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诳翁蒙锨那纳浠髂澄桓甙恋墓魇保ザ喟镏思矣米饕抵降娇湃砻嗝嗟淖拥蜻赀暌恍Χ选Ｋ谋拘目峙赂忠庥米约旱纳硖迦ケ；つ歉鍪苋璧纳倥Ｋ哪谛拿苤刂亍�
现在，过去的一些同班生已经不能清晰准确地回忆他当时的表现。老实，功课好，肯定的评价大抵是这些。只有一位做服装设计师的女同学提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他长得好看，体型也好。“这个记忆似乎使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但肯定代表了女同学的普遍看法。另一位在运输公司当司机的鲁莽汉子自称郭普云是他小学时最好的朋友，但他连郭普云的相貌特点都记不清了，只反反复复唠叨一件事：”他会劈叉，横劈竖劈都会，一叉能把腿裆挨地，自个儿能蹦起来，没治了！我跟他学过，太他妈疼了，跟把那儿撕了差不多……“看来，在少年宫学舞时培养的体能帮了郭普云不少忙。他瘦小娇弱，能使I 司性少年佩服的本事只有这一点了，他充分利用了它。让一圈腿脚笨拙的人围着，在教室走廊的水泥地上潇洒地表演绝招，他内心会不会轰鸣着那个饱含侮辱的声音：”他不是男的！“他炫耀常人不及的动作也可能出于对舞蹈的迷恋，父母毕竟不能完全斩断他与这门可以赢得掌声的艺术的联系。因为他有所作为的第一项事业就是舞蹈。他不大成熟的快乐与痛苦都来自这个地方，他不会轻易地忘掉它。初二那年暑假，阿尔巴尼亚民间舞蹈团访华演出，他从香山夏令营偷偷溜回市里，在天桥剧场门外等了一张退票，把车钱都搭上了。他沿着大马路中间往家走，在路灯底下操练刚刚见识的舞步，七扭八歪地像个小酒鬼。夏令营辅导员心急如焚地坐在他们家客厅里，他刚进门就挨了父亲一巴掌。文雅的父亲是不打人的，所以打的被打的都不曾忘掉这件事。郭普云生前与人谈起童年和家庭时常常提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很勉强地暗示他和父亲的不和有着细微却久远的根源。他指着白白的脸膛一侧，苦笑着说：“就这儿……我当时都傻了。”
初三毕业之前，他说服了母亲，提前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介绍人是文化宫的老师。当其他为报考高中而忙碌的同学未进考场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了红色的录取通知单。但紧接着又收到一份通知：暂停招生，考试无效。不久，大家都用不着再为考试操心，时局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乱得不可收拾了。郭普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很快就成了一个难以缺少的角色。
宣传队的隶属不停变动，最后归附了某个兵团。这个派别势力很大，有大学生和各种漂泊不定的小组织参加进来，主要成分还是干部、知识分子子弟比较集中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
文化革命第二年，宣传队占据了军艺的排演场。对别人没什么，对郭普云却是个意外的巧合。他觉得在这个混乱的天地里自己是主人，批判舞蹈系系主任的大字报别人看不出名堂，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儿，因为此人是他的主考。他不相信这个严肃的军官会猥亵女学员。那年他不足十八岁，不管外界散布什么东西，他仍旧认定有些事情不可能发生。他善于自省，但过于依赖自己的判断，他自信不是为了利用这种判断去说服别人，而主要是为了指引自己。他思维深处牵挂些什么，别人是不知道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延续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刻。他在军艺排练节目的短暂生涯，很可能是整个悲剧的一处不太醒目的起点。
军艺造反派为宣传队配置了一些服装和乐器，派出了音乐和舞蹈教员，队员们称这些人是“军代表”。到舞蹈队来的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女军人，苗条泼辣，美丽活跃，红卫兵们众星拱月似的围着她接受摆布。她军艺毕业后留校，已有两年教龄，水平令人叹服。她的嘲讽也是幽默的。
“你肚子里藏了什么？狗熊吗？”
“你们看他的台步像不像花旦，让他再扭扭给大家瞧瞧！
说你呢……还笑？“
