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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康魉担骸爸苋瘴乙欢ɑ嵩诘昀镉Χ浴！敝谢�200余商铺均表示冷静迎接“骚扰”。
骚扰事小，只是我们不由得要问：这么深的偏见和积怨，究竟从何而来？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让某些日本人这么瞧不上眼？
这样的疑问，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也有。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日本，但是据他描述，很多地方让他非常失望：
1995年10月，水均益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非常庞大，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他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他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
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水均益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他又耐心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看表情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水均益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他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水均益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没有一点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水均益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
还是没有声音。只见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水均益忍无可忍，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
水均益勃然大怒。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他，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这样说。
水均益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机票时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这让他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11月，水均益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是去日本的大阪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他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水均益便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阪市的街头。
但他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他们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水均益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水均益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他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水均益给的车钱，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
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阪的国内朋友来看他。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水均益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录了下来。于是，水均益赶紧把摄像机抱到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他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操他妈！”
朋友告诉水均益，那位司机在他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水均益猛醒——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
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他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曾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断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
后来水均益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他问对方，在什么情况下，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后来，水均益把对这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那一期《焦点访谈》的最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根据这些，他们做了一期《日本，听我对你说》的节目。
水均益说：“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着这一切，我却无法时常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能太顽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在自己的历史上有一个污点，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因此而掩耳盗铃。我们要的其实并不多。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拿出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我们没有要求你们的首相像当年的前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在我们的亡灵前下跪。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就意味着你们的“自虐”，然而，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议当年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吗？你们不是总要为二十多万原子弹下的冤魂鸣不平吗？你们不是还用各种仪式表明你们对和平的热切向往吗？那么，为什么你们就不敢承认当年的日本皇军曾杀害了上千万亚洲无辜的平民呢？日本军刀将中国孕妇开肠豁肚难道不是像广岛长崎的蘑菇云一样残暴，令人发指吗？向往和平的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勇敢地面对一切，它也应该目光远大。然而，日本的顽固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去亚洲各国走一趟吧。去问问曼谷的市民、去访访新加坡的职员、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声，看一看有谁会认为那日本式九十度鞠躬的后面包含的是真诚和善良？！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张狂。虽然借助于美国人的鼎力扶持，日本跃居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日货铺天盖地，席卷了全世界，也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但是中国人民经过痛苦的思考，还是发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不能以此而有恃无恐。“抵制日货”的口号并不是某一个中国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并不仅仅是例行的外交辞令；围绕着钓鱼岛的愤怒也绝不会像昙花一般转瞬即逝。
第三卷 谁占了谁？——钓鱼岛只有一个
第一章 保卫钓鱼岛
2009年5月2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说：“（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
内容提要
中国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黄锡麟说：“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对于2010年9月7日的中日撞船事件，保钓志愿者张立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琉球人、日本人也都确实承认。”
2008年6月16日清晨5点20分，距钓鱼岛七八海里处，“全家福”海钓船全速前进，波涛滚滚，情势紧绷。在第二天的报纸中，中国台湾媒体一句一句地回放那一时刻那片海域的紧张对峙：
晨曦中，日本巡逻舰喊话：“全家福海钓船，你们已进入日本领海，立即离开！”
中国台湾基隆海巡队长黄汉松还以颜色：“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这是我们的海域，我们船舶有航行的自由，请不要干扰它的航行。”
事后，黄锡麟回忆起来，仍然显得很激动：“走到距离钓鱼岛6海里到0。4海里这段的时候，双方的对峙最为激烈。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冲突最多的地方。日本保安厅的船要撞我们，我们中国台湾的巡海舰马上冲过去，把他们顶回去。这种动作连续好几次。日本的船还在我们前面蛇形行驶，弄得波浪很大。前面船要蛇形行驶的时候，我就跟船上的人讲：‘小心，小心，抓紧栏杆，快蹲下来。他们又要造浪啦。’”
“喷水的时候有喷到我们，但是离我们还比较远，不造成多少危险。如果近的话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喷我们，我们的海军也喷他们。两边互喷。距离最近的时候，两艘船距离不到两公尺。”
2年前，5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时候，起航的港口一直是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港，目的地一直是钓鱼岛，带队的一直是黄锡麟，保钓船一直是“全家福”号，船长一直是跟黄锡麟合作保钓十几年的老朋友游明川。
作为中国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黄锡麟与同伴们的2008年“保钓”之行虽仍惊心动魄，但较之以往，这一回因有中国台湾的护航舰保驾，保钓船没有落单无援而沦为日方船舰“老鹰抓小鸡”的冲撞欺负。但并非每次都这么幸运。
黄锡麟想起两年前2006年的8月16日，他和已去世的保钓英雄“赵老爹”赵德申携手并肩的最后一次保钓行动。那本是一次包括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在内50艘保钓船的大规模行动，却因陈水扁当局层层阻碍，最终只剩下了5人1船孤军奋战。
保钓联盟中像黄锡麟这样正值壮年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已经寥寥无几，众多20世纪70年代擎起保钓大旗的老将也都年事已高，“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谁愿意接手干？”黄锡麟说。还好，有“老保钓”一直解囊相助。“他们年纪大了没办法出海，就把保钓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2008年那一次，黄锡麟后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绕钓鱼岛的时候我们的船离钓鱼岛约0。4海里。很近，岛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再往前就会搁浅了。要登岛，只有一块可行的海滩，但日本的船就停在那边，我们不敢贸然下去。我们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被抓。虽然我们中国台湾这边有已经待命在那里的外援部队，万一我们人被抓走的话，他们马上会追上去解救我们，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一发不可收拾。我认为我们这次出来最主要就是要宣示我们的主权而已，我们不要有激烈的冲突。”
2008年6月16日清晨6点40分，“全家福”号完成绕岛一周，驶离钓鱼岛。
黄锡麟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情绪很高涨，高喊着‘日本滚出钓鱼岛！’日本保安厅的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离钓鱼岛40海里才返回。”
离开钓鱼岛的时候，黄锡麟告诉船上的保钓成员，“我们还会再来。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除了政府方面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严正声明外，民间保钓运动也一直未间断，从最早的海外留学生，到港台民众，再到两岸三地民众同时参与，从1970年开始算起，已经有41年历史。
1970年底，一本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其中重点提到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在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之间流传。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1971年4月10日，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
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
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
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登岛七人之一的张立昆，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
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中国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2010年9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