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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兆的词。它重复了好几遍，让她着实吓了一跳并大受打击。在别冈斯基教授的饭桌上，她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巧妙的攻击和圆滑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调，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但令她震惊的是这个字有了发展，他几次要求她把“彻底消除”改为“灭绝”。
灭绝。如此简单、明确。既使它像香料一样巧妙地混在教授那妙趣横生和旁征博引的丰富资料中，这个字的意思和全部力量仍像整篇文章的实质一样令人恐惧。她不得不把它从脑子里铲除出去。在那个寒冷冬天的每一个周末，她都为父亲冗长的檄文工作着。她觉得自己害怕引起父亲的狂怒，所以小心翼翼地不弄错任何一个元音。“灭绝”的真正含义一直横亘在她心中。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日。那天她拿着打印好的一卷手稿去见她的父亲和丈夫卡什莫尔。在贸易广场的咖啡店里，她才对他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她在盲从中所干的事感到震惊。“灭绝。”她大声说道。她呆呆地想，他的意思是他们全都该死。
苏菲暗示说，如果人们认为她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仇恨，与发现父亲对犹太人的憎恨在时间上相吻合，而且这仇恨在认识到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犹太人的刽子手后有所增加，那么无疑会为她的形象增添一点光彩。但这两种认识的确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苏菲告诉我（我相信，就像我常常相信她那样，是出于一种直觉），她已在感情上作好了准备：她不会再盲从于父亲；而且，即使教授对期待中的大屠杀只字未提，她也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做出同样的反应。但她告诉我说，她不敢肯定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此谈论的有关苏菲的主要真相，我认为足以证明她有着敏感的本性。许多年来，这种本性掩藏在对父亲畸形的充满仇恨的痛苦中未能暴露，而现在，她像一个被他的理论毒汁所淹没的生灵一样，本能地做出震惊和恐惧的反应。她把手稿紧紧抱在怀里，急急忙忙地穿过雨雾朦胧、灯光昏暗的街道，朝她的新发现走去。
“那天晚上，父亲在贸易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等我。我记得那天又冷又湿，天空飘着雨夹雪，感觉就要下雪了。我的丈夫卡兹克和父亲一起坐在桌边等我。我到得很晚，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打那篇东西，它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我怕极了，怕父亲因我的迟到而发怒。所以我匆匆忙忙做完一切，我想你要说那是匆忙赶活。还有印刷商——他将印刷那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和波兰文版——将在咖啡馆和我父亲碰面，取手稿。在他到来前，父亲打算在咖啡桌旁再修改一下手稿。他改德文稿，卡兹克检查波兰文稿。事情本该是这样的。可我到得太迟了。当我赶到那儿时，那印刷商已经和他们一起在那儿等我了。我父亲非常生气，尽管我一再道歉，我敢说他还是怒气难平。他一下子从我手里抢过手稿，命令我坐下。我坐在那儿，感觉胃一阵痉挛。我太怕他发怒了。真怪，斯汀戈，你是如何记住某些事情的细节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父亲喝茶，卡兹克喝斯利沃维兹白兰地，那印刷商——那人我以前见过，叫罗曼·塞恩季维齐，是的，就像那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喝伏特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父亲喝的茶。你知道，我工作了一个下午，累得精疲力竭，此时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杯茶，像父亲喝的那种，但我不能自己要，绝对不行！我记得我盯着茶壶和他的茶杯，一心盼望也有这样一杯热茶。如果我没有迟到的话，父亲肯定会赏我一杯茶的，可他现在对我相当生气，根本没提喝茶的事，所以我只好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这时，我父亲和卡兹克开始看手稿。
