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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与芮虎合译）
相比之下，王、芮译本前三句比钱译本好，但紧接着就乱了方寸。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那里不拥挤显然是步钱译本的后尘：我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 睡在那里不拥挤。它们越到后面就越拖沓：他吹口哨把犹太人唤出来 叫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墓（钱译）；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犹太人在地上让他们掘个坟墓（王、芮合译）。
再来看看倒数第三段：他叫 把死亡曲奏得更好听些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叫 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这样你们就化作烟升天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 睡在那里不拥挤
（钱春绮译）他叫道更甜蜜地和死亡玩吧死亡是从德国来的大师他叫道更低沉一些现在你们拉你们的琴尔后你们就会化为烟雾升在空中尔后在云彩里你们就有一个坟在那里不拥挤
（王家新和芮虎合译）
在此处，王、芮译本显然远不如钱译本，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对了解像策兰这样的语言大师的中国读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中文其实是特别适于翻译的语言。比如，关于题目《死亡赋格》，英译者因所属格而头疼，而中译却很自然。中文没有拼音文字的“语法胶”（grmmnatical GLUe），故灵活多变，左右逢源，除造词和双关语难以应付外，几乎无所不能。策兰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抵抗翻译的，而《死亡赋格》却以罗马尼亚文译本问世。
这首诗原题为《死亡探戈》，策兰在罗马尼亚文译本发表后改成《死亡赋格》。让人想到巴赫晚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赋格的艺术》。“赋格”一词来自拉丁文fuga（即幻想的飞行），是一种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复调音乐，在巴赫手中变得完美。赋格建立在数学般精确的对位法上，其呈示部或主题，总是被模仿呈示部而发展的“插曲”（称为对句）打断。呈示部往往较短，与其他对句唱和呼应，循环往复。
据说，在奥斯威辛司令官的住宅常传出巴赫的赋格曲（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1944年，苏联作家西蒙诺夫（Simonov）在他的报告文学中，记述了某个纳粹集中营的日常生活：“许多高音喇叭播放震耳欲聋的狐步舞和探戈。从早上到白天，从傍晚到夜里一直喧嚣不停。”
整首诗没有标点符号，突出了“音乐性”，使语言处于流动状态。作者采用了“对位法”，以赋格曲的形式展开这首诗。清晨的黑牛奶是主题，它短促醒目，贯穿全诗。由它在其他声部发展成不同的对句，重叠起伏，互相入侵。以黑牛奶这一极端意象开篇，并作为主格，显得尤为荒诞：作为人类生命之源的牛奶却是黑的。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让人想起《旧约》中《创世记》的开篇：“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
早晨，这是头一日……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一直命名到第七日。《死亡赋格》的主题，显然戏仿《创世记》对时间的命名过程。而黑牛奶改变了这命名的神圣性，似乎在以上帝之声反驳圣言。
驱动这首诗的节奏感单调而紧迫，像个破旧钟表，与时间脱节但却在奔忙，死亡即发条。若译者找不到这节奏感，就等于把钟表砸了，只剩下破零件。
在他和我们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他——在房子里、玩蛇、写信、吹口哨、做梦、放出猎犬；我们——喝黑牛奶、奏舞曲、在空中掘墓。其实，他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使用同一种语言，对音乐有相似的趣味。但他拥有一种绝对的权力：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诗中出现了两位女性。金发的马格丽特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与歌德《浮士德》的女主角同名。而灰发的舒拉密兹则代表了犹太人。在犹太圣经的《所罗门之歌》（又称《歌中歌》），舒拉密兹是个黑发女仆。在逾越节读经时，她成为犹太人重返家园的保证。这两个名字并置诗中，但又被行隔开。尤其全诗以此结尾，暗示着其命运相连，但不可和解。而灰发的舒拉密兹，这纳粹试图抹去的古老的犹太象征，保留最后的发言权，却以特有方式保持沉默。
