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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被枪毙的迪化市国民党警察局局长交代的罪行里就有不少谋财害命的事，最大的一桩就是对我父亲，而告密诬陷的正是我三姨父，母亲黯然神伤，不是因为一贫如洗，而是骨肉亲情的泯灭。三姨妈又来了，带来了吃的、穿的、用的，我母亲把她拒之门外，她哭着，叫着，瓢泼大雨把她淋成了落汤鸡，她就是不离开，我母亲就是不开门，说，你不是我三姐，你在我心中早死了。三姨妈不屈不挠，每天都来我家，把一袋袋白面留在门口，起初，我母亲不领情，任白面让别人拿走，最终，饥饿禁不住它的诱惑，我们还是把面粉搬回了家。在我二姨妈的劝说下，母亲和三姨妈言归于好。
也许受了三姨父的影响，三姨妈也偷偷喝起酒来，她没有想到自己的酒量会如此惊人，喝酒如同喝水，她和三姨父打赌，谁喝输了，谁就必须戒酒。先是用酒盅比，后来撤了酒盅用碗比，最后抱着酒坛子喝，两人都醉了却都硬着舌头说对方醉了，三姨妈为了验证三姨父醉了揪下自己的银耳环问：这是什么？三姨父答：是你的耳朵。三姨妈把它扔进了火盆，三姨父就用尿滋火盆，滋出来的全是酒，两人都被烧伤。
三姨妈生了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在大儿子还没有刑满释放时，小儿子又因为斗殴行凶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五个女儿虽然性情不同，可嫁的丈夫都不怎么地道，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偷鸡摸狗。如此命运也许渊源于偶然，但三姨妈惶惶不可终日，认为她家的屋顶上落了灾星，在三年的时间里搬了四次家，直到三姨父因车祸去世的头一个月还搬了一次家。三姨妈老得很快，才五十左右的人，牙齿全脱光了，两颊深深陷了进去，看上去犹如动画片里的妖婆。她的家成了托儿所，七八个外孙和孙女因为爹妈离异，或因为爹妈服刑同她生活在一起。三姨妈对他们看管得很严，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送他们去上学，亲自送，亲自接，还一次不漏地颤巍巍地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她的精神感动了学校，把她评为模范家长，发给了她一张奖状，她觉得这是她一生的荣耀，把它用玻璃镜框镶起来，挂在毛主席像旁边，让她的孙子们时时看到，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害怕悲剧在新一辈的身上重演，可那年夏天，她十岁的大孙子大毛头和七岁的外孙女巧巧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只好报告了公安局，后来才知道，大毛头带着巧巧爬上一辆拉煤的火车到全国四处去流浪，跑了十七个省，还进了西藏。三姨妈再见到他时，他嘴里叼着一支烟，满嘴的脏话，已经和比他大十多岁的一个女人同居在一起。巧巧也剃了光头，说她已经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尼姑。
三姨妈是在去收容所接她最小的一个孙子的路上摔倒的。她临终前，我母亲去看她，她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如果让她再活一辈子，她一定能看好自己的男人。
当童话落到纸上
■ 施战军
爱感之书
有那么一种书，在滋味淡然的时日，展开在面前，直如启开了百年陈酿，闻一闻便会有微醺之意。恍兮惚兮间万事万物仿佛示意着一份“神的昵近”。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就是这样的书。
多年来，译介者循着作者的意图把它看作一本“创作经验谈”，可读者却总是画出这样的边界，将心弦牵扯出甜蜜的疼痛，印证着文学的美梦，痴迷于文学的重重魅影。这一切都来自《金蔷薇》特有的不息光华。
关于《金蔷薇》，最有意趣的评说是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白熊丛书”总序里的话，宋安群先生如是说：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清晰可感……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请注意那些修饰成分，比如“细声细气”、“甜滋滋”。这是本色、感性又十分恰切的享受表达，那么小心翼翼，又由衷相投，简直是知己间的絮语，与《金蔷薇》的整体语感、语气和语境十分和谐。因为《金蔷薇》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与生命、语言与情感、人与生活的相互呵护、赤诚相待的书。人间烟火中自得的优雅，美不胜收；出类拔萃后的返璞归真，绝非眼花缭乱。作为经典的《金蔷薇》，永远有一种温度，这种温度超出正常体温那么一点点，不至于发烧，面对它总会觉得胸膛里鼓荡着倾诉的冲动，季节、时光、景致、际遇、生命、心智……挂念着要给一切走进记忆和牵念的东西，以呵护，以珍重，以祝祷，以依恋，以疼惜，以叹惋，以抚爱，以感恩。
