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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近。
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的牵连难分难解，与家庭和一种无意识地继续起作用的严厉的传统的牵连难分难解（在克莱斯特那里由康德主义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那里是由后期对犹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唤醒的犹太正义伦理学）。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对我讲的话来与克莱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样作对比：“我将不会经历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会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强调并写入日记中：人们把他看得多么年轻。在同样的纸页上还记载着对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时间内的不信任（克莱斯特也这么报道过）。另外：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这两个人好像有负于家庭，一定得说明自己不是废物。弗兰茨讨厌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顾”，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柏林还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个饥饿之冬，他收到了父母从布拉格寄来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没有比克莱斯特那些充满渴望的话表达得更准确的了：“耕作一块地，种一棵树，生个孩子。”这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当然与他们所渴望的农家生活和简单作业的意义相差甚远。他们相似之处还可以远远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创作形式内部，当然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识地学习克莱斯特的风格。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共同掌握着童话般的发明与寓言般的联想的独特形式，这一点与他们迷恋昔日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这两个人确实认识“回归之途”，并很愿意去走，也经常去走。两个人那晶莹剔透的风格与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则是作为平衡因素出现的，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的倾向的反抗。在两位作家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
第二章 大学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