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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摩的侄儿是个音乐家，不乏才能，但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和流浪歌手为伍，终于堕落成为贵族富人的食客。对他说来，生活的意义在于设法把肚子填饱。他早上起来第一件心事是想想在谁家吃午饭，午饭后他便考虑到哪一个有钱人家去吃晚饭。只要吃饱，这一天他就认为过得不错了。为了在豪富人家饭桌上保住一个席位，他乐于充当他们的小丑，装疯卖傻，阿谀奉承，让他们侮辱自己，使他们感到高兴。他要经常压抑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人的尊严。有一次，他偶然忍不住，“表露了理性和诚实”，他立刻被驱逐，重新陷入饥饿之中。
拉摩的侄儿的形象相当复杂。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客，他对音乐、戏剧、文学有一定的修养，对政治、社会、道德、教育各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的谈话中穿插着许多意义深刻的警句。他说在大臣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有害”。他又说：“我看见很多很多诚实的人，他们并不快乐；我又看见无数的人，他们快乐，却不诚实。”他看出金钱的威力和对人的精神的支配作用：“一个人只要有钱，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失去荣誉的。”他认识金钱是罪恶的根源，却又承认富人有权利任意使用他们的钱。他说他一旦发了财，也要成为“最蛮横无耻的流氓”。他看出巴黎社会贫富悬殊，一方面少数人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多数人挨饿挨冻，但他感到愤满的却是：豪富人家的宴会中没有一个席位是他的，没有一块金币从他们的钱袋落在他的手里。他也知道社会上的坏现象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他未尝不希望有个好制度，但他认为最好的世界，如果他不在里面，也是不足取的。
他对道德问题谈得很多。对他说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或假、好或坏、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利益。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不担风险地追求享受。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衣服、金钱等等，而甘当一个社会寄生虫，寄人篱上，受别人的恩惠，也受别人的讪笑。他说，人的本性就是“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他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
《拉摩的侄儿》揭露性很强，狄德罗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出发，通过主人公的卑鄙丑恶行为，也通过他那些有的正确、有的谬误的言论，谴责了人欲横流的法国“上流社会”。在法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达官贵人和富有的资产者不择手段，不顾人民死活，猎取金钱，追求物质享受，甚至道德和教育都被用来为他们服务。拉摩的侄儿就是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恶徒，他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像酵母一样开始发酵”，制造出更多的恶徒。他知道自己的行径是无耻的，但不以为耻，对自己的无耻反而津津乐道。
狄德罗的小说最常用的形式是书信体和对话体。他自己往往在小说中出现，时而抒发他对一些事物的感想，时而评述人物的精神状态。他采用这些手法，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论各种问题，通过小说向读者传播他的启蒙思想。他的小说情节一般不很紧凑，例如在《定命论者雅克》中，读者就不很容易抓住故事的线索。他的故事也不是很能引人入胜的，《拉摩的侄儿》虽然有很精彩的地方，但以全书而论，哲学成分比较多些。尽管如此，狄德罗仍然塑造了一些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像仆人雅克、拉摩的侄儿等。他很注意人物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人物的矛盾性格：雅克是个定命论者，但非常乐观；拉摩的侄儿是个无耻的食客，却又观察敏锐，不乏正确的见解。狄德罗也着重描绘人物的形态，借以发掘他们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拉摩的侄儿拉小提琴、唱歌、表演谄媚者、模仿小方丈等几段描写都是非常精彩的。
若望—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最杰出的启蒙活动家之一。他出身于日内瓦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钟表匠，爱读小说，儿子才六岁，便和儿子一起读十七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卢梭十二岁离开日内瓦，在法国的萨伏亚一带流浪，在德·华朗夫人家过几年安静生活，醉心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色。他当过学徒、仆人、家庭教师，受尽富人的白眼和凌辱。1741年他到巴黎去，结识了年轻一代的启蒙学家狄德罗、格里姆等，他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他为《百科全书》写稿，论述音乐问题。在巴黎，他看不惯贵族的奢侈生活，认识到“他们在虚伪的感情掩盖之下，只受利益和虚荣的支配”。
1749年，他在杂志上读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他说当时他的思想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这一刹那间，我看见了另一个宇宙，我成了另一个人。”在狄德罗鼓励下写成的《论科学和艺术》（1750）定下了他以后著作的基调。他提出科学艺术发展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他指出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他们的豪华生活建筑在大多数人的贫困上面。
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揭发了私有观念，指出这观念产生了社会不平等，使富人僭夺了统治权力，使千千万万穷人沦为奴隶。他说，“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后来有一个人把一块土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私有观念于是产生了，公民社会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贫困和灾难。他谴责专制暴政，宣称杀死和推翻暴君的人民起义是合法行动。他抨击私有制，但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制订法律限制财富大量集中。这是他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他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这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是进步的。但在否定封建社会的同时，他也否定了人类文明和进步。
