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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经历过由麻雀变雄鹰的过程。这也是由乡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乡绅地位比农民高级，不用花时间忙种田拉车的粗活，他们有的是时间瞎琢磨。反正民间闲人一个，没政治任务，思想没压力，琢磨最容易闪灵光。
左宗棠自己就认为，他的学问，全是在空闲时琢磨出来的。“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乡绅将想法一行动，麻雀可能变雄鹰，从路人甲变领衔主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左宗棠议论时政，就是跃跃欲试，“天闲星”想做“天智星”。
乡绅的劣势，是进一步做士难，退一步做农民也难。但只要有社会关系，能够“通天”，则比官员更能运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脱颖而出。左宗棠够幸运，贺长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都被他碰上，对他开了“天窗”，让他从窗口出发，越走越远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左宗棠站在民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比一般士人接地气。
接地气则可以懂人，懂社会，做事实在，动手能力强。治国平天下不是做学问，不能靠背书就可以实现。最需要的是动手做。除了实践，还是实践。
当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前主动让位，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了称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后顶着他们的位置，迎难而上，靠的全是实力。
左宗棠论真才干、真本事，同时代确实难有人可及。不因为他真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岁前乡绅生活与幕僚生涯的反复锤炼。
左宗棠自己认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于湖南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间的生活经历，让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他处在边缘时刚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吸收长存民间的地域性格真气。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时，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无用之学，作用果然远超过四书五经。
左宗棠个人成长中，具体是怎么形成“好战、憋屈、自卑、叛逆、倔强、自强、极端情绪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狂放、一鸣惊人、好走极端”这些性格特质的？
首先源自穷苦。左宗棠生在家道急剧衰落的“乡绅世家”，困窘的家境，穷形即显尽相。
俗话说，“自古磨难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穷苦人家饱受憋屈、自卑，都盼走富贵运。左宗棠被家人说成是“牵牛星降世”，说穿了只是一种美好寄托。
少年左宗棠的成长，穷苦与自卑，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词。这很容易造成边缘与自卑的文化心态。战神蚩尤、楚王熊绎、楚庄王熊侣，楚大夫屈原，都有过这种心态体验。
叛逆心与倔强劲，只有穷苦与自卑才可以激发出来。显然，这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的刺激，几乎贯穿了从少年到青年左宗棠心理与人格定型的全过程。从科考落第到倒插门周家，左宗棠享受的不是金榜题名在湘阴文庙前骑高头大马的荣耀，而是一连串不幸的心灵打击。
对一个自尊被严重刺激过的人来说，打击只会强化自尊。自卑与自尊，如影随形。
左宗棠的自尊心强大到几乎过敏。印证是李鸿章说他“胸有鳞甲”，左宗棠自己则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自卑者防范意识很强，他“虑事太密，论人太尽”的特点，就是在这种心态里形成的。
“负能量”的积聚，靠不断的人生打击。对害怕打击的人来说，挫折是万丈深渊；对敢于直面失意的人来说，挫折是一块跳板。
左宗棠“燕颔虎颈”，不怕打击。失败压不垮的他，“负能量”就像岳麓山下那个“自卑亭”，开始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发他转化出“正能量”。
这有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
自尊到过敏的男人，自我意识会强烈到无以复加。过强的自我意识，提醒人时刻区分“人、我”。这就是人本能中的独立意识。
独立见自我，就不会压抑性格，而选择直来直去，这就是刚直。
刚直的左宗棠朋友不多。连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要忍不住批评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但刚直的人，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点：真实、义气、有责任心、敢担当。左宗棠刚好可以免去人三鬼四的交道，不浪费一点精力，交到一些真心有大才的朋友。
朋友过少，容易孤独。孤独感会强化叛逆心与倔强劲，在倒插门那12年里，不断被人嘲笑、否定，让左宗棠内心生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心力。
这股心力是一种在憋屈中养成的气，杂糅着怨恨、愤懑，充满了攻击性。用到打仗上，可以造成气势如洪，带兵靠胆魄与气势就能取胜。楚军、西征军、恪靖定边军主要靠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气势取胜，是左宗棠个性应用进军队的体现。
这种心力转化换来荣誉，就是慈禧夸奖他的，“外国人怕尔声威”。后人也因此评价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一生处处见“我”。“独立、自我”，已经溶入血液。
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别人为中心，这是文明教化的结果，超越了人的本能。
但中国传统的核心，教导人要有超越性，“舍己为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群体意识”。
左宗棠用自己的言行，颠覆了中国传统。
