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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中消磨岁月，日子过得很慢，光阴变得很长。这时他开始想：太平军什么时候走？他们会推翻朝廷吗？
不可预料，让左宗棠干脆什么都不急了。反正自己早做好了打算，既然活着上山来，就没想过活着下山去。
难道非隐不可吗？
隐山大谜
这时除了隐居，他至少还有两个选择：一是赶紧主动投奔太平军；二是迅速向朝廷靠拢。
第一个选择，还真有这么一种流传。说太平军杀进长沙时，左宗棠偷偷跑去见洪秀全，跟他有一番绝密级对话。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最后为什么又不加盟了呢？因为各自的信仰不同。“唯洪、杨以立国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不是左宗棠不想加盟太平军，也不是他没那样做，而是洪秀全、杨秀清不愿意放弃当宝贝用的“上帝教”。左宗棠跟太平天国因为“主义”有分歧，没谈到一块，所以放弃加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记载。
更容易让人产生接近联想的，是左宗棠与洪秀全经历相近，推测起来应该气味相投。
洪秀广东花县人，生于1814年1月1日，比左宗棠小一岁零二个月。他7岁进入村里私塾读书，13岁正式参加科考，一度醉心于“科考取官”。但屡考屡败，晃眼到1836年。他的家境本来穷苦，这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洪秀全还铁心要考，只好一边做乡村塾师赚钱补贴家用，一边继续参加科考。1837年，他打起精神继续参加广东花县县试，总算顺利通过，但府试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他已经23岁，23岁了连秀才都还没有考取，他差点当场气死。＇5＇
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家，洪秀全大病了一场。病中，他一直处于癫狂状态。家人将他当成“非正常人”，为了防止他外出伤人，派了两个哥哥日夜看护，把他反锁在家里。同村人私下议论，都认为他疯了。这样折腾了一个月，洪秀全竟意外醒了过来。他说自己这一个月里做了一场大梦，梦里到天上去了一趟，面见了耶和华老先生。
“耶和华是谁？”村民不知所云。洪秀全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上帝，你们听说过吗？耶和华就是上帝。”
自从宣布梦见上帝，洪秀全俨然成了上帝的发言人，他决定不考了，发誓从此“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当皇帝来“开科取士”。唐朝黄巢曾做《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决心以黄巢做榜样，铁下心来造反。
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从癫狂中醒来后，大张旗鼓地发动了起来。
小说家曾以活灵活现的语言，描写了左宗棠夜会洪秀全的情景。不但有谈话内容，还有端茶、送客细节。
事实真相呢？湖南籍历史学者谭伯牛考证，当时确实有那么个人见过洪秀全，此人姓黄，是湘潭的一个落魄书生。他长得很像左宗棠，有人在夜色中看到他进入太平军营，就误传误播，将黄某当成了左宗棠，编出这样一段“替身”故事。
左宗棠自己的说法最有说服力。1854年，他写信给湘潭朋友黎吉云，还在怀疑，“洪秀全不知实有其人否？”又进一步说，“唯杨秀清苍滑异常，贼中一切皆其主持”。左宗棠连到底有没有洪秀全都不肯定，硬说与洪秀全见过面，就属灵异事件了。
其实，左宗棠没参加太平军，从理论上推断，有几点原因：
一是，他虽然考试不中，但他的天分极高，不是洪秀全那类确实因水平原因考不上，看不到上升空间。读过洪秀全文章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只会写打油诗，考上了才是奇迹。
二是，他的理想一直是进则有功名，做当代诸葛亮，退则可以做“湘上农人”，没想过造反。而在社会地位上他属于乡绅，乡绅、富农、地主阶级，历史以来，鲜有带头造反的先例。
三是，他的朋友都是体制内主流大员，陶澍、胡林翼、林则徐，他受体制内思维影响不浅，很难在瞬间做出逆天而行的大举动。
这样看来，左宗棠不会有加盟太平军的行动。
那么，左宗棠这时为什么不主动向朝廷靠拢呢？
道理很简单，左宗棠心理上会抗拒。
左宗棠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同时是一个踏实与办事的人，是一个实在的理想主义者。他从不愿意在熟人、朋友面前服输，但会试之败，弄得他很没面子。在曾国藩与胡林翼面前，他被文凭压迫低下头颅。
更何况，鸦片战争以来，他对腐败与卖国的朝廷，已经痛恨入骨。