她可能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郭普云，但她不露声色，只是很少挑剔他的动作。不满意了就轻轻拍他一下，低声说：“样子满机灵，怎么不开窍？再来一遍，腰肌放松，呼气……”又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时间一久，郭普云说不定意识到那轻柔的身体接触并非是随意性的或职业性的，因此他耳朵老是红得发紫，舞也跳得特别卖力气。如果四目有所交流，他在对方黑亮的美眸子里看到了什么呢？总不会是母性的温柔吧？后来她知道他是四川人。便认了小老乡，互相以姐弟相称了。她的家乡是四川万县，离他的老家有半天儿路程。那时她正教授男女结对儿跳的藏族舞蹈，示范时让郭普云揽了她的细腰，两个身体几乎没有距离。她成熟的身体对他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威胁，他紫着耳朵伴舞时的思绪不可能是平静的。他有没有罪恶感无关紧要，事实上她吸引了他，使他第一次领略了发自异性的惊人信息。这和以往女孩子们的柔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英俊小伙子，在四周没人的情况下向一个比他年长六岁的美丽女子叫“姐姐”，情绪激动地接过包着巧克力的手绢，这种情形的潜在意义是什么呢？它至少不是无意义的，任何血缘之外的姐弟关系都隐藏着程度不等的感情密码，这恐怕是成年人的最一般的常识。
军艺排演场是一座厂房似的旧建筑，有很深的前厅，舞台比较矮，观众席的座椅是活动式的，平时折叠起来码在窗户旁边，腾出水泥地练功用。宣传队睡地铺，男的睡前厅，女的睡舞台，熄灯前将幕布拉上，不良的视觉便挡住了。厕所在舞台后边的走廊里，与化妆室、道具库隔着几个门。女的很方便，男的要上厕所就麻烦了。不能走舞台，只能出前厅，绕过锅炉房走排演场的后门。夜深时若小便，胆大的在院子里找棵树便解决了，像郭普云那样的本分人就只能规规矩矩办事。公用手电筒挂在前厅的大门扶手上，它的光线是微弱的，但在那条阴暗的走廊里一定可以造成独特的气氛。如果碰上解手的女同志，更感到恐怖的应该是谁呢？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有人听到女军代表在走廊里跟哪位说过话，黑夜太安宁了，轻微的声音成了激昂的活泼的絮语。那个神秘的对话者很可能是郭普云。
那年冬天有许多寒冷的夜晚，人们一般睡得很早。但一月份普普通通的一个雪夜，人们倾巢出动，沿着公路涌向市区中心，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舞蹈队有个瘦弱的女红卫兵，中途掉队后返回军艺，在排演场走廊里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没有灯，却十分明亮，雪光从道具库旁边的大窗户外边射进来，把一种情景映得清清楚楚。舞蹈教员的军大衣没有系扣子，两条胳膊和两片大衣前襟紧紧地缠着另一个人。女红卫兵听到惊慌失措的剧烈喘息，逃似的退出来，同时看到衣襟里那个人像子弹一样射到走廊的深处。脚步声轰轰地响过舞台的榆木地板，窜到前厅去了。
女军代表在雪地里找到了目击者，得知掉队的原因是月经来潮，就殷切地从自己铺位底下抽出了洁净的卫生纸，谈了一些经验和知识，冷静而又温柔。女红卫兵直到宣传队解散才把秘密告诉别人。她不能很恰当地解释自己的发现。那两个人究竟在于什么，连她自己也将信将疑，最后才吞吞吐吐地找到了两个不太确定的字眼儿：接吻。
事隔多年，目击者的朋友说起这件事未免夸张，她认为整个事件的内容比“接吻”要深入得多。二十四岁面对十八岁，事情绝不会简单收束。动乱年代表面的严酷之下，往往蕴藏着末日的淫荡和混浊，行为本身也许是不堪的丑态，实质却是绝望中的个性反抗，以放纵手段达到内心的自由。
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那不是丑态也不意味着自由，它是一种困境，对当事人来说美仑美奂、令人陶醉的困境。它同样深刻地反映了人情的丰满和局限性，证实了原始的快感对人的诱惑和支配。郭普云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而已。或者，这并不是歧途，而是常人不达的一隅仙境？十八岁以后的岁月里，郭普云频频回顾这段往事——如果他果真频频回顾的话，重温的未必是痛苦。只有回顾本身才是痛苦的，回顾对象给他的却是美妙的幻觉。
郭普云只披露过有数的几件事。接受巧克力，生病时得到照料，亲切的舞蹈动作，军艺校园小路上的娓娓长谈……他说得很平淡，竭力让人相信一切都是正当的，是姐姐给弟弟的纯净关怀。但是他的眼神儿茫然，分明陷入了被时间斩断的温情之中，甚至接二连三地叹息道：“……她对我太好啦……”
“你小子说老实话，她是不是勾引过你？别哄人……”