反传统而行的左宗棠，更像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与野性、自由的气质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外向的文化人格。
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援越抗法，或者荷枪实弹闯外国租界，都是左宗棠外向文化人格的表现。他从传统的反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巨大缺陷。
“士人风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真相、认死理，这就是湖南俗话中的“霸蛮”。
“霸蛮”有利有弊。但没有“霸蛮”精神，做不成大事。章士钊就曾热情地称赞这种精神特质：“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霸蛮”精神需要一种强烈的自信来支撑。
有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直接表现出来自信。一个连举人都险中的人，坚定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但左宗棠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对自己的缺点也看得同样清楚。他在家书中与长子左孝威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
这就是自知之明。看清自己的优点，也知道背后的缺点，可以规避许多错误。“婞直狷狭”事实并没有在事业中拖后退，对左宗棠一生成功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属于“正能量”。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左宗棠自己怎么看待年轻时的狂放呢？晚年，他以一个苦事历尽、难事做尽的老人经验，这样总结：“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他承认自己年轻时确实狂放。但他用实践证明，年轻时狂一点，对成才大有帮助。
左宗棠知道，个性有人喜欢、有人恨，他怎么看待自己个性一生？
他十分豁达，说：我这个人，平生与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但我从来不强行要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将就别人。对一切毁损我的，赞誉我的话，我都像聋子一样听不到，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用话毁损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损害我；赞誉我，也不能多带一点什么给我。毁损我不能掩盖真实的我，我为什么要在意？赞誉我反倒可能夸奖过了头，变得好像在夸奖别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在意？至于“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我也懒得去理会，如果要我做个自我评价，我就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5＇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有了这种对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学洞察，才会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自信与洒脱，才敢自我调侃给自己取个谥号。
左宗棠一生传奇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一生，会遭遇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和沮丧。直面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纯之又纯的正能量事实在个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来自负能量，负能量发挥得恰当，往往可以转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岁那年，本有许多种可能。但长沙棚户区旧书摊的几本小书，偶然改变他的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绝后的事功，在于他的个人性格、特质，包括他有意识地研究的“时务”，都暗合了晚清时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人将它发挥到极致，能够与时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创造出左宗棠式的传奇。
这也是左宗棠留给今天我们的启迪。
左宗棠备受人争议的是他的个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狭”，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差别就近了。正是这些个性、正气、真气、正负能量交相激荡，让“实干个性官员”这个极富色彩的政坛词汇，在今天有点生猛地逼进我们的视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写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讲就是“圈子社会”。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熟人社会”亦称“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它的特点：强调人治，不主张法治；办事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人们成为陌生人，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2＇ 于右任在《悼汉武帝陵》一诗评价：“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3＇ 见《左宗棠家书》。他复信给与威宽勋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专军事，为当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吴县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岂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岁，曾以召对之语示我。顷于箧中检得，记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贤如渴，圣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驰驱，不容已也。”
