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
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
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拾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拾定。
医院不能绘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二十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二十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绘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十一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纲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拷上拷子。这是六六年九月七号。到了六八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竞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十二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摆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入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拼命干活改造。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干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疯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天该怎冬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没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件事：我是六六年九月七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九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二十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下五块钱，剩下十五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送了三十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一百二十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长当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的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七二年绘我减刑有期十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八二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着：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七九年三月二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三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入都说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的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汗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摈医院规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七点半上，晚上九点半下，一天十四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昧看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
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宾把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
我无论怎么绘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
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涯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1868年 37岁 男
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尔什维克——一辈子全交给大西北了——我们是凭着赤胆忠心和一双手造出的第一颗原子弹——比原子弹更猛烈的“文革”灾难降临——工作手册被窃而引起的厄运——被运煤火车押解到山沟里——背着创痛依然想干出点事来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
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六O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决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虞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于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