让左宗棠纠结的是，他恨朝廷不假，但在“朕即国家”的时代，皇帝、朝廷、国家已经完全混同，三位一体。一旦朝廷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功，自己从头到尾没参与，恐怕也会在将来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比较之后，他找到的最好办法，是与自己怨恨的政府合作。妥协与退而求其次，这就需要谈条件。
核心一条，需要授权。左宗棠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刚直率性、固执倔强，“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
但怎么样才能保证有权呢？
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让对方来请，并且是不厌其烦地请。
左宗棠现在想明白了，诸葛亮当年弄出个三顾茅庐，后人以为是诸葛亮为了给读书人挣面子，这是陋儒的迂腐浅见。诸葛亮精明得很：我现在年纪轻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什么都还不是，你凭什么请我？可能是随口说说。你邀请我出山，现在越热心，显得越真心，以后越铁心。你越请我越不动，以后你就不得含糊我。你不是充分信任我吗？你不是强邀我下山的吗？信任我，就放权让我做主吧？强邀我下山，我已没有退路，我以后再怎么过分，你总不能一脚踢开，请神容易送神难吧！
左宗棠以“今亮”自比，诸葛亮这点小技巧，他懂得比谁都深。所以干脆不急了，躲进深山，摆出一副架势：世事纷乱，刮风下雨，与我无关。
难道，左宗棠在假隐？
这又不大可能。战乱年代，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过几秒。而太平天国与满清朝廷，鹿死谁手，谁也不知道。天下明天到底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左宗棠是真隐了。当时心情是真心想隐，隐是内心的自我承诺，而不是公开声明。它会随人的感情、好恶改变。万一朝廷要来麻烦他，让他做个“劳人”，他当然又会抓住机会。
“经世致用”的隐，是宁静致远，是静观其变，而不是伯夷、叔齐式的坚守。“用无常道，唯变所适”，“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这门学问的立足之本，是追求用行动改变当下现实，而不能将学问当成孤芳自赏的花瓶。
现在，既远离太平军，又不理会朝廷，表明左宗棠还有一种姿态——观望。在前途未卜时，最好的参与，就是观望。
他这样躲起来，人家找得到吗？
别人找不到，一定是自己还不够好。真正不可或缺的人才，不论在龙宫还是天宫，不管在蛟龙一号还是神州九号，一定可以找到。
左宗棠眼下名动江湖，自从与林则徐见面，官场到处都有他的传说。
躲在这个荒山野岭，通过什么方法，才可以将左宗棠先生请出山呢？
一个叫张亮基的人，正在费尽脑筋，琢磨这个事情。
三顾左庐
真隐于湘阴白水洞时，属于左宗棠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主动找上门来。
左宗棠住进白水洞不到10天，当代的刘备，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急不可耐地“三顾左庐”了。
张亮基什么背景呢？江苏铜山（今徐州）人，道光年间的举人，胡林翼的朋友，林则徐的部下。这次被调进湖南，主要就为镇压太平天国。
胡林翼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写了一段长长的评语：
一是“才学、品行，超冠绝伦”；
二是“为人廉洁耿介、刚直方正、性情善良、忠肝义胆”；
三是“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国章、时务”。
最后他还列了一点：不重名利。即使谋划成功，也不愿意受赏。
张亮基一看，这么好，这人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可以独担大任，而且谋划能成。最后一句，也说到张亮基心坎里了：做成了也不会与自己争功。
领导不怕放权，就怕下级与他争功。张亮基可要靠政绩升官啊。
1852年8月22日，张亮基从贵州进入湖南。到常德时，就派人先送礼金，再派人送书信，两拨人马浩浩荡荡，去邀左宗棠出山。派人来请的效果，想都不用想，没用。
稍后，张亮基换了个方法，写信给胡林翼，求胡林翼去邀。诚心不够，自然又不成。
大兵压境，生死关头，张亮基心里急啊。缺了左宗棠不行，还得另想办法。他想起一个人，江忠源。
江忠源这次扮演了《三国演义》中的徐庶。江忠源写信代请，最后二哥左宗植和朋友郭嵩焘也来面劝，内外合力，左宗棠动摇了，同意出山。
这个故事经不起仔细推敲。最明显的是，左宗棠既然以当代诸葛亮自比，对仕途又已经不那么心切，张亮基本人都没出面，左宗棠就这么出山了，跟他自己的定位不符。
于是另一个与“三顾茅庐”可以相媲美的故事，又流传出来了。
