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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
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
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
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
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
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经死亡，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这么彻
底。多数西方人在金钱统治下有时还多少恪守一点残留的天经地义，连嬉皮士们
有时也有信守诺言的自尊，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和风度。而中国很多奢谈民主
的人什么时候少数服从过多数？穿小鞋，设圈套，搞蚕食，动不动投封匿名信告
哪个对立面有作风问题。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
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
/* 11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2 ）
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幸好还有技术主义
的整容，虽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当然，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胡人张承志离开了他
的边地北京，奔赴他的圣都西海固，在贫困而坚强的同胞血亲们那里，在他的精
神导师马志文们那里，他获得了惊讶的发现，勃发了真正的激情。他狂怒而粗野
地反叛入伙，发誓要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用文字为哲合忍耶征讨历史和实现大
预言。我们是他既需要又不需要的读者，这不要紧。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最终还是
离开了西海固而踏上了现代旅途，异族读者可以尊重但也可以不去热烈拥护他稍
稍穆斯林化的孤傲，甚至可以提请他注意当代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和更为现实的屠
杀——至少每天杀人数万乃至数十万的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来补充张承志的
人性观察视域。但对小说来说，这些也不是最要紧的。超越人类自我认识的局限
还有很多事可做，可以由其他的作品来做，其他的人来做。要紧的是张承志获得
了他的激情，他发现的惊讶，已经有了赖以为文为人的高贵灵魂。他的赤子血性
与全人类相通。一个小说家可以是张承志，也可以是曹雪芹或鲁迅，可以偏执一
些也可以放达一些，可以后顾也可以前瞻，但小说家至少不是纸人。
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
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
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
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
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
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
与我一体。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
说是丰年。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
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
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
会。这些圣战者单兵作战，独特的精神空间不可能被跟踪被模仿并且形成所谓文
学运动。他们无须靠人多势众来壮胆，无须靠评奖来升值，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
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他们常常无法被现实主义
或现代主义来认领，因为他们笔下的种种惊讶发现已道破天机，具有神谕的品质，
与“主义”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世界完全自足。
当新闻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且日益发达之后，小说其实就只能干这样的事。
小说不能创汇发财。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
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最初发表于1991年《小说界》，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 12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1 ）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
子重义。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
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
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
子重义。这些潇洒而且卫生过分的语录，多是吃朝廷俸禄或祖宗田产的旧文人茶
余饭后制定出来的。我们这些君子不起来的人姑妄听之。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
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对先生的俊逸孤高确实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终弃绝繁华
遁入空门，可算现代文化史上一大豪举，非我等凡胎所能踪随。然书信集中，企
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
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
去？这一点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会见责。
作家们关注赚钱，其实是个迟到的话题。不能赚钱，当儿女当父母的资格都
没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国产的大锅饭可吃，作家可风光得有模有样，
读者围，记者追，更有旅游笔会的大宴小宴，政协人大之类会议上的阔论高谈。
作家们一踏上红地毯就差不多最爱谈改革。很多人不明白，正是他们所渴望所呼
吁所誓死捍卫的改革，即将砸破他们赖以风光的大锅饭，把他们抛入动荡而严峻
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尝一尝稻粱谋的艰辛，尝一尝斯文扫地的味道。求仁得仁，
好龙龙至，何怨乎哉。
中国要强民富国，至少还缺乏上亿的赚钱能手，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曾经略嫌拥挤的文坛，如果有潜伏多时的实业英才，不妨扬长避短去挑战商场，
实业生财也是篇难做的大文章。能养活自己便不错，至少除却了寄生者的卑琐。
说不定到时候还捐出个医院或体育馆什么的，兼济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
一个人吃喝玩乐花光了，也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我们读了点经济学对此都想得
通。至于已经面临生活困难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动手，补上谋生这一课，不可
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为改革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这是
好心的大实话。
当然，赚钱者或准备赚钱者，不必从此便以钱眼看人。很多人当不了实业巨
子，若执著于学问或艺术，将来基本上免不了相对清贫，这也是一种选择，没什
么关系。穷人也是人，无须一见到有钱人的别墅、轿车、“大哥大”之类就自惭
形秽自叹衰老，正如面对穷乡僻壤的瘦弱饥民时，不必自觉优越和自诩年轻。穷
人也可以爱好文学，就像有权爱好喝酒或钓鱼。世界上从来就有人比作家阔绰，
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文学。世界上也从没有文人赚钱就必先崇拜金钱甚至不容许
旁人斗胆继续淡泊金钱的规则。赚钱就赚钱，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当老师当木
匠当部长当足球中锋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气壮，但改行并不是晋升提拔。离开文学
或准备离开文学，不意味着从此便无端拥有更多对文学的鄙弃资格和教导权，也
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富人俱乐部的优先入场券。
我们的建设还在打基础和起步的阶段，还没达到值得大惊小怪的程度，多一
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也乏善可陈。要说折腾钱，我们在老牌欧美发达国家面前还
只是低年级新生。但当年活在欧美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衰老感，也没有刮
青自己的脸皮往实业家堆里钻，没去工商界奉领改革文学的指示。巴尔扎克喜欢
钱，宣言要赚完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铜币，但他的作品是资本社会贪婪、奸诈、虚
伪的揭露大全。福克纳身处赚钱高手云集的美国，但也并没有愧疚自己对故园乡
土的痴迷，并没有后悔自己曾失足文学，声称自己一辈子就是写“家乡那邮票大
的一块地方”，平静的目光投注于某位贫贱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监测人性的荒
寂和美丽。
/* 13 */第一部分无价之人（2 ）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远没有赶上亚洲“四小龙”，但金钱与文学并不绝对同步，
并不是直线函数。“四小龙”的文学纪录基本上没法让人喝彩，即便在资本主义
世界里，这也是羞耻而不是光荣，是外激型现代化常见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可