“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个印刷商，塞恩季维齐——他胖胖的，蓄着小胡子。我记得他老是发出咂咂声——和我谈了些天气之类的话，但大多时间我都紧闭双唇，坐在那张冰冷的桌旁，像渴死鬼似的渴望一杯热茶。父亲终于从手稿上抬起头，瞪着我说：”谁是聂维尔·张伯伦？竟然如此热爱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他严厉地看着我。我完全弄不懂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很不高兴，对我很不高兴。我不明白，于是我问：“你说什么，爸爸？’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说到聂维尔时用了重音。我突然明白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有一个英国作家叫张伯伦，我父亲在文章里多处提到他，以支持他的哲学观点。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他，他写过一本书叫——噢，唔，我想英文名字应该是《十九世纪的基石》，里面充斥着对德国的狂热和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崇拜，以及对犹太人的无比仇恨，说他们玷污了欧洲文化什么的。父亲对这位张伯伦十分敬仰。这时我才明白，当他口述这个名字时，我无意识地把聂维尔·张伯伦的名字写了上去，而且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而不是休斯顿·张伯伦，那才是仇恨犹太人的张伯伦。我当时害怕极了，因为稿子里到处都是这个错误，连脚注和目录也未能幸免。
“噢，斯汀戈，真丢人！我父亲是一个过于要求完美的人，对错误不能……容忍。我听见他当着卡兹克和塞恩季维齐说——我不会忘记那句话的，语气里充满蔑视——‘你的智力简直一团糟，跟你母亲一样蠢。我不知道你的身体从何而来，但你决不是从我这里获得的大脑。’我听见塞恩季维齐打了个嗝，是因为尴尬而不是别的。我抬头看着卡兹克，他正微微笑着，似乎在分享我父亲对我的蔑视。我一点不吃惊。你可能已经明白一星期前我告诉你的谎话。我对卡兹克丝毫没有爱，那时也没有。我对我丈夫的爱不比我对我生命中从未见过的铁石脸庞的陌生人更多。我对你撒了一大堆的谎，斯汀戈！我是谎言的化身……
“父亲还在不停地数落着我的智力。我觉得脸发烫，但我闭紧耳朵，不让他的话溜进去。爸爸，爸爸，我记得我对自己说，求求你，我现在只想要一杯茶！这时父亲停止了对我的辱骂，开始重新审稿。我坐在那儿突然感到很害怕，两眼直盯着双手。我听见四周的人都在悄声低语，听起来像深沉的备受惊吓的小调，像贝多芬最后四分音符中的一样。你知道的，像哀乐。外面街上刮着湿冷的风。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人们正在悄声议论着即将来临的战争。我仿佛听见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就在城市的边缘。我一下子陷入恐惧之中，想起身跑出去，但我只能坐在那儿。终于，我听见父亲问塞恩季维齐最快需多长时间才能付印，塞恩季维齐回答说后天。随后我注意到父亲和卡兹克谈起在大学教师中散发小册子的事，他打算把大部分册子送往波兰、德国和奥地利，留几百册在波兰，散发给大学教师——直接散发。他吩咐卡兹克——我说的是吩咐，因为他像控制我一样控制着卡兹克——说，小册子一经印出便由他在大学里亲自散发。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这时我听见父亲说：”苏菲会帮忙的。‘
“这时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我最不愿意的便是与那个小册子有丝毫关系。一想到我必须提着这些玩意儿在大学里转悠，把它们送到教授们的手上，我就觉得恶心。但就在父亲说这话时——‘苏菲会帮忙的’——我便明白我必须和卡兹克一起，把这些册子散发出去，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他告诉我做什么，我便跑去完成这个差使，帮他拿东西，学打字，练速记，以便他随时可以使唤我。但此时我意识到我什么也干不了，一阵可怕的空虚向我袭来。我不敢说不，不能说‘爸爸，我不会帮你散发这东西的。’但是你瞧，斯汀戈，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直到那时我仍未完全弄明白。如果我一明白他在小册里所说的”谋杀犹太人“之后便告诉他我不会去散发这些东西，那该多好啊。那事太糟了，太可怕了。但即使在那时，我也不敢相信这真是他写的。
“但说实话，事实上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人，这位父亲，这个给了我气息和肉体的男人，对我的感情不如对一个奴仆，对我的劳动没有一个谢字，还要把我说成是一个奴颜婢膝的人。是的，奴颜婢膝。他要我像一个卖报小贩似的穿过大学校园，又一次干那些他让我去干的事，只因为他说我必须干。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想做的只是演奏巴赫，在那一瞬间我只想死去——我是说去死，并不是因为他让我做的那些事，而是因为我不能说不，不能说——哦，你明白，斯汀戈——‘去你妈的，爸爸。’这时他说：”卓娅。‘我抬起头，他冲我微微一笑，我看见两颗假牙在他嘴里闪闪发光。那微笑令人愉快。他说：“卓娅，你不想喝杯茶吗？’我说：”不，谢谢，爸爸。‘他说：“来吧，卓娅，你必须喝点茶。你看起来很冷，脸色苍白。’我真想插翅飞去。我说：”不，谢谢，我真的不想喝。‘为了控制自己，我使劲咬着嘴唇的内侧，把血都咬出来了。我能感觉到舌尖上淡淡的咸味。他转身和卡兹克说起话来。一阵仇恨的刺痛向我袭来，迅速传遍全身。我一下子头晕目眩，浑身发热。我想可能我会摔到地板上去的。我在心里自语道：“我恨他！’——这仇恨伴着一种迷惑进入我的体内。真不可思议。这种仇恨攸忽而至，伴着一种讨厌的疼痛，像在我心里插进了一把刀子。”