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有“计赚左宗棠”一节，叙述了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
某天，陶府的家人陶恭突然前来送信，左宗棠出门亲迎。接信看时，陶恭正在左顾右盼，陡然听到一声怒吼：“张亮基真是岂有此理！”
左宗棠本来声音洪亮，这一声吼得屋瓦震动，吓得周诒端和张茹急忙从内室走出。
“季高，什么事发这么大脾气？”夫人周诒端面色惨白，气喘吁吁地问。
“你们看，你们看，这张亮基真是欺人太甚！”
夫人接过信一看，居然是张亮基绑架陶桄的内容！信中称陶家为官宦大家，湖南有难，省府捉拿了他，逼他拿10万两银子来，否则打进牢房。
陶澍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朝野上下谁人不知？张亮基要陶家捐10万两银子，分明是勒索！左宗棠越说越气，把手一捋，高喊：备马！即和陶家仆人各骑快马，直奔长沙。
左宗棠跨进长沙城的陶公馆，还未进屋，就问：“公子呢？”
门房流泪说：“昨日下午，一群兵士把公子绑架走了。”
左宗棠立即策马来到巡抚衙门，怒气冲冲地向里面闯，守门的卫兵也不阻挡。
左宗棠径直上了大厅。这时，巡抚张亮基从签押房里踱步出来，拱手说：“左先生，鄙人在此恭候已久。”
左宗棠怒气冲冲，大喊一声：“陶公子在哪里？快给我放了！”张亮基哈哈一笑，说：“从何谈起！我昨天请公子来舍下叙谈，公子正在后花园赏花呢。”
江忠源这时出来了，左宗棠见到他，又见到了陶桄，才陡然明白，逼捐10万两银子，并无其事，引诱自己前来自投，才是真的。
这段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认为，张亮基扣留陶桄，逼他拿出10万两银子，从而引左宗棠赶赴巡抚衙门，是后继者骆秉章办的事，没张亮基什么事。
正史记录、野史编派、小说演义，众说纷纭。事实到底怎样？读者可以自判。
真实的历史是，在此之前，张亮基已经专程登门，邀请了左宗棠。
张亮基亲顾左庐，是在兵临城下的危局中紧急做出的。
太平军围住长沙后，主营安扎在城南妙高峰，营盘分扎长沙城南、东、西三面。城北是湘江，清军在这里布置了五千余兵力；江对面驻下三个绿营。湘江成了清军守城重点防守区，也是出入长沙城的唯一安全通道。
夜幕中，50多个部下，簇拥着一位身穿便服、身材清瘦的官员，悄悄走出长沙城北门，登上了停泊在江面的一艘官船，轰隆轰隆向湘阴方向驶去。
官员正是新到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他冒险出城，是到湘阴去邀请左宗棠。
见面后，左宗棠被他的诚心打动，但并没有立即来长沙。
完整的故事情节是，先通过胡林翼、林则徐举荐，再江忠源写信力邀，然后张亮基登门拜访，左宗棠终于出山了。
既来之，则安之。左宗棠受命之前，丑话说在前面：“宗棠脾气不好，遇事又好专断，恐怕日后不好与群僚相处，亦难与大人做到有始有终。”
张亮基当面承诺：“鄙人今后大事一任先生处理，决不掣肘。既以先生为主，群僚亦不会为难，请先生释怀。”
左宗棠一听，这解决了自己关心的“授权”。
但怎么保证“授权”的有效呢？这需要对方保证自己有完整的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无论是君臣关系，还是上下级，自己事实都是张亮基的部下。这就让独立成为一句空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级要下级服从，下级都不得不服从，事实还是张亮基一个人说了算。
要保证“授权”不是名义，不是一纸空文，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人身独立，有主宰自我的进退自由。
于是左宗棠再提条件：“宗棠乃湘上一农人，不习惯官场生涯，若与大人及诸公同僚相处得好，则在长沙多住几天；若相处不好，宗棠会随时拂袖而去。请大人到时莫见怪。”
张亮基毫不介意，满口答应下来。
既保证了独立性，又得到了“授权”，双方满意，皆大欢喜。左宗棠首次出山，就这样定下了。
1852年10月8日，左宗棠从湘阴赶到长沙，“缒城而入”，谒见张亮基。张亮基“握手如旧，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这天起，左宗棠正式做起了张亮基的幕僚。受命后第一件事，是打太平军，解长沙之围。
5天后，即1852年10月13日，左宗棠统帅湖南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沙天心阁展开了第一场决定湖南政府命运的生死大战。这一战，左宗棠指挥大炮，一炮打死了太平军现场总指挥、西王萧朝贵。太平军群龙无首，逃出湖南，冲向武汉，逼向南京。长沙之围轻易化解。
长期以来，民间野史广泛流传“萧朝贵是左宗棠指挥下打死的”这个版本。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与张亮基于10月7日才从长沙北门登梯入城，而萧朝贵于1852年9月12日在长沙南城已经被城中炮火击中，伤重而亡。左宗棠到长沙时，萧朝贵已阵亡20多天了。
