱离实际到什么程度。
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后，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和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无此先例。
王明刚刚在联共（布）大会上宣称对苏区的“围剿”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共马上来电要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共产国际完全陷入自我营造的矛盾之中。
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那封态度模糊、说话游移的电报。
对苏区实际情况王明并非一无所知，但所知情况甚为混乱。
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共产国际派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来华。纳尔逊出发前，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与他谈过话。王明说，江西的形势十分困难，苏维埃已经完全被包围。盐的供给殆尽，蒋介石抓住走私盐的人就砍头。更糟糕的事情是蒋介石要使用毒气。能用什么办法抵御毒气呢？所以派纳尔逊带5万美元去中国，任务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买防毒面具。
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外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的必要，1933年10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订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
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
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么翔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
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
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蒋介石、陈诚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
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追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三营长是五十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
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拼。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强大的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
历史的结论是：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根据地损失100％。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
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
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萧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