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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之所以垂帘听政成功，正在于对政权制度有创新，她的权力结构，有内阁责任制的特点：皇帝保留问责权，办事实权在宰相手中，五个军机大臣，行使宰相职权，已经打破了皇权独裁。
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逼得皇权现在必须下放分权。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开始萌芽。谁能在意识形态上引领未来，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显然，精通传统儒学的曾国藩不懂得这些。他所以办洋务，因为在技术上他信奉经世致用，但作为整个满清王朝第一号的理学大师，在意识形态上，他是集权政治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讨粤匪檄》已经说得很明白。太平天国即使被他定义的邪教，但多少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而曾国藩刚好对这些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华夷之辨”，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立一个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度保守的观念，与国门已经洞开，时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意识，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无论是否夺权，无论夺权是否成功，意义都不大。
湘官们密谋问鼎，只能心中想想，变不成行动。
这也注定了，左宗棠还要与朝廷合作。通过政府这个平台，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国家与社会完全混同的19世纪的中国，官职与爵位，让左宗棠与普通官僚无异。诸葛亮是一个国家理想主义者，现在的官员左宗棠，最醒目的价值，在于他朴素的国家理想主义追求。
左宗棠心忧天下，忧的是天下苍生的幸福，这种政治理想，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发展。
清朝这座大房子，在迎风摇晃。忧心的左宗棠要马上赶过去，打下地基，建造梁柱，支撑这座将倾的大屋。
一个擅长打地基、造梁柱的“建筑工”，声称必须多造顶梁柱才能救朝廷，这时碰到一个专门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声称给腐朽木刷红漆、粉饰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筑工”碰到“裱糊匠”，狭路相逢，都要对这座房屋来做修理，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斗？
中国边防保卫战，即将打响。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题名“烟波致爽”，将它列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携东、西等后妃出北京至热河避难，居于此殿。
＇2＇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表现了手腕，也迎合了历史潮流。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的顾命大臣，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皇权由此出现二元：议政王奕訢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皇太后与奕訢联合主政，但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随之产生一个新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左宗棠后来就在这种体制里做军机大臣。
＇3＇ 鼎是古人用来做饭的锅。周朝及以前，中国权力最大的人是厨师，他掌握给每个人分饭。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吃饭的力量最大。所指不同，意思相近。世界上什么东西权力最大？掌握别人做饭的工具。周王后来就铸造一口大锅，立九足，象征九州。周鼎一立，象征国家政权。
周王朝势力衰弱，诸侯雄起，实力对比改变，猛狼开始打起病虎的主意。春秋时，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王派出使者去慰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楚庄王就问使者：周鼎有多长、多宽、多高、多重？周使怀疑起来，你问这些长宽高干什么？以前可从来没人敢来问，关心天子也不是这么关心的。回去后，楚庄王野心暴露，果然按同等规格、尺寸，自己也造了口一模一样的鼎，然后发起战争，刀锋直对周天子：你傀儡，我称霸。