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是在《死亡赋格》过半时才出现的，接连重复了四次。第一次是在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之后，显然和音乐演奏有关。在我看来，这是对艺术本质的质疑：音乐并不妨碍杀人，甚至可为有良好音乐修养的刽子手助兴。也许《死亡赋格》正是对阿多诺（TheodoreAdomo）那句名言的回应，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1949年）一文中写道：“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他后来撤回了这个说法。
我前两天去斯坦福大学朗诵，和策兰的传记作者费尔斯蒂纳（John Felstiner）教授共进早餐。在教授的建议下，我们早餐后跟着去听他的课。那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阶梯教室，讲坛上放着三角钢琴。我们到得早。学生们开始陆续出现，睡眼惺忪。扩音器播放着策兰自己朗诵《死亡赋格》的录音带，声调急促但克制，有时干巴巴的，有时刺耳。我只听懂了一个德文词“德国”。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教授把他的中国助教介绍给我们，她已拿到博士学位，正在找工作。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教授正做上课前最后的准备，用投影机把一张画投到墙上。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策兰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回荡：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1945年4月下旬，策兰搭乘一辆苏军卡车离开切尔诺维兹，前往布加勒斯特。切尔诺维兹重新落到苏联手中。他告别了家乡和童年，随身只带着几本好书和自己的诗稿（可能包括《死亡赋格》），还有关于父母的记忆。
到布加勒斯特后，他通过一个来自家乡的犹太诗人，在一家名叫“俄文书”的出版社找到工作。他阅读稿件，把俄国文学译成罗马尼亚文。此前他已有丰富的翻译经验：自幼起就试着把英法俄文诗译成德文，把马克思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从劳改营回来后在一家乌克兰报纸做翻译。翻译对他如同跨越边界，在异地他乡寻找身份认同。当他译的俄文名著出版并受到好评，他骄傲地对朋友说：“要是我妈妈活着看见它就好了！我觉得她有时对我没信心。”
从1945年4月到1947年12月，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住了将近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过渡：战后的轻松气氛和青春的成就感相呼应。据出版《死亡赋格》的杂志编辑回忆，除夕夜的晚会上，策兰唱着÷首古老的日耳曼民谣，他坐在地板上，用拳头捶地打拍子。这民谣恰好是希特勒年轻时也喜欢的。
策兰和朋友们一度为双关语的游戏着迷。罗马尼亚文译者索罗蒙还记得他的不少妙语，比如：“一个诗人并不等到拨号音才打电话。”这语言游戏也包括名字。他的原名在罗马尼亚文中是Ancel，他把它颠倒成Celan（策兰），对一个现代作家，安切尔多少意味着旧世界。他给自己下的定义是：策兰，诗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受限于炉篦与炉渣之间。
他每天从事翻译，但一直坚持用德文写作。被问及这一点时，他答道：“只有用母语一个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理。用外语诗人在撒谎。”
作为德语诗人，策兰在罗马尼亚看不到多少希望。1947年12月，国王迫于共产党压力退位，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匈牙利开始遣返难民，罗马尼亚捕杀他们。据说，有四万罗马尼亚犹太人于1947年逃到维也纳。
策兰在最后一刻逃离布加勒斯特，他没有任何合法文件，只是带着大批诗稿。策兰付很多钱给蛇头偷渡边境。策兰说，冬天穿越匈牙利边境是“可怕的艰难之旅”，睡在废弃的火车站，在匈牙利农民帮助下，向维也纳——他童年时代的北极星进发。在布达佩斯逗留一周后，他终于抵达维也纳。这城市成为他战后的终点，一个说德语但没有德国人的地方。
策兰带着他老师斯伯波（Alfred Margul—Sperber）的介绍信，去拜访奥地利文学界的名人巴塞尔（On。Basil）。介绍信中写道：策兰是“德国新一代最有原创性最明白的诗人”。巴塞尔回忆道：“出现在计划办公室的是个面容消瘦目光忧愁的年轻人。他声音柔和，似乎谦卑内向，甚至胆怯。这就是保尔·策兰。看起来饥寒交迫，他刚穿越匈牙利来到维也纳，有时候长途跋涉……他带给我诗稿和斯伯波的信。”
在维也纳的一次朗诵后，策兰写信给老师：“相信我，老天知道他们说（就他们所知）我是奥地利及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我有多高兴。”这多少说明他当时处境的艰难。在另一封寄往布加勒斯特的信上，他署名为“条顿母语的悲哀诗人”。