这只应该是清新纯粹的热恋的感情。这种感情被童话化了，所以天真无邪。先是对文学的深深着迷，然后是对不可逆转的生活流程的特征性细节的留驻。《金蔷薇》里《珍贵的尘土》如此，《金蔷薇》给出的文学理想尤其如此……是变刹那为永恒的神力，是让黑暗点点发光的魔法，任何复杂难辨、愁苦难言，在这里都过滤为透明的欢悦和单纯的倾慕。
爱，构成的是守护和抵御的双重力量，：细声细气”不等于绵软无力，“甜滋滋”更不就是甜腻腻。面对现实的零碎、粗暴和余地的逼仄，有爱的心志更加在乎灵魂深处的“日升月恒”。
这是不考虑时空背景因素的阅读直感，凡是经典，大概都可以有不考虑背景即可常温常悟的品质。童话般的爱意和优美，应该是《金蔷薇》永远令人动情的吸引力所在。可是经典都不是凭空诞生的，它的母体，它长成后在各地读者间的传播交流，都带着特别的背景因素，这些因素也构成了经典附带的和被赋予的另一种亲和力。
1956年
《金蔷薇》俄文版的出现，时在1956年，此时已是前苏联的后斯大林时代。
1956年，是前苏联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金质年份。封冻经年的大河主干那阴森发白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冷酷僵硬的面孔显出皲裂的痕迹，冰面渗出了微蓝的水汽，巨大的冰坨开始松动并挪转，逐渐漂移，互相碰撞，轰响中冰块欢舞，势成壮观的凌汛。作为苏联独有的精神生态大转型的宏大而精微的杰出写照，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好友，年长他一岁的爱伦堡向世界贡献了名作——长篇小说《解冻》。
而在这一年2月，似乎《解冻》并未真正面世，苏联文学界举行了庆祝爱伦堡65周年诞辰晚会，在文学博物馆，巴乌斯托夫期基致开会词《伊里亚·爱伦堡》，他的声音铮铮如铁，不容置辩地将要进入文学史属于爱伦堡的那些篇页：
“爱伦堡是一个比作家更伟大的形象，他不仅是一个天赋超群的作家，不仅是一个诗人、记者、演说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争取和平的坚强战士和奋不顾身的文化保卫者，他要使文化免遭种种残酷的破坏，不管这种破坏来自何方。
“……
“爱伦堡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是一种之所以令人羡慕，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排除任何次要影响的独立劳动之后，现在他有权同全世界说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所写的和说的一切都在亿万人的心中引起反响。
……
“我们每个人都想象着那个人人热烈向往的时代，这是一个永久而幸福的和平的时代，自由、理智的劳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饱经风霜的人类理应享受安宁和幸福。
“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一旦光明的太阳在摆脱了恐惧和暴力的明媚大地的极为纯净的上空升起，人们就会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所有那些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而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天才和生命的人。
“在这些人之中，伊里亚·爱伦堡必将名列前茅。”
此文收入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面向秋野》（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1992年又出新版，张铁夫译），是他另一本稍晚面世的与《金蔷薇》品类相近的书。我们从“比作家更伟大”、“文化保卫”、“同全世界说话”、“饱经风霜”、“摆脱了恐惧和暴力”这些硬汉般的字眼里，既看到了巴乌斯托夫斯基一贯微小的细声细气之外严肃、激动的慷慨陈词，也感受着那一块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冻土之国文化返春时节的风声。一个大作家对另一个大作家由衷的赞颂，立场不是在交谊的狭小区域里，而是站在民族和人类的大地上。
