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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护士长开玩笑说：“这人牛高马大的，生个孩子那还不好比下个蛋。”
剑辉让李琼住进了单间，也就是抢救室。为了不使病员精神紧张，抢救室从没挂过抢救室的牌子，只用了特殊的床位代号：零床。
科主任临下班表示不太同意剑辉的做法，说：“有必要让这么壮实的人住‘零床’吗？”
剑辉坚持了自己的做法。她认为一个高龄初产妇用了药还不退热便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晚上十点多，我到病房，剑辉正在接生。护士告诉我今晚够忙的。我问“零床”怎么样？护士一撇嘴：“挺好。人家坚强得很呢，李大夫还要我随时观察。”
剑辉见了我，要我去听听“零床”的心脏。
我听了觉得正常。
“再听听舒张期。”
我屏息静气，终于捕捉到了隐隐约约的风一样的呼啸声。
剑辉试图诱导零床回忆病史：“你想想小时候住过院没有？有没有过心慌气急？”
零床说：“大夫，你就别问了。我没有病。我从来不生病，我是厂里排球队的主攻手。这次住院是来生孩子的。”
剑辉说：“那好。有不舒服就赶快说，想哼哼就哼，不要太克制了。”
零床说：“大夫，我这人从不无病呻吟。”
还没有明显的子宫收缩，零床看来不太可能今夜分娩。剑辉让李琼的丈夫回家，要他明天早点来。
回到办公室，剑辉忽然说：“也许我应该留陪伴的。”想了想又说：“算了。天还冷，又没地方睡，孩子还没生就熬成这样子了，怪可怜的。”
剑辉在病程记录上记述了心脏杂音的情况。然后写道：随时观察病情，半小时量一次体温和血压，必要时请内科心血管专家会诊。
护士接过病历，剑辉又拿了过去，掏出橡皮擦掉了最后一行，重新写上：必要时立刻请内科会诊。
我们马不停蹄地忙到十一点半，我照料些老病号，剑辉处理新病人的各种情况，其中包括替零床降血压和平喘咳。从食堂吃夜餐回来的路上，剑辉说包子的馅有臭味的时候，突然又冒出一句：“也许真该留陪伴的。”
我说：“算了。人已经走了。”
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们查完最后一次房。我准备睡觉。剑辉一边洗碗刷牙一边发牢骚：“真是伤脑筋。我打电话到内科请教孕妇的心脏杂音问题。他们说半夜三更的，你也有病，要会诊就送会诊单来。我请放射科透视零床的心脏，他们发这么个报告：心脏横位。考虑原因是妊娠使膈肌上抬。这不是废话一句？任谁都知道肚子大了，竖着的心脏就给顶成横位了。X光应该给我病理提示嘛！”
我说：“他们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说过，有许多医生一辈子都在医道之外逛荡，他们就靠打马虎眼过日子。你无法同他们认真。剑辉同意我的看法。她无可奈何地说：“是啊，这就是所谓的医生们。”
护士说：“快十二点了，李大夫，去睡吧。有事我会叫你的。”
剑辉说：“零床入睡了吗？”
“睡了。”
“按时观察啊！”
“知道。”
十二点差五分，剑辉进了值班室。我困得不行，倒在床上就闭上了眼睛。剑辉在那儿抖被子，抖床单，无缘无故叹了一息，说：“一冬无雪呢。”
我没有搭腔。
剑辉和许多有洁癖的医生一样，上夜班时总要把床铺拍打个遍。在她悉悉卒卒的响声中，我酣然入睡了。
突然一阵急剧的敲门声。
剑辉翻身跳下床，抓起衣服就往外奔。我紧紧随她身后。护士结结巴巴说：“零床……不好……了。”
李琼喘作一团，脸呈乌紫色，她窒息了。紧接着下面破了水，胎粪流了出来。胎儿宫内窘迫！一下子，大人小孩都面临危急。护士还在一个劲解释：“突然的……突然的……一直没动静，咳了几下……就咳了几下……”
剑辉说：“吸痰器！”又对我说：“快替我打电话找主任，我请示立刻做剖腹产。”
“吸痰器！”剑辉的声音都变调了。护士拉着墙角的吸痰器，挣得脸红脖子粗，说：“还得找配电盘。”
剑辉挥开了护士，俯下身就口对口吸痰。痰被一口一口吸了出来，李琼的脸色立即转红了。
电话一拨就通了，可是没有人接。“嘟——嘟——”的鸣音久久地响着，我看了看表：凌晨一点过五分。一本科普杂志上说这是人类睡得最香最沉的时辰。人类睡觉好沉呵！