这两篇论文发表后，卢梭的激烈观点轰动一时。1756年，他抛弃巴黎的城市文明，先后住在爱弥达日和蒙莫朗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着简单朴素的隐居生活。他同狄德罗和格里姆决裂，同伏尔泰和达朗贝尔为了演剧问题发生不可调和的争论。《致达朗贝尔论演剧书》（1758）是一部文艺论战作品。卢梭和伏尔泰的观点是抵触的。伏尔泰说悲剧和喜剧对社会风俗有利，可以提高道德，加强理性；卢梭则认为戏剧迎合观众的爱好，刺激他们的感情，对社会风俗有百弊而无一利。他反对达朗贝尔建立日内瓦政府建筑剧院，他说一个城市有了剧院和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居民的良好风俗，把他们引上懒惰、奢侈和淫乱的歧途。他认为古典主义戏剧，连莫里哀的喜剧也在内，都是不道德的。为了批判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了戏剧的教育作用。他建议用民众在传统节日举行的健康的娱乐活动来代替演戏。
在蒙莫朗西居住的几年是卢梭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发表了三部重要作品：《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
《尤丽又名新爱洛伊丝》（1761）写贵族姑娘尤丽和她的青年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的故事。卢梭把他的小说叫做《新爱洛伊丝》，因为这对情人和中古时期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他的女学生爱洛伊丝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尤丽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偏见很深的贵族，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出身第三等级的圣普乐，命她和贵族德·伏勒玛结婚。圣普乐离开了尤丽的家。尤丽在婚后把自己过去的恋爱告诉了丈夫德·伏勒玛，丈夫表示对他们信任，请圣普乐回来。尤丽和圣普乐两人朝夕相见，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内心非常痛苦，最后，作者以尤丽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小说。
《新爱洛伊丝》是书信体的小说，写信的人除尤丽和圣普乐外，还有德·伏勒玛、尤丽的表姐克雷尔、圣普乐的好友英国爵士爱德华等。在这些信里，卢梭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压抑人的感情的罪恶，主张感情自由、感情解放，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不甘受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的统治，要求在一切方面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愿望。同时，作者通过他的人物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戏剧、音乐等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和他其他作品中的启蒙思想是一致的。
《社会契约论》（1762）是一部社会政治著作，阐明国家的建立是人民之间协议的结果。人们结合为国家，同意放弃“天然自由”，换取“公民自由”。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服从法律的人民”同时也是“创造这些法律的人民”。卢梭提出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度，他向往的国家实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他的政治思想比伏尔泰和狄德罗都更进步，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爱弥儿又名论教育》（1762）共五卷，通过爱弥儿受教育的故事，阐明作者的教育观点。卢梭的出发点是：“一切事物出自创世者之手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便全变坏了。”他认为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恢复“自然人”。爱弥儿是个贵族出身的孩子，卢梭认为贵族孩子可以教好，教育能够战胜贵族阶级偏见。作者反对用襁褓包裹爱弥儿，因为襁褓妨碍他自由活动。他要爱弥儿离开城市，住在乡村，免得他产生不合自然的感情。要让他通过感觉来认识冷热、重量、距离等等。他做错了事，不必斥责他，而要引导他自己认识错误。白天他顽皮，打破了玻璃窗，晚上让他睡在这屋子里，他给寒风吹醒，就明白不应任意破坏了。教育不在于教儿童读很多书，学习语言、历史、地理等等。卢梭对寓言如同对戏剧一样，抱有成见，认为寓言不易为孩子所理解，并对他们十分有害。他逐字逐句地分析拉封丹的寓言诗《乌鸦和狐狸》，说它不道德，它的故事和语言都不是儿童所能接受的。爱弥儿长大后，作者要他学会一种手艺，使他自食其力。他不反对爱弥儿有宗教信仰，但他要爱弥儿信仰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自然神教。第四卷中《萨伏亚牧师的信仰自白》一节阐明了卢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赞美庄严灿烂的自然景色，描写作者和自然互相沟通的精神状态。第五卷叙述爱弥儿认识了小姑娘苏菲，她受过和爱弥儿大致相同的教育。他们相爱。爱弥儿到欧洲旅行，接受政治教育，回来后他们便结婚了。
《爱尔儿》出版后，卢梭被封建政府和教会迫害，四处流亡，受到很大刺激，几乎精神失常。在流亡的年月里，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1765…1770年，他着手写《忏悔录》。《忏悔录》分两部分（1782，1789），是他的自传，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为维护“人权”而斗争的记录，是用散文写成的诗篇。卢梭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忏悔他一生中所犯的过错。但他有他的骄傲。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他问道，在最后审判那一天，有谁敢说“我比这个人（指卢梭自己）更好”？《忏悔录》表明，他和其他的人一样生来是个好人，对他的缺点和过错应负责任的是万恶的社会。他赤裸裸地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指出“个人”有无限的精神财富和潜在力量。他的个人主义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在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里，第三等级被践踏，受屈辱。他们在第一、二等级的眼里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贱民。卢梭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个人解放，是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
卢梭是杰出的法国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不仅说理性强，富于雄辩，而且饶有抒情风味。他强调感情在文学中的地位。《新爱洛伊丝》的魅力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而在于对尤丽和圣普乐的感情的描写。他们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不是社会偏见或宗教观念所能压抑的。卢梭对大自然有无限的热爱。在《新爱洛伊丝》里，他用很大的篇幅、热烈的词句描写阿尔卑斯山和莱蒙湖的景色。他不是客观地描写自然，而是情景交融，使自然与人物的感情和谐一致。他对自我作热情的赞颂，这种特征在《忏悔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描写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自我赞颂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自我，这三方面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特点，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反对封建统治、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启蒙思想深入人心，封建专制制度面临崩溃。革命气氛在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以博马舍的两部喜剧最为显著。
