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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到真正公允。1721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未署名。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1728年，孟德斯鸠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他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是1748年出版的。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 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指出决斗和财博等的危害性。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位，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清洗祖先的名声”。有四、五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喜欢诌媚、培养伪善、奢侈浪漫，好大喜功。有些信描写摄政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怀疑，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烧香，无非因为习惯如此。第二十四封信说，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孟德斯鸠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他谴责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圆满幸福的生活。
《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作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同时那些受压迫被摧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其用意是要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介绍这些国家的风俗人情，受到读者欢迎。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之一。《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只是叙述一些零星故事，谈论一些人物，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在《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思想，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这部社会科学著作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专制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在本书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家所接受，并反映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里。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1725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1726…1729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国后，他发表《英国通信集》（1732），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各方面的成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禁书。1750年，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访问柏林。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这加深了他对专制暴政的憎恨。这一时期，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为《百科全书》写稿，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里。1755年起，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他和欧洲各国人士通信，接待他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尽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等温和保守。在政治上，他主张开明君主制；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他批判教会，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也应该虚构一个，”用来约束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私有制。
伏尔泰是多产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一个不朽的悲诗人。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狄浦斯》（1718），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他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观点。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发，说 《哈姆莱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话”。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一些手法，来加强戏剧效果。他决心改革，于是在他的悲剧中出现了鬼魂，响起了炮声，罗马元老穿上红袍，匈奴人和鞑靼人戴上铁盔。但是，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却并不违背三一律。在戏剧艺术形式上，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保守的。
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疑地对他判处列刑。他的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里起过很大作用，它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宣传自由的思想。《札伊尔》（1732）叙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徒札伊尔相爱的故事。宗教偏见在这对情人之间引起一连串的误解，终于导致悲惨的结局。作者极力描绘奥洛斯曼的嫉妒性格，很明显地受了《奥瑟罗》的影响。在他的另一部有名的悲剧《穆罕默德》（1742）里，他对宗教狂热表示憎恨，宣传宗教容忍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人士所宣扬的“真理”不过是欺骗和谎言。穆罕默德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卑鄙无耻地以爱情为饵，迫使一个对他具有狂热信仰的青年杀死自己的父亲。《中国孤儿》（1755）是伏尔泰受到元曲《赵氏孤儿》的启发而写成的一部悲剧。作者称赞中国的哲学智慧，它能使侵略中国的成吉思汗被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征服，转变为明智的哲人，成为“哲学家国王”。伏尔泰从事戏剧创作，其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励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他的悲剧以曲折有趣的情节和先进的政治内容吸引观众，在十八世纪起过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作用。
四十年代后，伏尔泰写了几部哲理小说。这些小说作为宣传工具，比他的戏剧创作更有力量。
《查第格又名命运》（1748）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能干、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但命运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每作了一件好事，随之而来的几乎总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作的好事对我全是祸根，我享受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叫我在苦海中陷得更深。要是我和别人一样凶恶，也就跟他们一样快乐了。”这里，伏尔泰提出了善与恶的问题，这问题的提出有其现实的社会意义，是对充满邪恶的封建社会的揭露。在《隐士》一章里，作者想证明善恶相生，恶运对人也是一种磨练。查第格从隐士的话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小说以查第格当上国王告终，这体现了伏尔泰的“哲学家国王”的政治思想。在查第格身上，作者写出了启蒙哲学家的遭遇。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受到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但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最后胜利。