《金蔷薇》在1956年出世，有着比文本更为宽泛的意义，爱与美已经溢出了书页。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关于耐活的艺术心灵的象征。不是任何一部杰作都有划时代的机会，如果说《解冻》是划开了坚冷河面的破冰船，那么《金蔷薇》便是厚厚的冰层下一直暗暗的不息流动的河水，本属于河流的生命始终在顽强地“排除次要影响”不屈地存活着、劳动着、旅行着，并成就了艺术不死的人文童话。
坚信文学的“不朽”，为“美”而文学，是《金蔷薇》借对作家劳动的绝妙实质所要倾心谈说的全部内容。相比较于许多受难者的写作而言，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渲染悲怆更不放大哭腔，他专注地把自然之美、人性之美、情感之美放在了永恒的位置上，他热爱的是能够灵巧、熨帖、天然地表现这种美的所有细节：
薄冰下的气泡
夜晚树梢黝黑的枝条
在隐约星光中闪烁的雪
淋雨后在毛线衫上动起来的草籽
风中树叶银色的背面
讨食而自尊的小狗
小姑娘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
狡黠女性睫毛下一闪的流盼
巴乌斯托夫斯基为了尽量不沾染丝毫训诫式的口气，假托一位老文学家之笔，以转述的口吻讲道：
“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偷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尘。”
同时，他又极力排除“没用的、没特征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细节”。想想看，经典之外，不光我们，巴乌斯托夫斯基透露的信息说，连那个时代的苏联作家也普遍存在着“在作品里塞满了成堆成垛的琐碎的细节的”现象。
细节、想象、创造才能，在“美”的渴求面前，它们神奇地结晶为一体。
如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言论，以近于“古典”的情味，重新散发在我们的文学感知的范围内，似乎更显得“细声细气”了，甚至有些哀愁的意味。直感与文字间，我们那曾经可以捕捉最微末却又最有生命力的事物的触角，正在渐失足够的敏感性。指尖迟钝了，派上用场的多是巴掌、拳头、隔着厚厚鞋底的脚。
其实，无论“解冻”与否，苏维埃俄罗斯时期文学大师们都以个人对艺术和人格的虔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始终不曾塌陷的高峰。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内备遭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回来，苏联政府的回答是：领奖可以，但领奖后不得回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终选择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了以“流亡者”身份博取更大的国际名利的机会，他没有走出俄罗斯半步。艺术、人道、尊严、爱意、祖国……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大地的恒定性，是《金蔷薇》这种无与伦比的美文必然要在俄罗斯诞生的底气。
安徒生
我没有多少把握评说《金蔷薇》的艺术气质体现在对哪些作家的劳动故事的讲述上，书里面的作家名字太多，就跟信手拈来又贴切绚烂的意象一样不可胜数。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金蔷薇》以及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此类文字中，有着一个最经常出现的名字，他是艺术的童话最为恰切的化身——安徒生。
熟悉《金蔷薇》的读者大概没有谁会不喜欢其中的第十六章《夜行的驿车》。巴乌斯托夫斯基意欲说明想像力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的这篇文章，他谨慎地界定为“安徒生的故事”。事实上，我们常常把它看成一篇小说，它以安徒生在意大利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旅行经历作为叙事内容，字里行间布满了有趣的细节和生动传神的对话，是对安徒生之爱的爱。它的完整和优美，它的叙述速度和感染力，都无比自然和畅达，它是一部短篇杰作。上路前是在威尼斯旅馆一带的场景性细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特征的抓取生动准确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路上及在维罗纳的部分，主要以对话展现每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内心活动，光的明暗在其中起到了左右故事情节进程的神奇作用。