＇4＇ 湘阴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几经兴废。现有建筑为清乾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声”冲天坊、泮池、状元桥、太和元气坊、大城门、大成殿及厢房组成。湘阴的传统，考上举人、进士的读书人，都可以获得从状元桥上骑高头大马经过的荣耀，全县有声望的人都要来捧场，民众会挤满来围观。湘阴这种重文的传统，跟当地出过不少名人、伟人，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已经有点破败，2011年笔者前去观瞻，见到正在修缮。
＇5＇ 左宗棠的两段原话是：“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wǔ，抵触，不顺从）。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书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gǔ，盲人）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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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七年来，我数十次去到左宗棠故居。但前面几年，我一直没有动写左宗棠的想法。
每次走近左宗棠，我就想起一个老头子。
老头子生于1918年，20岁那年，他从台儿庄血战的死人堆里爬出来。1978年后，他跟人说起打日本：“台儿庄山下密密麻麻，我端起机枪在山上扫，也不晓得打死好多，反正鬼子一个都没上来了。”
我小时候喜欢养狗，7岁那年，冒险偷偷翻过10多座丘陵，差点将自己走丢了，才找到舅外婆家，捧回一条小黄狗。每天放学兴冲冲回家喂，但养不到3天，就只看到小狗尸体。
老头子一锄头甩过去，打死了。
据说，他正在地里干活，鞋子突然不见了，猜测肯定是被狗衔着玩，丢了。
老头子就是我的爷爷。从我懂事到成年，没敢跟爷爷正面谈一次话。
从战场如河血流中冲杀出来的人，他们的霹雳脾气，钢铁意志，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传神出来，我已经见识过了。
左宗棠说的没错，“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气少，而杀气多。”
但了解左宗棠多了，他跟我爷爷不同。
爷爷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30多岁已病死。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入湖南衡阳，一把火将我风石堰的老家烧得片瓦不剩，姥姥带着爷爷三兄弟躲兵，逃到了今天的白地市。
迁徙客居偏僻异地，耕读传家连根拔断。爷爷大字不识，一介武夫，凭霹雳脾气，钢铁意志，在战火中屹存，繁衍出一大家族。
父亲从小在军人的铁血意志中成长。他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为爷爷是国民党，所以从小受压制。父亲后来学武，功夫过人。他先后做过石匠、农民、工头、商人。
父亲的力气与性格，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
我大约5岁起，就被父亲拉去地里干活，陆续做各种繁重的体力活。父亲爱看电视，说成龙拍电影，太浪费劳力了，放到农村干活，一个抵十个。
父亲这些观念，一度影响我到18岁。这种农民的本能，很接近战国墨子的“非乐、节用”思想。
我成为读书人，可能跟母系家族有关。外公家族，从性格到气质，完全相反，都是文化人。军人与文人家庭结合，我从先天遗传，到后天家教，接受的多是些对立的、相反的观念。
三代人下来，积累到我，家庭已经殷实，环境已经许可，条件可以读书。但湘南闭塞，山重水复，要走出去，谈何容易？可想而知，我的求学遭遇，与左宗棠大致一样。
7岁那年，一个游历乡下的道人经过村里，饶有兴趣地将我上下打量，丢下一句话：“这个孩子将来不是一般的人物”。说完幽灵一样消失。话很快传开了，害得村人猜测、议论纷纷。
事实上，两种完全对立冲突的气质遗传，在我的成长中一直看不出优势。小学逃学、初中留级、高考落榜，20岁前十分不顺。因为数学奇差，多年打击很大。好学生与坏学生，同时存于一身。高中时我拿过全校第一名，学得最好的是物理，最值得称道的是作文。
但高考应试扭转了我的轨迹，在我的心里狠狠抽下一鞭，贴下不无屈辱的标签。少年心气与挫折跌宕，成了我沟通左宗棠的第一块“心灵场”。
左宗棠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体验，打动了我，也触痛到我。他在乡村社会蓄养的清气，作为书生霸蛮而不野蛮的气质，也让我感到很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起点决定路径。起点接近的人，路径自然延伸下去，会有某种相交、重合。也因此，思想、观念、看法，会有某些相似。这是我深入了解左宗棠，他逐渐又唤起我内心那些沉睡观念的原因。
早年粗野乡村生活积蓄的自然清气，在后来遭遇侵蚀时我有意识地保护。用《湘声报》记者专访时的说法，“几乎在有点刻意地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距离，站在民间观察社会，反倒比在主流内时更能看清社会”。体制内外的生活经验，内心未灭的这点火苗，让我清清楚楚看明白了左宗棠。
这大概是我写《左宗棠》的一些巧合机缘了。
左宗棠晚年时曾与妻子周诒端有过一段自己死后读书人作评立传的预言。周诒端忧虑地说，你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以道德、文章炫耀的名士，等你死后，恐怕没有人来写你好话呢（“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耳”）。左宗棠听到后笑了笑，回答说，我才懒得管呢。文章说好说坏，我还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作者评好或论坏，就可以改变事实的我，我请求写我的后人，不在“华士”里，我只求那些我不求也会主动来写我的人。（“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
我算是左宗棠的“不求之人”。
我明白，周诒端的担忧，基于文化圈的一个“潜秘密”：世界毕竟是读书人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左宗棠“不喜华士”，厌恶名士派头，得罪了绝大部分文化人。
我写左宗棠，是因为我本能地、发自内心地认同他的价值观。如果硬要追问原因，大约是我们曾经都是“寒士”，没有名士世家那些繁文缛节，不要靠“华士”的外衣，也不在乎所谓虚名。
本书用史家笔法、文学手法，意在通过细致完善的故事，客观陈述多种版本，尽量接近历史真实，尽力展现一个真实可信的左宗棠，让今人能有所借鉴。
本书所选史料，有正有野。选取的标准，一是故事内容合了人物性格，二是故事情节符合人物的发展路径。
本书体例，受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易中天《品三国》启发。黄仁宇自嘲作品体例“四不像”。我自知天性有点异端。说得好听点，总在别人想不到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