策兰确实获得了某种成功。巴塞尔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他的一组诗，还有人帮他出版诗集，安排他在奥地利电台朗诵。
他成为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杰尼（EdsarJelle）的好朋友。他为画家的小册子写了篇序言。他认为这篇序言并非阐释杰尼的作品，而是一种“不能满足的发现”的“漫游”，是布莱克、爱丽斯漫游奇境和维特根斯坦的混合，“我在说我在深海听到的几个词，那里如此沉默，又有很多事发生。”他十年后说到欧洲犹太人的灾难的发生不是历史的附加，而是变形。人无法说话，因为他们的词语在虚情假意的“千年包袱下呻吟”。我们表达的古老挣扎如今感到“烧成灰的意义，不仅如此”。
1947年，策兰到达维也纳后结识了巴赫曼（1ngeborgBackmann），她正在写关于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关于诗歌语言的限度，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以后。巴赫曼后来参加德国“四七社”，成为奥地利战后最重要的女诗人。策兰和巴赫。曼一度堕入情网。策兰在维也纳的诗大都是给她的，其中包括《卡罗那》。1971年，即策兰死后第二年，巴赫曼出版了长篇小说《玛琳娜》。那是公主和一个东方来的陌生人的寓言故事。那身穿黑色长斗篷的陌生人，有着温暖的眼睛和磁性的声音。巴赫曼把策兰的情诗，特别是《卡罗那》织进她的寓言中，试图创造一种超自然的血缘关系。“你必须回到你的人民中吗？”公主问。“我的人民比世上所有的人民都古老，他们失散在风中。”陌生人回答说。
四
卡罗那
秋天从我手中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从坚果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
而时间回到壳中。
镜中是星期天，
梦里有地方睡眠，
我们口说真理。
我的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相看着，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
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血色月光中的海。
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
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xCorona系拉丁文，意为王冠、冠状物、（花的）副冠、（全蚀时的）日晕，因多义性我保留其音译。我主要是参照汉伯格的英译本译成的。我手头有王家新和芮虎的合译本，由于这首诗不长，全文录下：
花 冠
秋天从我手里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从坚果里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如何行走：
于是时间回到壳里。
在镜中是礼拜日，
在梦中被催眠，
嘴说出真实。
我的眼移落在我爱人的性器上：
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和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贝壳里
像海，在月亮的血的光线中。
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在街上望我们，
是时候了他们知道！
是石头决定开花的时候，
是心脏躁动不安的时候，
是时候了，它欲为时间。
是时候了。
王、芮译本主要来自英文，故和我参考的来源相仿。在我看来，他们的译本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一，题目译成“花冠”过于轻率，策兰正是用这个词的含混和歧义来展示主题的复杂；二，“在梦中被催眠”，显然是过度阐释，应为“梦里有地方睡眠”，后面我再说明为什么；三，在中译本保留原文语序显得很牵强，比如“是时候了他们知道！”（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策兰的诗有时是故意倒装的，比如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这样的地方就要设法保留原来的语序，不能译成“傍晚我们喝清晨的黑牛奶”。而本来正常的诗句，非要按西方语言结构变成“洋泾浜”，不仅伤及诗意也伤及汉语；四，只要大声读一遍，就知道王、芮译本的问题所在了，还是缺乏语感与节奏感，这甚至比错译更致命。