波兰是一个美丽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国度，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美国南方的一个翻版（通过那年夏天苏菲的眼睛和回忆，以及多年后我自己的亲眼所见，我发现这一点）——或至少是不太遥远的旧南方的形象。这不仅仅是因为那种楚楚动人的令人伤感的怀旧景象，还因为那些几乎相同的地方——比如纳鲁河边的沼泽地与卡罗来纳海岸阴暗、潮湿的大草原，从视觉到感觉都非常相似；还有，透过克拉科夫寂静的星期日——只需一点点想象——人们便可看见坐落在阿肯色州孤独的十字路口上的小村庄，那些建立在不毛之地上摇摇欲坠的白色小屋和歪歪斜斜的木匠铺，以及成群结队在那儿觅食的骨瘦如柴的小鸡仔。而且，像当时的南方一样，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也有一颗备受蹂躏的忧郁的心，痛苦，贫穷，一败涂地。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投机牟利的政客和骗子千年以来（而不是十年）云集在那一片土地上，你就会明白波兰的一个方面：法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俄国人，甚至土耳其这样贪得无厌的人不间断地轮流践踏这块土地。她与美国南方一样被劫掠和剥削，也像它一样贫穷、保守。在永恒的耻辱面前，波兰和旧时南方共同守护着一个堡垒：骄傲，以及对消失殆尽的光荣的回忆。为祖先和家族而骄傲，是人为的贵族血统或上等人而骄傲。拉德兹威尔和拉威内尔这样的名字用同样的重音念出，虽略为空洞但不失响亮。在战败的命运中，波兰和美国南部都滋生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然而事实上，即使把这些最相似的东西撇开不论（这里还应该加上一条：根深蒂固的宗教霸权），人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表面上的文化对应：对马匹和军功头衔的嗜好，支配妇女的欲望（带有一丝淫荡的成分），善讲故事的传统，以及对烈酒的嗜好。
最后，波兰与美国南部之间还有一块极为相似的罪恶区域。虽然是表面性的，却让这两种文化完全等同——那便是种族的区域。在长达数世纪以来，它使这两个世界像患上精神分裂症似的充满噩梦。在波兰和南方，种族问题长期存在，同样的残酷与怜悯，偏见和理解，敌意与友情，剥削与牺牲，刻骨的仇恨与绝望的爱恋，在两块大地上交互上演。
因此，当苏菲最终编造出她父亲冒险营救卢布林犹太人的故事时，她肯定早已知道我不会怀疑这种事的可能性。无论近期还是很久以前，波兰人都曾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救过犹太人，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即使当时我对此事有什么疑问，我也不会怀疑苏菲。而她正拚命与自己分裂的意识作斗争，于是为教授蒙上一层见义勇为的英雄光辉。但事实上，波兰人既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藏匿他们，为他们牺牲自己；同时，他们也在极度痛苦中对他们进行凶残的迫害，这便是长期延续的波兰精神。别冈斯基教授便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苏菲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重新向我解释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一切……
教授那本小册子后来的遭遇值得一提。苏菲最终还是服从了她父亲的意愿，与卡兹克一起在大学走廊里散发小册子，但很快他们就彻底失败了。在每一个地方，教师们都像克拉科夫的所有人一样，用全部心思关注着即将爆发的战争——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根本不关心别冈斯基教授宣传的东西。苦难正开始爆发。德国想吞并格但斯克，建立所谓的“空中走廊”；聂维尔·张伯伦尚在挖壕沟，汉斯们已在西方大肆鼓噪，使劲摇晃着波兰脆弱的国门。用鹅卵石铺就的克拉科夫的古老街道每天弥漫着惊惶失措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教师们，哪怕是最热衷于种族问题的人们，又怎会因教授精巧的辩证法而转移注意力呢？空气中充斥着太多的战争阴霾，使每个人无法移开他们的视线，像犹太人受压迫这样的陈年旧事，只是小事一桩而已。
那时，整个波兰都感到一种潜在的压力。还有，教授犯了一个最起码的错误，使他的理论远远偏离正常状态，以致连他的判断力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不仅仅因为那肮脏的“灭绝”——即使最墨守陈规的教师也毫无兴趣，只把它看作一个速成的老掉牙的笑话。而对第三帝国的敬畏和泛德意志的狂热，使得教授在最后那段日子里对他的同事们的激昂的爱国热情不闻不问。苏菲终于明白，如果在几年前，在波兰种族主义的复活期间，她的父亲完全可能因此拥有一些虔诚的信徒；而现在，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推进，条顿人嚎叫着扑向格但斯克，德国人在边境上不断挑衅，问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对除了毁灭波兰之外的任何问题是否有答案真是再愚蠢不过了。这件事的结果便是，当教授和他的小册子在混乱的局势中被人们渐渐遗忘时，他还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攻击。两个刚毕业的年轻学生，波兰预备军成员，在学校前厅将他狠揍了一顿，折断了他一根手指。苏菲回忆起那天晚上，餐厅窗户哗啦一响，被什么东西砸碎了——是一块被刷上蜘蛛状黑色纳粹标志的铺路石。