以谈一谈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川端在创作后期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
着力追求和表现静美，与东山魁夷等艺术家的画风一脉相接。甚至还有怀疑和反
感现代化的诸多言词，颇有落伍时代之嫌。但正是他本身成为了日本精神现代化
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要是没有他的《雪国》、《伊豆的舞女
》、《千只鹤》，我们会不会为日本感到遗憾？
有钱是好事，这句话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如果以为哪儿钱
多哪儿才有美，才有时代特色，才有自我价值，才有文学的灵感和素材，那么鲁
迅和沈从文当年就得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办公司，那么现在所有偏远地域的作家就
得统统进大都市住豪华宾馆，否则就别活了。这当然是拜金者的无知。文学从来
不是富豪的支票。相反，在很多时候，文学恰恰需要作家的自甘清贫，自甘寂寞
——如果这是超越功利审视社会人生的必要代价的话，如果这是作家维护心灵自
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代价的话。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一些不曾富贵或不恋富贵
的忘（亡）命之徒们干出来的。轻度贫困是盛产精神的沃土。
商品化的文学正在滚滚而来，甜腻的贺卡式诗歌热潮行将过去，宾馆加美女
加改革者深刻面孔的影视风尚也行将过去，可能老板文学的呼声又将饰以“改革”、
“时代感”之类的油彩而登场。这种呼声貌似洋货，其实并非法国技术丹麦设备
美国口味。这种呼声常常在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深圳、海口等）不绝于耳，常
常在以前很穷而现在稍微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说不是纽约也不是巴黎甚至香港）
不绝于耳，当然也很正常，不是坏事。我们并不会因为历史上没有好的老板文学
就说现在也行不通，我们也不会因为过去反对粉饰官场而现在就必定反对粉饰商
场。我们拥护一切创新的人，等待他们或迟或早地下笔，写出新作。
其实，我们最反对的只是光说不干。
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绝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
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制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迷财者
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
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
今后能稳稳地站住。
站立才是改革的姿态，才是现代人的姿态。站立者才能理解人的价值，包括
对一切物质世界创造者保持真正的敬重。卓越的实业家们，以其勃勃生力和独特
风采，给作家们的创作输入新的变因。他们的荣辱苦乐，必然受到作家的关注。
够格的实业家们也必然与够格的作家们一样，对历史有冷静的远瞩，对人生有清
明的内省。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最灿烂的光辉，能够燃烧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辉，
不是来自金币而是源自人心。不管身居朱户还是柴门，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我
们的朋友和邻居，是我们的情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垂垂老迈的父母和
嗷嗷待哺的儿女。人无论有多少缺陷，仍是我们这颗星球无价的尊严和慰藉。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陈旧的话题，而且卑之无甚高论。
最初发表于1993年《文学评论》，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 14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1 ）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
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
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
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亦如
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其实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似乎更重视人活着的这
一辈子。我们也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
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
理荒废，带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
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
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 就
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
了“安贫乐道”论的一种民间版本，一种退化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
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
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
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
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
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
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
生产总值翻番以及现代化更为灿烂炫目的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
随着物欲得到充分的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
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
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
（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 ？能不能够make fun？）他们最常回答
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
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
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
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
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
爱呵恋呵，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鸣。
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幸福与幸福感不是一回事。
如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
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
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
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
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
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
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
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
和尚道场可以花钱订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
“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
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
什么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什么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 15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2 ）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定出钢产量、
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物质硬件的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
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
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
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
办法，以便把它们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
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
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亲善、智慧有趣、
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恼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
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
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
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