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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编；罗、施二人合编。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
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
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
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现代人则大都认定是施耐庵所编。不管是施、
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前人的零散单
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
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
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
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
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
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的。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
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
“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里说，低级的只能在
马路边说，跟要饭的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
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
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
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
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
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
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
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
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孽，要受到责骂、
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
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
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
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
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
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
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
强盗，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
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
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
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
淮安，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2）中的进士，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终生不仕，立志著书。
生卒年月大约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
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是《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
他“终生困厄”。
为1296…1370年（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龄大约是三十
五岁至三十八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
十五岁。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陕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
（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
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那一年，罗贯中刚出世；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
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
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有几十种。但是从文字水平看，有的文字
水平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有可能是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
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
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
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水平总应该
比学生高些，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一生只
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十几部书；罗贯
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
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水浒传》
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些，作为学生，而且参
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几十条，这里不一一列举，
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书中通过杨志的
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
个黄泥冈，按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
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走直线经汉口、信阳，却绕了
一个大圈子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三，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劫法场，回去
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事部署，
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出，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
不要命了呀？
第四，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
“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史
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也是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
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强
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
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
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
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师院
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
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
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
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
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
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
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所有的马匹都要滑倒，
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
《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的故事来源是宋元
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
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能是直接
照抄话本底稿的。
三、怎样理解《水浒传》的积极意义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
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
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
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
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
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
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
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
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
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
过关斩将的，还要靠武将，靠英雄。
当丞相的，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
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
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
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兄仇杀了奸夫淫
妇、为黑吃黑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连
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连张青、孙二
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歹徒”也是英雄。
这部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
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侠意识”，其行动“除暴安良”；而《水浒》
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除良安暴”
或“除暴安暴”。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也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
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
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统治
者，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百年，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却是狭隘的民族
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却
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
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
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之可
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
话本，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
分严酷，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但是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
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
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是“唤起民族英雄们”，
起来造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
①，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裳穿，不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大都不愿意去造反；
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因
为只有他们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我来教你杀人。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
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
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
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
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主要是“义气”二字。
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
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
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
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
只是今天没有材料可查了。
四、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评论
（一）《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
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
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的一个小标题。
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
场。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
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
地道道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土匪、游
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
狱卒，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
去”的嗜杀的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
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
“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
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消极的
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
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
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