博马舍（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生在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自称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学生。他的生活经历很复杂，当过路易十五的秘书，王室公主们的音乐教师，他也是个企业家，活跃于金融界，和权贵打过官司，多次被捕入狱。他曾出巨资为伏尔泰印行全集，运送军火并组织义勇军帮助美国独立战争。他最早的戏剧创作是两部正剧：《欧也妮》（1767）和《两朋友》《1770》。《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1767）接受和发展了狄德罗的理论，强调第三等级的普通人应当代替王公贵族而成为戏剧的主人公，要求戏剧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社会问题。1773年他和法官哥士曼打官司，写《备忘录》（1773…1774）四部，控诉封建法官贪赃枉法，揭露法院贿赂公行。这部作品在人物素描和讽刺幽默方面很出色。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1772年写成，1775年演出，叙述老医生霸尔多洛强迫养女罗丝娜和自己结婚，罗丝娜却爱上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化名为兰多尔），伯爵靠他的旧仆人费加罗的帮助，冲破了老医生的提防，和罗丝娜结婚。
霸尔多洛是一个资产者，但满脑子封建思想，用暴力和愚昧控制罗丝娜。他反对一切新事物，咒骂他的时代为“野蛮的时代”，憎恨“思想自由、万有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罗丝娜反对他的奴役，决心要跳出火坑，她说道：“我孤苦伶仃，被人软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锁就是罪恶吗？”阿勒玛维华伯爵热情豪迈，在爱情问题上有新的看法，对封建爱情观念抱批判否定的态度。这是他的进步的一面。但他究竟是一个大贵族，在思想感情上是和人民对立的。费加罗是全剧的灵魂。他不同于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他对政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见解。他帮助伯爵骗霸尔多洛，因为他同情罗丝娜，也因为他知道为伯爵服务对自己有利。同时，他对伯爵也有斗争的一面。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伯爵侮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伯爵，主人在道德上比不上仆人。这部剧本反映了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生活，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1778年写成，1784年演出。它的情节相当复杂。主要矛盾是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矛盾。费加罗在伯爵婚后回到伯爵的府邸，当他的仆人。他准备和伯爵夫人的使女苏姗娜结婚。伯爵企图诱骗苏姗娜。他和伯爵夫人结婚时，曾宣布放弃贵族在农奴结婚时对新娘的初夜权。现在，他又想在苏姗娜身上“赎回”这个可耻的权利。这就掀起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在当时第三等级的观众看来，斗争不仅关系到苏姗娜的清白和费加罗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让农奴制度复辟呢（法国在18世纪后半期已取消这个制度），还是彻底消灭农奴制度？初夜权实际上是作者用来象征贵族地主对农奴的封建特权的。作品的戏剧冲突体现了一场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费加罗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的胜利，法国人民反封建的胜利。
《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讽刺喜剧。作者借弗加罗的口揭露封建政治的本质，对封建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鞭挞。在第五幕费加罗的著名独白里，作者指出，贵族之所以骑在人民的头上，只是因为他们生在贵族家庭，至于像费加罗这样的老百姓，尽管有很大才能，却连生活也不易维持，随时随地会被捕入狱，丧失自由。他嘲笑封建专制国家的所谓“出版自由”，抨击封建专制政府用以镇压人民的统治机器，特别是囚禁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在喜剧的结尾，博马舍写道，“人民受着压迫，他们就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费加罗的婚姻》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正因如此，封建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非常仇视它，一再下令禁止上演。博马舍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最后靠巴黎人民的舆论力量，才冲破了路易十六的禁令，达到演出的目的。
博马舍的两部喜剧继承古典主义的艺术成就，情节紧凑，冲突鲜明，同时具有狄德罗所提倡的正剧的特点，反映了重大社会问题，充满时代的生活气息。剧本讽刺辛辣，幽默有趣，它们的语言像火一般在十八世纪反封建情绪高涨的法国观众心里燃烧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博马舍写出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他把伯爵刻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费加罗不再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却成了伯爵的忠实仆人。这说明博马舍放弃了他的两部优秀喜剧的民主倾向，他的创作生命也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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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莱辛
德国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都还落后，全国分裂为三百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小邦的统治者大都仿效法国宫廷，专制独裁，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使德国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包括下级官吏、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是依靠为宫廷服务而生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