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仿佛要肯定别人的猜度似的。这种猜度使他愉快。她对我太好啦一类的表白，听起来像是知足者的炫耀。三十六岁的单身男人不论怎样强调他和女人的关系，在外人品起来都不乏凄凉的意味。我当时就感到，他获得的东西少得可怜。
这次谈话在他死前几个月。我背着六瓶啤酒一斤牛肉找到他居住的地方，想从他嘴里灌点儿东西出来，他没怎么样我倒先不行了，糊里糊涂地讲起了不成功的初恋。事实和痛苦都放大了许多。居然醉醺醺地觉得不好意思，但考虑到对他会有启发，就信马由缰地边喝边聊，终于使他感动了，再不能无动于衷。他拿出一张照片，向其中一位女军人点了一下。是宣传队员的合影，郭普云也穿着军装，表情像个甜蜜的洋娃娃。尽管女军人容貌非凡，但我仍旧看出他和她年龄上的差距。他的答案是：她是他姐姐，六九年复员回四川，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一个谜一样的女人，美得无以伦比，我满以为会听到一些精彩的事情。然而，他的所有披露都没有那句感叹告诉我的东西多。
“她对我太好啦！”
是的，我当时就感到这个表白十分虚弱。现在我依然感到他的收获有限，不管他除了接吻之外还做了什么事，扑到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怀里他的最大感受只能是恐惧。他纯真的官能是被劫掠的对象，他的初吻在颤抖和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被一位强有力的异性夺走了！给他留下的只能是困惑重重的内心创伤，并使他常年为此忍受折磨。
今天，军艺的排演场早就改建为餐厅，作为餐厅它也陈旧了，潮湿滑腻的四堵墙破坏着人的食欲。但它的基础残留着前身的格调，深深的门厅，阴暗的走廊，连厕所都在原来的位置。情场拥吻之地如今到处是酸溜溜的面味儿和剩菜的香味儿，一星浪漫也寻不见了。
电视上的胡小芬并不是那个女人。可那个女人在四川某地一定在从事相同的工作，教少男少女们如何更优美地支配形体。她知道自己用嘴唇接触过的那个男孩子发生了什么人生变故吗？如果婚姻正常，她自己的孩子也该那么大了。她的后代永远不会知道，母亲用怎样的手段抚慰了或者伤害了一个——弟弟。但愿她不是一个欲望超常的私生活紊乱的女人。否则郭普云不是太惨了吗？
静悄悄的黑夜，雪光从窗外扑进走廊，两个人倚墙而立，两颗头颅像粘连在一起的导电物质，湿润的软唇上火花四溅，烧亮了坚硬的心脏，巨大的建筑物在狂抖中徐徐陷落。
自杀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幻觉的吸引，这是权威性的分析，许多法律和心理学著作中都提到过。郭普云在驹子峰顶浩荡的山风吹拂下，应该看到这个无比灿烂的动人景象。 第四章
几次努力都遭到拒绝，我乱点鸳鸯谱的闲心就淡漠了，既然他认为自己过得很好，不如由他这么孤独一人地过下去，单身汉的日子说不定真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好处，外人是不好理解又不便剥夺的。我仍旧像往常那样，不时到他那儿吃点儿，喝点儿，尝尝他做的很地道的炒菜。女人不提了，所谈的大抵是文艺、诗、经济、民风，居高临下地评判一切，有气势但没有深入探讨的能力。不论我还是他都经常为找不到合适的言辞而突然改变话题，他说得多因而窘况尤甚，有时候会吐出一连串含混的概念，让人听起来摸不着头脑。他喜欢电影，一些俗不可耐的片子也能让他看出好来。大概是电影有助于他的幻想吧。他的气质可以迎合并改造一切虚伪的画面。他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玩味的是自己内心的真实，他在诗里画里寻找的可能是相似的东西。在生活里找不到的玩意儿在艺术里也找不到，他最后可能闹明白这一点了。他也许早就明白，因此他的兴致勃勃实在让人不好理解。
十二月份，在他零乱的小屋里，他郑重地告诉我他想写一史诗体裁的东西。他背靠团在床头的被子，两只猪皮鞋摇摇晃晃地蹭着床单，口气严肃认真。这副样子让我不忍心说出真实的想法，可让人说什么好呢？
“……构思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准备什么时候动笔？”
“……还没想好。这几天一躺到床上就看见诗，一行一行地过，韵压得特别好，想看看清楚，又什么都没有了……再不写，脑袋要炸开了……”
“那就写吧，等什么？”
“我也闹不清……老怀疑自己有没有写完它的能力，写一半写不下去不如不写，你懂得多，你说我该怎么办？”
“干脆甭写。”
他瞪着我，左手轻轻地揉着脑门儿。我不想打击他，可他六神无主的样子真让人受不了。谁也不需要史诗，对他更没用。现时代的人宁肯听胡言乱语或骂大街，史诗算个屁！