《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1759）的主人公是个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青年。他是一个男爵的养子。男爵家里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教导他说，这个世界安排得很好，“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生活告诉他，世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爱上男爵的女儿，被男爵驱逐。他流浪到欧洲许多地方，也去过美洲，处处受到折磨。他耳闻目睹的一切都证明邦葛罗斯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就是邦葛罗斯自己，也受尽种种灾难，当过奴隶，染上恶疾，几乎死于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在这部哲理小说里，伏尔泰愤怒地谴责了把自然灾难（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解释为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这种谬论，同时也驳斥了莱布尼茨、波林布罗克、舍夫茨伯利等的盲目乐观主义。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现实生活充满着邪恶和黑暗，所谓这个世界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的观点只能对封建统治有利，而不利于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老实人》反对盲目乐观，但并不悲观失望。在十七、十八两章中，伏尔泰写了一个理想世界。老实人旅行到“黄金国”，那里石头就是黄金。人们不受金钱势力的支配，和领国不相往来，没有教士迫害他们，没有法院和监狱。他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科学文化非常发达。在最后一章，作者指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恼、纵欲、饥寒这三大灾害”，全书以“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园地”这句名言告终。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的人物、故事和背景都出于虚构，骤看起来似乎是不真实的，荒诞不经的。但荒诞中隐藏着严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具有摧毁力量。荒诞并不妨碍作者反映现实社会，却正好是对封建礼教的嘲弄。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和人物，伏尔泰把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一切魑魅魍魉暴露在阳光底下，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鞭挞专制国王的暴虐，封建贵族的寄生生活，法院官吏的贪婪，教会人士的虚伪，宗教迷信的危害，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残酷压迫等等。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描写人物性格，而是创造讽刺性的形象和故事。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继承拉伯雷的传统，使他的哲理小说具有法国民族特点。他善于利用民间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的小说里并不显得粗俗，反而发射出智慧的光芒。伏尔泰是个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精炼简洁，字句谑而且虐，三言两语便击中敌人的要害。
伏尔泰的思想不仅深入十八世纪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的心里，为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且对十九世纪欧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起过很大作用。
德尼·狄德罗（1713…1784）生于法国外省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先把他送去学神学，希望他当天主教士，后来要他学法律或医学。狄德罗自己却坚决要成为作家。他的父亲以不再接济生活费用来威胁他。狄德罗在巴黎流浪，任私人教师，作些翻译工作。他认识了一些文人作家，同卢梭和孔狄亚克来往最密。这时候，他的启蒙思想开始形成，对封建秩序抱反对态度。他的初期作品《哲学思想》（1746）只是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和天主教对抗，说明他尚未摆脱早年所受的神学教育的影响。尽管如此，《哲学思想》仍被巴黎法院宣布为禁书，全部销毁。从《供非盲人阅读的论盲人书》（1749）开始，他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封建专制政府以“散布危险思想”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出狱后，他和达朗贝尔合作，编撰《百科全书》，阐述进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给封建思想体系和天主教以无情的打击。他们不断受到王权和教会的迫害。后来达朗贝尔辞去编撰职务，《百科全书》的主编工作落在狄德罗一人身上。他依靠那些当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的进步作家、思想家的协助，以及订户的支持，完成了这部伟大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同时，他写过很多戏剧理论和艺术批评著作，创作了一些剧本和优秀小说。1757年，他和卢梭发生争端。1773年，他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访问莫斯科。他企图劝她接受启蒙思想，实行进步的政治社会改革，他的尝试失败了。他临终前，天主教士劝他放弃无神论观点，他愤怒地拒绝了他们的劝告。
狄德罗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之一，对绘画、雕刻、音乐、戏剧、表演艺术等有创造性的见解。在造型艺术理论方面，他的代表作是1759…1781年所写的《沙龙》和1765年的《论绘画》。他反对浮华纤巧的罗珂珂艺术，批评迎合贵族趣味的艺术家。他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他说：“自然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沙龙》里，他劝青年画家不要老在卢佛宫临摹那些大画家的作品，要走到生活中去，到教堂、街道、公园、市场各处去观察具有各式各样感情的人物的动作。他说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反映生活，必须对生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指出艺术和伦理学之间、美和善之间有密切关系。
《关于〈私生子〉的谈话》（1757）和《论戏剧诗》（1758）是狄德罗最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他反对古典主义的狭隘的美学观点和清规戒律，要求艺术民主化。他明确提出，戏剧是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他主张用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市民剧来代替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古典主义戏剧。他创造了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正剧。古典主义认为悲剧表现“崇高”的感情，应当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在喜剧里才有一席之地。狄德罗指出，资产阶级和平民同样具有“崇高”的感情，应该在舞台上表现他们。他说剧作家要关心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戏剧要起教育民众的作用。他劝作家注意现实生活，到乡村去，到茅屋里去，访问住在那里的人，看看他们的床铺、饮食、房屋、衣服。他的理论大大促进了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狄德罗写过两部正剧：《私生子》（1757）和《家长》（1758）。他着重从人物的社会身分（商人、工人、法官等）或家庭关系（父子、夫妻等）来刻画性格，注意人物性格和客观环境的联系。
狄德罗的文学声誉不是建立在他的戏剧创作上，而是建立在他死后出版的三部小说上。
《修女》写于1760年，出版于1796年，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书信体小说。苏姗娜·西蒙南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对生活有无限的喜爱。天主教会硬把她关在修道院里，要她过违反自然的禁欲生活。她忍受不了女院长的无耻行为和对她的迫害，便逃出修道院。法院不但不保护她，反而和教会一起迫害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她说如果教会和法院逼她回到修道院去，她宁愿以自杀了此一生。小说以苏姗娜表示决心告终，使读者对她的命运感到极大的不安，激起人们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仇恨。
《定命论者雅克》写于1773年，出版于1796年，没有连贯的中心情节，是由许多对话和长短不齐的故事组成的，其中以德·拉·波姆雷太太布下天罗地网来惩罚她的情夫这一故事写得最好，它揭露了当时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席勒曾把它译为德文，用《妇女复仇》的题名出版于1785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雅克是个仆人，跟随主人出外旅行。他们随时停下来，有什么可看的就看看，并且加以议论。途中以及在旅店休息时，雅克讲自己的爱情经历和其他故事。通过这些谈话和故事，作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他把雅克的主人刻画成一个除了饮食游乐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社会寄生虫，雅克却心地善良，足智多谋。雅克对生活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坏事，或受到主人的无理责骂和鞭打，他总是说：“上天是这样规定了的。”雅克的形象反映了在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下，下层人民群众所受的宗教毒害。狄德罗的目的是要指出：封建社会充满了坏事，这些坏事当然也是“上天规定了的”，那么，所谓上天的“公正”和“仁慈”岂不是骗人的鬼话？《定命论者雅克》并不直接揭露宗教，而是用暗示手法启发读者思考问题，激起他们去愤恨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
《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歌德曾把它译成德文，译本出版于1805年，法文本初版于1823年。这部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拉摩的侄儿（书中的“他”）和狄德罗（书中的“我”）两人的对话，对话中时常插上作者的感想和对主人公的描绘。主人公实有其人，是十八世纪音乐家、作曲家若望·菲利浦·拉摩的侄儿。狄德罗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运用他的想象力，加上夸张手法，简洁集中、突出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寡廉鲜耻但又观察敏锐的资产阶级无行文人的形象。
拉摩的侄儿是个音乐家，不乏才能，但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和流浪歌手为伍，终于堕落成为贵族富人的食客。对他说来，生活的意义在于设法把肚子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