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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四的牌楼东西南北四座，分立于交通路口，形制相同，均为三间四柱三楼冲天柱形式。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是昔时古都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商肆繁华地段。与此相对应的有东四牌楼。正阳门前正阳桥牌楼是北京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牌楼宽五开间之多，俗称五牌楼，为五间六柱五楼冲天柱形式。在牌楼当心间上下坊额之间，书“正阳桥”三字匾额——这里正是北京都城大门正阳门的入口。
北京牌楼的大规模拆除，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年9月，在天安门道路的拓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仅牌楼上的匾额由文化部文物局收藏。当时，政务院遵照周总理的批示的精神，对北京市的其他城楼、牌楼等，进行了调查，对有些古建筑还进行了修缮。如配合国庆，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还被油漆一新。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1年底，大破之风陡转。北京市开始酝酿大规模拆除牌楼。直接的原因是“影响交通”。195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城门和东西单、西四、历代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同时拟拆掉朝阳门、阜城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西单、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起解释拆除任务的工作。
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师，而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对建筑史的研究，尤为精深。熟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建筑思想的变化。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街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独特的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物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8月，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在这次会上，清华大学林徽因教授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9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除了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对北京这样一座文化古城，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城市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存在片面。”“在保护古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还搬出了“老大哥”苏联的经验，提出“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为：“北京市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也不考虑整体。”
在听了专家们发言后，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显然，他此时不是以专家，更是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说这番话的。征求专家意见，从来就不是科学或学术的讨论，更多的隐含着“政治”命题，其严肃和防范，使许多人噤若寒蝉。
会后，由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了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最后对牌楼作出了保、拆、迁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庙坛之内的可以保留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1955年，建筑界对“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中国建筑史·后记》）
吴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领导兼历史学家。
10年后，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位不懂历史但懂得观察政治风云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瞄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箭中的。吴晗副市长还是被急驶的“时代列车”抛了下来，而且这一摔，就再也没有起来。
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似乎是幸运的，1954年被拆除后，周恩来指示迁建于陶然亭公园。“文革”中有人报告江青，听说是周恩来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旧”名义又一次彻底拆毁，这次可是片石无存。
位北京阜成门内的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是北京规格最高的牌楼之一，四柱三门式。牌楼一共两座，庙的大门与牌楼之间有条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过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员使用。平时行人得从历代帝王庙最南端的影壁外绕过。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说：“拆除历代帝庙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两个习礼亭，习礼亭与故宫的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当成柴火烧掉了。”图片2－06
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历代帝王庙“前门正中石桥三座，桥南护以朱栅”，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相仿。拓宽街道时，这三座汉白玉石桥也被拆除了。于是，大街从庙正门外取直通过，原本浑然一体的建筑群被分割成两个部份，30多米长的建于明代的宏伟壮观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党校进修时，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区的领导。他盛情邀请我们到西城区参观，其中有近年来投巨资修缮一新历代帝皇庙。他说，这座庙因被一所中学当校舍，大殿当时作学校的“室内体育馆”。景德崇圣殿两侧有4个御碑亭。正东的碑亭学校用作老师办公室，他们的办公桌，都摆在螭首龟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当我们走出历代帝皇庙时，又不禁想起庙前曾有过的两座牌楼。这两座牌楼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为精致的牌楼之一。记得梁思成教授曾说，从这两座牌楼的东面望去，有阜城门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时分。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
也是黄昏。
当我站在街边，向西望去，不远处，白塔寺因迎奥运而正在修复。嘈杂的市街，车流拥堵，阜城门立交桥那边，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尽管一夜大风，天依然是灰蒙蒙。不见西山。我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话，邈远得已如同隔世。至于城市，是不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历史风格？——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破题。
北京不相信眼泪。
50年的风云变迁，你能一眼望尽么？
无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发展，城市的建筑文化也需要新的内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双塔与北京的“所有牌楼”是否都妨碍了交通？比如汽车撞在牌楼上，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牌楼的责任？为何牌楼城门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还是拥挤不堪呢？图片2－09，图片2－10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楼拆除后，直至今天也没有多大改变。不管是双塔还是众多的牌楼，历史城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给道路和市政建设带来异常复杂的影响。今天看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样的方法解决交通问题，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有的可用建立绿岛环岛绕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车专用道——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从地下穿过，也只有几百米，就可使这个全国重点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来。
可拆毁后，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三、文化的根：胡同与四合院
近年来，北京无数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一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也许富人不理解穷人的心理和想法。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用过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意思是让中国到处复制曼哈顿的高楼吧。英国《卫报》的评论更加形象：“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除了皇宫王府庙宇，其实一个城市的文化，同样深存在不起眼的胡同和院落中。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是指直通的胡同。