由于这首诗和里尔克的《秋日》有互文关系。为此，我们先把《秋日》第一段抄录如下：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策兰显然借用“是时候了”作为《卡罗那》的主题与基调，但没有了“主”。“主”的在场与缺席，也许这是里尔克和策兰的重要区别。同为德语诗人，里尔克虽一生四海为家，却来自“正统”，纠缠也罢抗争也罢，基督教情结一直伴随着他；而策兰则来自边缘——种族、地理、历史和语言上的边缘，加上毁灭性的内心创伤，使他远离“主”放弃“主”。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策兰的时间观不同。让我们来看看《卡罗那》的开篇：秋天从我手中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我们从坚果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而时间回到壳中。秋天和我之间有一种共生的私人关系。从秋天孕育的坚果中：时间就像婴儿一样被剥出，并教它走路。它似乎惧怕世界，又回到其庇护所中去。在这里时间如此弱小，易受伤害，与基督教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相反，它是可以返回源头的。
与第一段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段采用三个短句：镜中是星期天，／梦里有地方睡眠，／我们口说真理。刻画出场景与状态。镜中是星期天十分绝妙：时空的互相映照，造成特有的宁静与空旷，同时意味着——情人躺在床上。梦里有地方睡眠和我们口说真理是第一句的延伸，梦与睡眠，口与真理都彼此映照互为因果。这一段用的是最简约的句式，表明一种朴素而诗意的存在。而王、芮译本中的“被催眠”，显然是由于没有把握这一点而造成的误译。
第三段是对第二段的强化与变奏，明确了这首诗的爱情主题。首句直截了当提到性（sex）（而非性器），因其普遍性含义更有诗意。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与我们口说真理相呼应，
交换对口说，黑暗的词语对真理。那是战后创伤的自我治疗：情人谈到战争中各自的经历。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血色月光中的海。罂粟是美与毒瘾的象征（或代表遗忘），与记忆连接，有着沉溺与止痛的功效。海螺中的酒与血色月光中的海有相似性，区别在衡量尺度，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扩张与深化。血色暗示着战争创伤。
第四段无疑是全诗高潮。首先我们会注意到情人处境的变化：从第二段静静躺着，到第三段的行动与交流，而此刻他们干脆站起来，在窗口拥抱。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是时候了”，共五句，把诗推向高潮。第一句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公开他们的爱情秘密，第二句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是以一种从内心进发的精神力量否定死亡。在策兰的诗歌符号中，石头是沉重而盲目的。石头要开花，则是一种解放和升华。第三句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是第二句的从句，是说明为什么石头要开花。第四句是对时间的质疑。其中包含两个时间，基于两种动词时态：histime it weretime（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表明这两个时间之间既有对立和裂痕，又有必然的联系。这句很难翻译，大意是：此刻是来自那过去的时间的时间。为此，他感到疑惑。最后的结论是肯定的：是时候了。 在我看来，这是最伟大的现代主义抒情诗之一，和特拉克尔的《给孩子埃利斯》和狄兰·托马斯《那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一起，作为任何时代任何语言最优秀的诗篇，由我推荐并选人2000年柏林国际文学节的纪念集中。
五 在维也纳，策兰不能继续受教育，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决定搬到巴黎去，尽管他第一本诗集《骨灰瓮之沙》出版在即。
1948年6月5日，在去巴黎的路上，他在奥地利英斯布鲁克（1nnsbmck）附近下车，专程来到特拉克尔墓前献花，并插上根柳枝。他还拜访了特拉克尔的编辑和恩师费克（LudwegyonFicker）。在费克面前，他念了自己的几首诗。第二天他给他的老师斯伯波写信说：“你可以想象，当我被告知我继承了席勒（Else Lasker…Schuler，犹太女作家），我有多高兴。起初我不知所措，因为——我羞于承认这一点——我与席勒的关联，远不能跟特拉克尔和艾吕雅相比，我也不知道费克对她的诗的看法……他还认为特拉克尔也总是受惠于她。他对我说话时，好像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让我特别兴奋的是，他真正涉及我的诗歌中的犹太特性——你是知道的，这对我有多么重要。”
和维也纳相比，巴黎似乎有更多的机会，策兰法语流畅，战前曾到过巴黎。这是世界文化的首都，波特莱尔、魏尔伦、兰波及那些超现实主义者，还有海涅、里尔克都在这儿住过。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很多欧洲的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世界什么都没有，何况他是犹太人而他的诗歌语言是德文。”
1938年初访巴黎，策兰曾去看望住在索邦大学附近的舅舅。十年过去了，舅舅死于奥斯威辛，自己成了流亡的孤儿，他决定住在同一条街上。
1948年8月，他第一本诗集在维也纳出版，协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