＇4＇ 彭玉麟祖籍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1816年12月14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清末水师统帅，湘勇首领，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曾左彭胡”，是大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湘勇水师创建者，也属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之一。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
＇5＇ 类似的故事还有。袁世凯曾请王辏г顺錾降敝谢窆饭莸墓莩ぃ蹶＇运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全馆人员都放假回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五号来领薪水就可以了。后来每月五号，一帮老翰林都到他的保姆周妈那里领工资，一月要发掉工资1万两白银。老翰林拿了钱过意不去，问为什么不要他们坐班，王辏г怂担骸罢庵谢窆惺裁词房尚矗痪褪橇荷讲从胪吒谡樟恕薄Ｋ绷思父鲈拢中冀馍⒅谢窆饭荩淮嵌穑约夯氐嚼霞蚁嫣叮Ｗ懔嗣颗赏贰�
＇6＇ 鲍超（1828－1886），晚清湘勇著名将领，最早跟从广西提督向荣，后加入湘勇水师，提升至参将。咸丰六年后，改领陆军，带领的部队称“霆军”，为湘勇主干之一。曾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后来参与过淮军镇压捻军战斗。
第十二章 海塞激争
左李之交
1868年8月，西捻军首领梁王张宗禹被追击，转战至徒骇河边，下落不明，捻军至此覆灭。
继扳倒杨霈后，这成为派系实力变化的又一个转折：满官集团空留虚名，实际权力急剧旁落，整体正在被边缘化；会干事、能成事的汉官集团，正在通过事功，逐渐接管清廷实权，主宰国家命运。
汉官集团的领头人是曾国藩。汉官集团有两大势力集团：一是湘官集团，二是淮系势力。
1868年，曾国藩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自此退居二线，成了朝廷的装饰品，汉官集团的黏合剂。
以左宗棠为标志的湘官，以李鸿章为标志的淮系，在引领中国的未来。他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通过个人的能力，在尽力解决中国面对的实际难题。
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很快就因政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引发争论的由头，在中国国防。
晚清懦弱，国防成了全国头等大问题。
1868年，清朝属邦布哈拉汗国，被俄罗斯侵占后并入版图。以俄罗斯、英国为主的国家，正在抓紧侵占中国大西北，新疆全线告急。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其后30多年，日本、法国、英国，同时打起台湾、东南沿海一带的主意，中国东南沿海防线，危机丛生。
前者简称为“塞防”，即边塞地区的国防；后者简称为“海防”，即东南沿海一线的国防。
塞防、海防全线告急，到底怎么办？方法有五种：
一是集中精力先搞好海防，再去搞塞防；二是聚精会神先专心坐实塞防，再去搞海防；三是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抓起来搞好；四是放弃塞防，只专心搞海防；五是放弃海防，只专心搞塞防。
这五种选择，朝廷只能取一种。如果两个人来选择，选项不同，解决思路、方法也会迥异，就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负责国防的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
他们选项果然不相同，第一个回合的奏折，就激烈地撞了头。像一头飞奔着的倔强蛮牛与一头飞跑着的飘逸骏马一样迎面撞上。
左宗棠说：“海塞并重”，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搞好，他专门去安定稳固边塞，选了第三项。李鸿章说：“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应放弃塞防，专心搞海防，选了第四项。
“一个边防，各自表述”，共识没有达成，朝廷陷入纷乱。
朝廷其他大员也都来发表看法，五种选项都有人选，各持所见，众说纷纭，清廷被诸多政见弄得一时迷茫。
皇权制度下，不可能在所有参与进来的官员中来一次“全体官员公开投票”，做一次表决。意见如何选择，最终怎么定夺？
左李依然在激辩，听上去都有道理。
左宗棠与李鸿章，争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比左宗棠小11岁，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1845到1846年，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1＇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学问。
李鸿章后来成为淮军创始人和首任统帅。