但作为一个爱国者，教授不应该受此罪责。至少有一件小事对他是有利的。他并非出于形象的塑造而写这本小册子里，尤其不是为了拍纳粹的马屁（这一点苏菲说她可以肯定）。他是基于波兰文化的角度才写了这文章。另外，教授本人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思想家，崇尚广泛意义上的哲学真谛，所以在他的脑子里，以这本小册子作为个人前途进步的工具，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念头，更勿论以此获得肉体的拯救。（事实上，由于局势的危急，这本小册子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德国出现）。教授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卖国贼，或所谓的合作者，因为，当这个国家在那年九月被侵占后，克拉科夫实际上并未受损，反而成为波兰的政治中心。他并非有意要背叛他的祖国，要为那位总督，希特勒的朋友汉斯·弗兰克效力（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教授一样），只是在某一领域——当然，这是德国和波兰拥有共同敌人和巨大利益的领域——里作为顾问或专家什么的。毫无疑问，他的努力中甚至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成分。
她开始厌恶她的父亲，厌恶他的走狗——她的丈夫。当他们在门厅窃窃私语时，她便从他们身边悄悄溜开。教授身着定做的礼服大衣，一撮灰色头发修剪得十分漂亮，散发着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正准备出去求情。但他肯定没洗头发。苏菲记得她看见了他肩膀上的头皮屑。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咝咝声。尽管总督前一天拒绝见他，但今天——今天他肯定（特别是他有一口纯正的德语）会受到这位保安警察特别工作组长官的热诚接待的。他从一位在埃尔富特的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封推荐信（这位朋友研究社会学，是纳粹在犹太人问题方面的理论家），而且带上了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德堡和莱比锡大学的荣誉学位证书（印在权威的羊皮纸上），以及这本在美因茨出版的《波兰犹太问题》小册子。那么今天一定……
唉，对教授来说，虽然他四处祈求、游说，费尽口舌，在十多天里去了十几个办公室，但他愈加疯狂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一定有一股邪恶的风吹着他。他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争取到一只官僚主义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点上出现重大的失误。他的情感和思维都属于另一个世纪，那个充满浪漫色彩但一去不复返的德国文化的继承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那不锈钢的充满长统马靴，有着巨大现代威力，第一个专制官僚国家的走廊里，他穿着那身过时的装束去讨好他人是多么的不可能。对那个拥有电子档案系统，铁面无私的命令与快捷的数据处理方法，便利的翻译机器，直通柏林的电话线的机构来说，像他这么一个手持一札证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头皮屑，闪着两颗银牙，腿上裹着蠢笨的皮绑腿的晦暗的波兰法律教师，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纳粹战争机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没有被“编入程序”——几乎如此。我们可以说几乎如此，而不能说完全如此。因为将他拒之门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波兰佬。一如在英语中那样，这个词在德语里不无轻蔑之意。因为他是个波兰人，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他过分的渴望、贪婪和急于讨好的面目，在盖世太保上层圈子不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伤寒患者，但教授显然不清楚他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虽然在最初沦陷的那段时间紧赶慢赶，但教授并没意识到时钟正残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后的时刻。在纳粹莫洛克神的眼中，他是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在八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当苏菲正孤零零地跪在圣·玛丽教堂，那不祥的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