春天，在英格兰绵绵的冷雨中，我来到约克郡的首府。从西北门入城，参观英国第二大教堂约克大教堂。根据导游图的所指，再去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街肉铺街。肉铺街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卖肉的地方，现在则挤满热闹的旅游商品店。窄窄的斜街，屋檐下有一排排挂肉的铁钩，街边二三层房屋渐次错落而出，以免所挂的干肉被雨打湿。看得出来，有些老屋是后来重修的。但有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屋，门口的牌子上，准确地刻着修建的年代。我看了看，也就是三四百年前。——不管如何简陋，门框如何磨损，有这些真实的定位，城市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忆。
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砖塔胡同。
这条胡同从元、明、清，到民国，都有文献可考，有人更称之为北京之根。砖塔胡同的东南，耸立着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行秀的灵塔，亦称万松老人塔。耶律楚材曾拜万松行秀为师。后来耶律楚材任元中书令，即总理之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之际，万松老人曾书赠八个字：“经儒治国，以佛治心。”这对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不是一个制约。砖塔胡同中还有鲁迅、张恨水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写成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和《中国小说史略》。
就这样有700多年历史，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砖塔胡同，西段已经全部拆毁，东段也岌岌可危。
为什么不能把砖塔胡同完整地保留下来？
中国旧城建筑风貌的破坏与改变，百年之前已经开始。起初是战争炮火、经济萧条带来的荒顿败落；除去“文革”时期不说，解放后长很一段时间则是在利用改善的旗帜下进行。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各地的领导都十分注意通过旧城“改造”，表现自己政绩，进行大拆大建，破坏范围之大速率之广空前。市政建设的发展，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本事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这种大拆大建中，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文化街区，被我们忽略了。
在人们历来的印象中，位于北京西南一隅的宣武区是贫穷的，也是最没有文化积淀的一个区域。即所谓“东城富，西城贵、穷宣武、破崇文”。的确，宣武区没有皇宫王府，繁华的商业街也似乎少了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宣武区就没有值得保存的文化。在清朝前期，统治者采取限制汉民的政策，规定汉民不得住入内城。这促成了位于外城的宣南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远的不说，仅明清两代，这里就曾经荟萃着大批重臣名士，修建了座座豪华私宅，如张居正、纪晓岚、顾炎武、龚自珍、孔尚任等名人的宅第。宣武区也是明清会馆的聚集之地，曾有400多所大大小小会馆。这些会馆虽不是官办的，但其作用大抵相当于现在各省区市县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接待各省进京的官员商贾和应试的举人。不少会馆曾住过历史名人，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明清时期的会馆相比，现在的各地驻北京办事处建筑，除了新疆驻京办，则几乎没有文化可言。
往事已经如烟，在那些穷街陋巷之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熠熠发光的瑰宝。
最著名的会馆是康有为住过的南海会馆。会馆原本分四路四进院。康有为住在北跨院中间的一个小院子里，由于屋子像船形，故称汗漫舫。院内有7棵树，所以又叫七树堂。馆内有一条廊子，两侧有玲珑山石，廊壁上嵌着苏东坡海棠诗的石刻。康有为就在这里起草了《上皇帝书》，开办了“粤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发起了维新变法。谭嗣同的故居浏阳会馆位于菜市口大街西侧的北半截胡同。当年谭嗣同住在后院北套间，书屋取名“莽苍苍斋”，也是他和维新志士开会与被捕之处。现在北半截胡同马路拓宽，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个有许多小会馆的胡同。其中的115号，原是新会会馆。史料记载中梁启超曾在这里北房内结婚，这几间房子梁启超称之为“饮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称之为《饮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对这几间房屋和这一段生活的珍视。现在，这条胡同的东侧已经开始拆除了。
与谭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远，南半截胡同里有绍兴会馆。鲁迅曾在院内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居住。鲁迅先生就在这里写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名篇。如今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没，仅剩下了那棵大槐树。
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即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是国内唯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宽”和兴建广安大街时被彻底拆毁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并非自今日始。
这些会馆、宅院，几十年来产权几经变动，有许多成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原是座三进深、带东西跨院的宅院，后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院中有盘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这里也曾满园花明叶浓，沿阶草色映日，浸透着书香的风雅。现在，纪晓岚故居的大门早已无存，它的东院一度成了晋阳饭庄，是饮食男女们出入之处，山西猫耳朵之类面食和过油肉之类绝对正宗。也许是这几年来清代宫庭戏和戏说之类电视剧的兴盛，《四库全书》主编，才子纪晓岚几乎家喻户晓，他的旧居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街道拓宽之际，这座院落侥幸部分得以保存。
这些会馆和著名的宅院如何沦为平常居民房？如何会住进去几十户上百户居民？位于宣武区的黄岩会馆原有两处，都是不小的院落。两年前，我的家乡浙江黄岩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寻找“黄岩会馆”，想收回产权，修缮会馆，甚至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帮助迁出会馆中的住户，可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这些居民与原来的房屋毫不相干。沦落大杂院后，期盼旧屋改造和搬进新居，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呼声。产权的变化经过十分简单，也非常复杂——一句活，大都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续。
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外，其余都给房主分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后，当时同乡会之类团体不再存在。黄岩会馆的房产托付给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周炳琳看管，产权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后，这些会馆就下落不明了。几十年来，产权不知怎么，有的成了住户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门的“公房”。连黄岩政府派人查阅原始资料都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处黄岩会馆就在旧城改造中“蒸发”了。
一些历史建筑如何沦落为不堪的大杂院，沦落为一处处危房，如今又成为开发商、当权者眼中觊觎之物？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户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规划”了。其用途多数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旧城改造”的旗帜，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强制”执行。
中国并不缺少相关的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的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破坏和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住民、对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竟相拆除庙宇、牌楼、会所、城墙与城门楼，以至戏台、祠堂等等，除了一些确有需要外，实际上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这些老建筑是的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这种破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一被演变成为“打砸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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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这几乎是各地政府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说词。——改造与完全拆毁重建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完全推平重建，与改造“危改”毫无共同之处。
北京已经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片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仅在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被大楼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古都文化和历史的断代标志正在不断遭到被坏，被岁月湮没。北京的历史进一步向明清故宫退缩。这就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代价？
没有胡同的北京，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
四、城市的大门：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深圳的考察团和成千上万的游人，不可忽略的景点就是徽缩景观“中国之窗”和“世界之窗”。
建于1989年的“世界之窗”，聚集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和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