剑辉从办公室门前跑过去，说：“护士请不来会诊，我去一下。没有人就接院长家。”
我请总机接院长家。总机说院长家的电话线昨天就被老鼠咬断了。我说那是昨天，今天请你接一下试试。好一会没动静，我又叫总机，总机说刚才不是给你接了院长家吗？我说那再接主任家，总机愤愤地说：“别折腾人好不好？”电话里又响起了“嘟——嘟——”的声音。那只电话仿佛不是在主任家客厅而是被弃置在荒野上。
剑辉和一个内科医生还有手术室的麻醉师匆匆跑来。
“有人吗？”
“没有。”
“怎么搞的！”剑辉抓过话筒，大声喂了两下，扔掉话筒，说：“我只有自作主张了。做剖腹产！你们说呢？”
我们沉吟着，谁也不敢说什么。
“算了算了！我自己干！”剑辉两手一摔，果断地奔了出去，指挥护士作手术准备。
护士说：“上级医生同意了吗？”
剑辉吼起来：“行了，耽误的时间够长了。后果我承担。”
内科医生正在检查，突然停止了动作，叫：“李大夫！”
心电示波器的荧光屏上划出一道绿色的直线——心跳停止了。
在剑辉的主持下，几个医护人员扑上去进行抢救。一支支安瓶被敲开，各种急救药品从最直接的渠道进入人体。剑辉成了最优秀的医生和护士：心内注射，人工呼吸，针刺穴位，静脉切开，……她动作准确而飞快，令人眼花缭乱。
……当朝霞再次照进病房时，护士用白床单盖住了死者的脸。剑辉丧魂失魄地靠着器械柜，嘴唇上有一道枯裂的血缝。
8
在法院的卷宗里，剑辉的主要犯罪事实是这样的：
夜班时弃危重病人于不顾，提前睡觉了。
把病人送进抢救室，却不留陪伴，不下病危通知，严重地不负责任。
不当机立断做剖腹产，耽误时机，以致于母子双亡。
事后涂改病历，以掩盖自己的玩忽职守。
毫无根据地咬定病人有心脏隐疾，以推诿罪责。
留私人朋友在工作岗位过夜，违反了职守条例。
民愤极大，引起社会强烈呼吁。
调查，取证，分析，研究，我请教于贾方，一次一次模拟庭审的法庭辩论一节，这是关键的一节，要用事实，依据法律驳倒原告及对方律师，让法官和陪审团信服你。
贾方快迅地提问，我则流利地答辩。
贾方说：“被告辩护人的辩护词强调了某些细节，如口对口吸痰等等，这在一般人是很能被打动的，但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即这是医生份内的事。而被告的严重失职才是可怕的，她该做剖腹产而没做，致使母子双亡，难道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我说：“该不该做剖腹产是事后的分析，而事前在没有上级医生的同意下，想到这个念头都是有冒险精神的。刑法玩忽职守罪这一条没有说有冒险精神的人就是玩忽职守。况且剑辉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做手术，她在短暂的时间里请来了内科医生和麻醉师，同时让我接通科主任或者院长家的电话。”
我出示三份书面证明：内科医生的，沈麻醉师和总机小吴的。
我说：“现在大家已经清楚地知道，科主任家电话通了没人接，而院长家的电话线让老鼠咬断了。耽误时机的不是被告。”
贾方说：“被告不下病危通知，不留陪伴难道不是玩忽职守的表现？”
“当时的病人只不过是个来生孩子的孕妇。她本人和家属都再三否认有其它病史。她入院时的门诊诊断仅仅是‘上感’和过期妊娠。试问，感冒需要下病危通知留下陪伴吗？”
贾方说：“这纯粹是诡辩！如果被告仅认为死者是感冒，为什么让她住进抢救室？”
“问得好！正是因为被告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样做是想有备无患。”
贾方说：“那怎么解释死亡？被告一口咬定死者有心脏隐疾。而其它科室，如门诊妇产科，内科和放射科均无此诊断。死者身体一向壮实，被告这不是心怀鬼胎，信口雌黄吗？她如果没有玩忽职守，感到罪责难逃，何以编造借口，推诿责任？”
我说：“是的，死亡是事实。死因究竟在哪里？被告究竟是不是信口雌黄？也得要事实来回答。那么，法官，我在这里再次请求尸体解剖，让科学作出证明。为什么原告始终不同意尸体解剖？从感情上我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但现在问题上升到法律了，应该进行尸解。”
“如果尸体解剖没有隐疾怎么办？”