“想写今天晚上就干，写不下去了就玩儿去，别把它当回事。这个世上能写史诗的人早就死绝了，写不出来不是你的问题，写出来倒怪了……你得这么看才行。”
“你不了解我……”
“别来假招子，我太了解你了。你的史诗跟自传差不多吧？
你的经历再复杂，当史诗的主人公也不够格，太嫩了……“
“不提啦！哥们儿你不了解我。”
他的口袋里别着一枝钢笔，那是刚刚得到的奖品。学生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组织征文，他得了全校惟一的一等奖。我没有应征，一是情绪不高，不屑作小打小闹的文章，二是怕万一评不上奖面子难堪。他上台领奖时面红耳赤，可见作此文的态度相当认真，对荣誉是敏感的。他撰写史诗的欲望可能跟这次小小的奖励有关。此外，世界文学课程恰好讲到拜伦一节，那些优美的叙事长诗唤起他的创作勇气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自信了解他，实际上依赖的只是这些琐碎的事实。不理解他创作史诗的人生根源，却盲目地加以贬讽。这是我难以原谅的又一个错误。把他看成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诗歌爱好者，与他渴望摆脱心灵压力的真实形象相距真是太远了。可惜，只是靠了他勇敢的抉择我才看清了这一谬误。为此我将尊重所有沉醉在诗歌里而又注定会失败的人。他们过多地分担了人类的痛苦，像郭普云一样。他们本可以活得轻松一些的。
但是，我或者别的外人可以承担的责任毕竟微不足道。桎梏了郭普云创造力的根本原因，是他自身的混乱。我一向认为诗人的生活即使不能井井有条，骨子里也应当维持某种清晰的坚定性。他应当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且始终盯着自己的目标。郭普云缺少的正是这些。他思想的混乱有许多表面特征。
至少当我走进他零乱不堪的小屋时，便立即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巢穴，里面隐居着一位惰性十足的人。去过几次我就明白，写诗、恋爱等等，他没有一件能够干得成、干得痛快淋漓。他甚至不能利用单身汉的地位，把某个对他有兴趣的女人请进来，办点儿彼此都需要的事，哪怕他有这种胆量和相应的道德观，他能做的只有用混乱把自己埋起来，捂在有霉味儿的被子里重复那些折磨人的破碎思想。他拼凑这些碎片的结果，是把自己引向常人畏惧的绝路。他不支配这个房间，不能主动地让它舒适点儿干净点儿，这个房间就来支配他了，它用肮脏与压迫他的一切结合，最终把他赶了出去。
不知道换个人能否在这里居住。玻璃不透明，因为他长时间用煤油炉在屋里炒菜。家具不擦，看上去一层灰，摸摸却是油腻。老式大衣柜掉了一只合页，里面堆着袜子、手套、纸和他不时倒换的衣服，门扇像个秃翅膀似的搭拉在墙边。五斗柜上摆了足有几十件东西，布猫、铝勺、小闹钟、毛笔、旧信封、撕掉封面的刊物、针、药瓶，每看一眼都有新发现。桌子几乎看不出本色，空酒瓶和空烟盒让花生皮包围，瓶子里几口剩啤酒已经长了毛，烟头像白甲虫一样趴得到处都是。被子从来不叠，床单的蓝格子已成灰格子，黑不溜秋的枕巾一股袜子味儿。抽屉里是酒杯、筷子，再拉开一个抽屉是一团一团的废纸，写了一半的诗句或几笔潦草的素描依稀可辨。新的、旧的、破的书籍四处乱丢，窗台，枕头旁边、地上、锅盖上、被子卷里，哪儿都有。一切都没有秩序，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破败芜杂，像一座阴暗宁静的废墟。如果不是自感踏上了穷途末路，人怎么也不会无所谓无聊赖到这步田地。他已经跨掉，除了他自己恐怕没有人能挽救他。
这间房子在筒子楼底层，窗户向阳。但是让不知干什么用的简易平房挡住了。它是医疗器械厂的宿舍，母亲退休前是这里医务室的大夫。让他单独住在这里，他母亲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房子离百万庄的家有十几里，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去。儿子过得这样，做母亲的一点儿不能体察，或者明明知道而不予理睬，似乎也太漠不关心了。我暗示过他，他烫了似的不断表白，说母亲待他很好。说得太冲动反而不自然，叫人没法相信。况且，大龄的独身者与家庭没有隔膜的很少见，他们一般都拒绝别人的怜悯和帮助。那个外表还算慈祥的老太婆对郭普云的固执已经厌烦，索性由他去了。情况一定是这样的。所谓母亲待他很好，是骗人，也是骗他自己。
郭普云的死前蛰伏之地不适合居住，更不适合写作，却是饮酒谈天的好地方。专修班至少有五六个男人到那儿喝过酒。
去过的人都说他的菜烧得真是好，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