淮军创办的原因，跟湘勇有关。湘勇从一开始就遭到朝廷猜忌。曾国藩为了分散朝廷注意力，借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为由头，按创办湘勇的模式，带学生李鸿章在淮河流域复制一批团练。到1862年，一支13营的军队在安庆组建成功。
李鸿章跟曾国藩气味相投，在围剿太平军上默契，所以曾国藩也费了很多心血，悉心来栽培。李鸿章不负曾望，从性格到气质到办事方法，越来越像曾国藩。
而左宗棠跟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方法完全不同。现在李鸿章能不能跟他合得来，真是悬乎。
李鸿章少年得志，24岁中了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读经世致用学问比左宗棠晚了15年。
两人在经世致用上大方向一致，但个体区别很大，一是进入仕途的方式不同，二是地域性格有差别。
李鸿章科考入仕，与曾国藩、胡林翼相似，看重关系，关系就是生产力。左宗棠民间入仕，特立独行，无依无傍，看重办事，技术就是生产力。
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域性格有北方的厚重、质朴，兼具南方的细腻、轻柔，合在一起，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形象（蒋介石评胡适语），矛盾地和谐。
湖南地处中国南方第一门户，在南北兼具的性格上，加了一点独具的辣。辣有着“鲜明的草根性，强烈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大缺大全的性格，倔强、激进，文武交融，理性中有感性，感性中有理性。
李鸿章集中了安徽地域性格的优势，左宗棠集中了湖南地域性格的优势。
和谐与辣，地域性格造成的差异，是他们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表现出来，左宗棠面对欺压时，不愿退缩，选择进攻，“平生最恨是和戎”；李鸿章面对困难时，不敢前进，选择退忍，“既忠于传统，又颇具改革精神”，爱好“和戎”，以“裱糊匠”自居。
李鸿章跟左宗棠最早打交道，可追溯到湘勇刚创办那阵。
1852年，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每天军务虽然繁忙，但他办事效率高，多出的时间，常去曾国藩幕府串门。
从湖南巡抚衙门到曾国藩的幕府，骑马也就十几里路。
曾国藩为人好客，家里饭甜菜香。左宗棠刚好饭量大，又是个美食家，特别爱吃鸡（今天的宫保鸡丁，又叫“左宗棠鸡”），有事没事去打牙祭。他吃起来很快，席间有说有笑，与朋友辩论。
时间久了，李鸿章与左宗棠、彭玉麟在饭桌上辩论时常谈不来。李鸿章北方高个子，一米八几，在矮个子湖南人堆里十分打眼，不免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玩笑开得多了，他感到恼火，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发牢骚说，从左宗棠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湘人胸有鳞甲”；从彭玉麟身上呢，可以看出“老彭有许多把戏”。
即是说，左宗棠的倔强骂人，彭玉麟的灵活骗人，让他受不了。
这话后来传进彭玉麟耳朵，他很生气。下一次吃饭聊天时，想到借拿湖南人与安徽人来做个比较，贬一贬李鸿章。
左宗棠放下筷子说，我最近读了宋朝沈辽一首《答谢杨圣咨》的诗，发现一个怪事，里面有两句话，“当时皖皖同朝露，不计星星向暮龄”。两个皖字连用就是“明亮”的意思，为什么一个皖字就不是呢？
彭玉麟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因为安徽人心地不光明的太多了。
李鸿章想起背后书信，顿时满脸通红。他反驳说，一个安徽人就叫“皖人”，很多安徽人，就叫“皖皖人”，可见安徽人本来都是心地光明的。现在为什么不光明了呢？因为有鳞甲的湖南人将安徽人带坏了。
“鳞甲”本来是攻击左宗棠的，但彭玉麟的父亲（尊人）在合肥青阳做过很长时间的司巡检。说湖南人带坏了安徽人，不是摆明来攻击他？
彭玉麟火起来了，质问：你怎么可以辱骂我的先人？挥起拳头冲上去。李鸿章也正在气头上，挥拳迎接。一高一矮，两人认真起来，打得热火朝天，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旁观的来劝架，强行拉开，但两人用力过猛，都拉不开。（“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
官员口角扯皮打架，诗文换拳头，顶多有失风度，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不好说，曾国藩只旁观，从不掺和。他忍不住时，也偶来发表意见，左宗棠就据理力争。左宗棠思路快，口才又好，曾国藩反应跟不上，不知不觉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生活小事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wrshu。＇行事风格。
生活上谈不到一块，在大是大非上，左宗棠与李鸿章也谈不来。
左宗棠后来训练楚军时，规定将帅要以诚对待部下，曾拿李鸿章来做反面教材，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笼驾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2＇左宗棠批评李鸿章以欺骗和设圈套来作为做事的手段，虽然取得了一时成功，但后患无穷。
