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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
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
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
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
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
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
统治地位的目的。
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
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
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
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
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
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
“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
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
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
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
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
由大会汇黑省。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
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
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
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
“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
御侮的绝妙方策，即“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
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反蒋派的国民党四大，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开幕的第一天即因争吵不休而
被迫停会。
胡汉民在广州为调解各派纠纷，提出了两项方案：一、粤方应选出24名中央委
员，按人数比例，应由赴沪的二百名代表中产生10名。广州先出14名。二、蒋介石
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权，并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
粤方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但是12月3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为了争当候选人，
代表焦易堂借胡发难，仅对主席团，先是激烈地争吵，迅速变成了飞瓶子、掷板凳
的武斗，大打出手，混战十多分钟不肯歇手，不少人头破血流，招来保安队进行强
压，学生的请愿队伍又赶到了会场。这群口称“共赴国难”的大人物为避免在小人
物面前丢丑，会场才安静下来。
汪精卫把从广州来沪的二百余人搜罗起来，加上在沪各方代表，决定单立门户，
召开上海四大。原已分裂成两半的国民党四大，其中一半又一分为二了。12月3日，
汪记四大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为会场开幕了，大会选出了十人为中央委员。
宋庆龄、何香凝二女士已接到会议的邀请，耻于与汪为伍，拒绝出席。
广州四大在胡汉民的维持下勉强结束，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其
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
党部。
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罩振等从广州到达上海，向汪精卫转达了粤方的要
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
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企
图把胡、汪的“中央”都统一到他的中央里去。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
感到自己处境维艰，硬顶恐怕不行。于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决定下野了。
蒋介石在下台之前为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
第一，调兵遣将，控制中枢。南京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
人，从而保证宁、沪、粤三处中委合炉时，蒋派委员仍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十二
月十五日，他主持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的政府，从省主席、省府
委员及各厅长都换上了蒋的亲信。经过此番布置，把京、江浙都置于蒋系的政治、
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也在他的罗网之中，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虽
然进驻宁、沪也无法摆脱蒋系武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蒋介石暗中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宋子
文拿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把部内科长以上的职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宋拖欠
银行界一千万元债款，不作交待即离职赴沪。他到上海又与江浙财团串通一气，准
备抵制新政府。
第三，蒋介石临下野前，积极活动召开“国难会议”，拼凑了14个人的筹委会，
蒋介石这是要成立一个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
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
第四，策划黄埔生发起组织特务机构复兴社，用以保护他的独裁地位。
第五，下台前密令把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枪杀于南京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
教育长。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
质，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曾流亡苏德等国，
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
命民众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正式成
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
的斗争。邓演达是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坊二十号参加行动委员会受训干部讲课
时，被蒋的特务秘密逮捕的。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保释这位为北伐
大革命立下卓著战功的三民主义忠诚战士，蒋介石当面欺骗宋庆龄，矢口否认逮捕
了邓演达，并在下台前急忙将邓杀害。
蒋介石把魔网张挂妥当之后，于12月14日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请汪精卫、
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切，他准备下野。沪粤方代表决定，蒋一旦下野即赴
南京。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常委会，讨论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
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批
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作为过渡
政府。二。对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力子等人的辞职呈请
予以慰留。
当天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称他下野是因为：胡汉民微日（五）通电，且有必
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在先，和平统一方得实
现。他还指责全国民众谴责他的投降政策，是“日滋无负责之批评”，使他“莫衷
一是”。标榜他的辞职之举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16日，蒋介石又
在国府谈话会上称他的下野之举是“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虽系辞职，仍
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
自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进入南京。惟汪精卫。胡汉民知道问题复
杂，故均称病不来，分别留在上海和广州观风向。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乘飞机
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蒋介石临行前，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即开，弟责即
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
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果然，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二天，就人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原想挟中原大战获胜的余威底定国事，登上总统宝座，不料在各派政治
力量的反对下，在日本军国主义频频进犯。全国军民抗日呼声的浪潮中招架无功，
不但总统梦没有做成，反而因为“不抵抗”，成了卖国独裁的政治丑角，最终不得
不以“下野”的方式避开政治漩涡，以退为进，图谋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给政敌们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由于国民党仍然奉行没有蒋介石
的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所以，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蒋的下野而有所缓和。12月15
日，就是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的当天，北平各校南下抗日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
南京中央党部请愿，遭到血腥镇压。12月29日，乱乱哄哄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四届一
中全会闭幕。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是，这个被自称为“开始党国
新生命”的孙科政府在财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下，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财政方面，因为蒋介石预伏陷阱，孙科政府筹不到钱，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
巨，而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暗中主使下，单是军费一项，每月就要向孙科政府要1800
万元。孙科没钱，诸事难办，陷入困境。
外交方面，当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的问题。孙科为取得人民
支持，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但孙科手中一没钱，二没兵，所以主张
只是主张，见不到一点实际行动，而日军则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军舰开进了宁、
沪间的长江水面，向孙科政府示威。
l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立即云集在蒋周围，纷
纷请他复职，与汪精卫、胡汉民合作，共赴国难。
l月18日，孙科也到了杭州。此前，汪精卫夫妇已于16日抵杭，作竟夕长谈，并
于次日联合致电胡汉民、促胡入京。胡汉民见电甚怒，因为他与汪精卫有约在先，
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而汪精卫却违背誓约，私下里与蒋介石合谋。据当时报
纸载文称：蒋、汪相见甚欢”，“晤谈甚融洽。”这使胡汉民十分震怒，认为是汪
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
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
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
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
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
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
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
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
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
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
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
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
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
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
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
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
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
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
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
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
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
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
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
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
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
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
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
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
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
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
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
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
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
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
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
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
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
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
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
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
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
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
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
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
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
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
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
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
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
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
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
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
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
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
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
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
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
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
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
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
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
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
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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