前边部分是安徒生眼中的日常生活情景，让我们看到在童话诗人的视线中和听力所及的范围内，平民们是怎样在简单质朴地表达着底层的欢欣和生趣——在烤羊肉和大蒜气味中衣着马马虎虎的年轻女人们大声吵闹甚至互相揪着头发动武，“魔术师”安徒生先生怀着欣赏着迷于她们散乱的辫子、发红的脸庞、放光的眼神和两颊上小钻石般的泪珠；茶房的小动作遭到卖虾女人响亮的耳光后，站在运河桥上专注地往浮在桥桩边的蛋壳里吐唾沫，直到吐中目标蛋壳沉下……这些逗乐的小事情是安徒生开心的旅行中天真而富丽的元素。对安徒生来说，旅行本身才更是出人意料的永远有新奇出现的魔术。于是在驶向维罗纳的驿车上，安徒生遇到了一位很有涵养的贵妇人叶琳娜·瑰乔莉和一位自以为了不起道貌岸然的神父。对话即人的古典用法在他们以及后来上车的几位乡村姑娘身上毫发毕现，在没有灯烛的夜行驿车内，现实和想象没有界限，爱意悄然弥漫，美梦柔媚地宣叙，不好看的安徒生在黑暗中没有了自卑，他是一个逸兴湍飞的预言家和备受敬爱的喜悦使者。而一旦置身于富丽堂皇的维罗纳和美丽窈窕的叶琳娜·瑰乔莉面前，安徒生被这份爱的燃烧即将来临的绚烂弄得不知所措，但是他选择了实际生活中的声音的低沉和行为的拘谨……他选择了童话，而忍痛割舍了可能“会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和喜悦，眼泪和欢笑，以奎他会无力忍受它的一切变幻和意外”的爱情生活。
在“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与他生活的悲哀构成的矛盾中，安徒生只要幸福的想象，在为人们的幸福的想象创造中，安妥自己心灵的幸福，决不去为悲哀而想象；生活实际的悲哀在情爱的相思怀念中已经置换为童话。安徒生的童话正是给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实际生活的美好幸福所创生的向爱而安的梦，它给童真以美好的憧憬和心理暗示，它让丑恶和装模作样丢人现眼无地自容。
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蔷薇》，也包括《面向秋野》，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
无论我们的人文想象怎样被技术性的时代吞噬，安徒生精神，永远是文学艺术的归魅要求的理想。
“默 默”
50年代末，《金蔷薇》被译介到了中国。那个时候，苏联文学几乎是唯一可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者仰望的一角文学星空。这种文学资源随着时势的变冷逐渐成为半公开甚至地下阅读形式而绵延不绝。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童年》和《在人间》等长篇小说，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中篇小说，叶赛宁、勃洛克、西蒙诺夫等人的抒情短诗，普里什文、蒲宁的散文等等，大都以“内部发行”的出版形式或者互相传抄的播布方式，激荡着中国的文学读者同样敏感多愁的心灵。而《金蔷薇》就是讲述包括这一类作家在内的佳作的奥秘和魅力的书。它那种精神充饥和审美解渴的接受效果可想而知。
我所见到的印象最深的关于《金蔷薇》的导读文章，是《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署名为“默默”。默默在那前后还有一篇关于“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主人公保尔的初恋女友）的随笔也曾·深深地感染了我。后来，若不是在书店邂逅了一本以《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作为书名的集子，我还不会知道那个在《读书》上佳作连连的默默，就是哲学家刘小枫。
显然，那个时候，刘小枫所著的《拯救与逍遥》正在震荡着文化哲学、文学与史学界，那是他才情与思想最具活力的时期的学术成果。相对于他后来走向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的更多成就而言，“默默”时期的刘小枫更让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感到可亲可近。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默默先生的这句话至今仍能惹下我的眼泪。文章中记述往事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文学意味：70年代初，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