“是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一点。众所周知，现代医疗诊断水平还不能探索出所有猝死的原因。被告提出尸体解剖正是她认真探索的举动。海曼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一流排球健将，身体看上去棒极了，可也是猝死。没有谁控告抢救海曼的医生是玩忽职守！癌症，爱滋病等许多疾病我们还没攻克，这是因为我们医生玩忽职守吗？”
“妙极了！”贾方禁不住喝彩。鼓励我往下辩论。
贾方说：“我们还不需要你引伸那么远。我们要注意的是被告为何要事后涂改病历？”
我说：“她是事前涂改的。她认为要郑重一些。”
“谁相信一般情况下一个有洁癖的医生会使用橡皮？”
“信不信由你。事实上被告一直习惯使用橡皮。当班护士拒绝作证是因为她至今还在害怕，害怕牵连。我可以作证。科室其他同事都可以作证。”
贾方说：“按医院工作条例第五则规定：医生当班时不得私自留朋友住宿。请问，你怎么公然住在值班室？并且你和被告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我说：“按医院工作条例第八则规定：提倡年资浅的年轻医生二十四小时值班制。我是按这条做的。我是以医生而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值班的。我有处理病人的病程记录，我参加了临床的抢救。这个需要证明和证人吗？”
贾方说：“被告不顾危重病人，提前睡觉了，这是事实，被告都供认不讳。”
我说：“被告尊重的是事实，她承认她提前五分钟进了值班室。不错，规定是十二点整睡觉。并不是十二点整才能进值班室。被告进了值班室，稍事整理自己，比如洗脸刷牙，再整理一下床铺，这个过程花五分钟不为多吧？那么被告恰好是十二点整上床睡觉的，她没有一点错！”
“好！”贾方说。
我说：“至于民愤大的问题在没有让群众知道事实真相以前是一句空洞的话。我已经调查过了，死者家属在省市妇联等组织是找了熟人关系的，我有证据也有姓名，但我不愿为难那些同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今天之前他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通过了今天的庭审，情形就该不同，我想问问在座诸位，被告有罪吗？”
“太精彩了！你可以做个好律师！”贾方说。
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强大的力量，不要让我一到真正的法庭就感到自己苍白无力。
一辆黑色小汽车驶进法院，原告的律师到了。一男一女，男的鬓发斑白，清瘦板直；女的明眸皓齿，锋芒初露。他们穿着同样颜色的西服，白衬衣，条纹领带，夹着公文包。二位律师迈着胜利的步伐经过我的身边。
是公开开庭，来的人很多。我在人群中搜寻到了几个活跃的敏捷的年轻人，我过去问其中一个：“同志，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报社记者吗？”对方说：“是的。可您——”我说：“是法院邀请来的还是？”对方说：“被告辩护人邀请的，请问您是？”我很高兴。我说：“谢谢您，我很高兴。”
警车凄厉的叫声突然响了。院子里的人一下子静了下来，引颈翘望着法院大门。
囚车缓缓开进院子，停了。法警打开铁门，两个女法警扶着剑辉跳下车。剑辉比我上次看见时更糟糕。脸浮肿得更厉害，完全是菜色。骤然见到阳光使她紧紧闭住眼睛，白色的眼屎被挤在眼角。她的双手戴着手铐。手指粗糙不堪，指甲里塞满黑色污垢，木头棍一样僵硬着。这是一双金手呵，它曾是那么修长柔滑。剑辉曾举着她的双手，让大家看，科主任说：“在这双金手里，娃娃们像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护士长哭出了声，引得许多人都抽泣起来。我拼命忍着不动感情。记住！不要动感情，不要激动！
开庭铃声响了。我不动声色走向法庭，可每一步还是千斤重。
一九九０年十月武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