按前一种说法，左宗棠与诸葛亮出山时惊人地相似：“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按后面一种史实，尊重史家说法，则左宗棠出山时已经略微显得姗姗来迟。
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的作用，无疑被野史流传夸大了。左宗棠真正发挥的作用，是在张亮基幕府呆了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一、1853年1月12日，江忠源配合他，用12天时间，将浏阳的农民起义军，周国虞、曾世珍组织的“征义堂”镇压下去，斩首七百，解散万人。
二、1853年2月，在太平军力克汉阳、占领汉口，半个月后，攻克武昌，取得第一座省城。左宗棠入主湖北，经过8个月奋战，将太平军驱逐出武汉。
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战果丰硕，但相对于后来大开大合、风起云涌的大战，更像是左宗棠一生战斗的小演习。
张亮基在1852年调任湖南巡抚，授权左宗棠不到一年，就因左宗棠指挥得力，战功显赫，被提拔署湖广总督。
太平军见攻湖南无望，便将兵力转到湖北。左宗棠在湖南指挥，张亮基便亲自率领清军在黄安（今红安）、麻城夹击太平军，不料大败于田家镇。
1853年10月17日，张亮基被免去署湖广总督，改去山东做巡抚。冠冕堂皇的调任理由是他善于守城，山东济南府需要他才守得住。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僧格林沁亲信大将胜保。
太平军在长沙受挫，便从湖南转向江西、湖北、安徽、江苏，一路杀过去，指哪打哪，一路攻城略地。长沙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成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没有被太平军攻进的孤城。
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将要成为太平军的最大克星。
眼下，张亮基要动身，离开湖南去山东赴任了，他有点舍不得左宗棠，力邀同往。左宗棠像上次拒绝做林则徐的幕僚一样，婉言谢绝了。张亮基知道，自己去年被提拔做总督，是左宗棠“防守湖南之功”，自己领了功劳，丢下左宗棠就这么走了，怎么也过意不去。他向皇帝“奏保知县加同知衔”。左宗棠又坚决辞谢。
张亮基终于纳闷起来。与左宗棠合作了一年，他居然还没弄明白，左宗棠这样卖命地帮政府办事，到底图的是什么？
事实上，左宗棠对县官看得很重的。早在1845年10月，妹夫张声玠到河北保定元氏县做县令，左宗棠写信给他说：“天下有两官员好作，一宰相，一知县，为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
县官既然跟做宰相一样，左宗棠为什么不要？“同知衔”即“相当于知府”，已经不低。何况，左宗棠此时已41岁了。经历了世事的困苦，战争的残酷，他不再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高调青年书生，而是务实的中年办事人。
根本原因，是左宗棠将自己看得很清楚，在陶家自学成材，自己的才能，“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这次合作，他更加看清楚了，自己如果得个“同知衔”，职位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卡在中间，以自己的个性，不但办不成事，而且搞不好关系，一时利令智昏，终将一事无成。
左宗棠同时看出官场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他不愿放弃湖南根基而去山东，于是决定辞归，回老家湘阴。他对张亮基拱手道谢，表示领了心意，说：“虽已固辞，然其意则可感矣。”
回想这一年的合作，左宗棠与张亮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都履行第一次见面时的诺言：所有需要批复上报朝廷的奏章，张亮基全部放手交给左宗棠办理，左宗棠跟张亮基谈主意、策略，张亮基全部同意按左宗棠的意见办。左宗棠既感激，又高兴，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死气沉沉的清军，被他用激情与智慧盘活了。（“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昼夜劳思，竟无暇晷，委任之专如此，言行计从又如此，虽欲不感激奋发，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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