其实欺骗和设圈套不是李鸿章个人，而是清朝官场流行惯用的潜规则，左宗棠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是“骗子专家”、“圈套高手”。左宗棠也批评胡林翼，但跟他交好，因为胡林翼有血性，重情谊。左宗棠接受不了李鸿章温和性格里的心机。
左宗棠自嘲为“狭”，就是气量小，其实是爱较真，不怕得罪人，将别人见不得人的一面曝光。他以“诈力、牢笼驾驭、流毒”这些字眼来评价李鸿章，当事人听上去十分刺耳，旁人听就比较客观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第一次合作，是剿灭捻军。
左宗棠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捻军的游击战，非但没有赶跑，反而将西捻军快赶进了北京城，李鸿章受了连带责任，气得直骂左宗棠是“当代曹操”。而清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曹操都被描成白脸大奸贼，而不是后来鲁迅说的“至少是个英雄”。左宗棠听了十分生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怎么成了曹操？
两人最糟糕，关系最僵的一次，是西捻军剿灭后。
李鸿章以为大功告成，大办酒席。没想到，左宗棠又向皇帝上奏折，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自杀，而是逃走了。
他要李鸿章拿出张宗禹的尸体来证明自己举报错了。
李鸿章自然找不出来。
皇帝果然怀疑起来，问李鸿章：怎么回事？
李鸿章说：已经消灭了，只是找不到，不信朝廷可以派左宗棠去找。
左宗棠当真派出士兵，到处悬重赏去找张宗禹尸体。当然，最后也没有找到。
淮系将领刘铭传听说了，气得半死，破口大骂：左宗棠这个王八蛋，也不想想，现在盛夏，张宗禹尸体早腐烂了，到哪里可以去找来做证？我如果碰到左宗棠，非一刀砍了他不可！
李鸿章则无所谓，笑着说：麻子，你气什么气呀？让人家去搜嘛。
这次左宗棠举报张宗禹没死，就像湘勇打下南京后，他举报幼天王没死一样。当年曾国藩与此时李鸿章的反应一样，很生气。但幼天王确实没死；至于张宗禹，是死是活，永远是个谜案了。
民间至今还在流传，张宗禹确实没有战死。后来或者出家为僧，也有可能落难到了孔家庄。＇3＇
左宗棠的举报，看准事实，认死理，死较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都在那里。
这种性格好还是坏，福还是祸？左宗棠自己不会去考虑。
与认死理、死较真风格对应的，是他的刚正、直率、敢担当的性格。易中天曾提出“性格互补结构”概念，认为湖南人“霸蛮”，必然有“灵泛”补充。性格矛盾对立、相互转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
左宗棠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李鸿章，也得罪了曾国藩，还得罪过许多朋友。可也有人喜欢：陶澍临死前与他“结亲托孤”，看中的是他这点；林则徐对他“事业托孤”，还是看重他这一点。
现在，慈禧太后也发现了他这个性格。
清廷国防正危机四伏，“少争论”、“不争论”需求强烈，朝廷不允许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把大量时间花在空口辩论上。大敌临头，大事在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在封建集权社会，“不争论”首先得靠一个实权人物来平息。
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眼光与判断，变得重要起来。
海防，还是塞防？到底起用左宗棠，还是听信李鸿章？
她要二选一。
西北危急
中国海防与塞防同时出现了大危机。
左宗棠知道，要破解这个危机，首先得弄清楚：这些危机，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处心积虑。
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的几个岛屿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略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授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军舰5艘，从厦门进犯台湾。
此时已经经过两百多年，日本企图篡改历史，禁止琉球群岛向清廷进贡。
总理衙门派何如璋去日本交涉。
交涉首先需要确定中方原则。李鸿章下指示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百唯不暇，亦且无谓。”按照这个意见，琉球舍弃给日本，对中国有大好处。原因是琉球跟中国远而跟日本近，为琉球每年对清廷的那点小小的贡品而跑大老远跟日本打一仗，是贪图虚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如此现实功利，难免目光短浅。用长远眼光来说，李鸿章错得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