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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这是关键所在），我就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东游西逛。在那里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后来我只有在舞蹈课上才感到过这么无聊），尽可能在那里偶然的一丁点儿变化中寻找乐趣，比如当约柜打开时，这时我总是联想起游艺靶场，在那地方，有谁命中了靶心，一个柜门也会自动打开，只不过那里柜门中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总是那些没有脑袋的陈旧偶像。我在那里还总是非常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自然为如此接近这么多人而害怕，也因为你有一次提到过，我也有可能会叫上去诵读经典的。为此我颤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我的无聊，顶多还有那成人礼，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颇有点可笑，也就是说仅仅像参加一次可笑的考试；再就是与你有关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诵读经典，你很好地通过了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里参加灵魂回忆活动，而叫我先走，这事在很长时间中（自然是由于我被赶走与不能进一步参加任何活动，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几乎未曾意识到的感觉——这事有点不公平。——这是在教堂里。在家里可能更要命，欢乐局限于第一个赛德之夜，这个夜晚日益变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痉挛的喜剧，当然是在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氛围之中（为什么你也不得不适应于这个氛围呢？因为它是你造成的）。这些就是传给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没什么了，顶多还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告诉我他们在高贵的节庆日子中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教堂。这样的信仰教材除了尽快地弃之脑后，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这种抛弃在我看来才是最虔诚的行为。
“更往后，我又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并且懂得了，为什么你竟会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判了你，你从那小小的聚居区般的小村镇中确实带来了一点犹太教，本来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军队里失去了一些。无论如何，青年时代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够你过上一种犹太生活，尤其是因为你不需要很多这类帮助，你出身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家系，对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虑若不曾同对社会的疑虑混杂得太深，几乎是无法使你动摇的。从根本上说，引导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社会阶级的观点的绝对正确性，实际上由于这些观点是你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里面所包含的犹太教还是够用的，然而欲将它在孩子身上继续流传下去，却太少了，你所传下去的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传代的青年时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惧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满怀畏惧而尖锐地观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无所谓态度推行的那些无谓之举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如果说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作为昔日的纪念品，你为此而要将它们传给我，由于它们即使对你来说也已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你只能通过说服或威胁来向我灌输；这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虚弱，必然使你对我表面上的固执非常光火。
“整个看来这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在犹太人这过渡的一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即从相对来说虔诚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发生的，只是这个现象给已经够尖锐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加上了一层痛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要以你的个性和时间的推移来解释你的无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为借口，也就是说不说什么，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没有时间投身于这类事情云云。我从你毫无疑问的无事出发，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将不公正的谴责锋芒转到他人身上。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包括在这里都很容易得到否决。这并不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上的一堂课的问题，而是需要展示一条堪称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犹太教信仰更强烈一些，你的榜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谴责，而是对你的谴责的防卫。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是有意识地给你读的，然而并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说的，是由于一小段关于食素的叙述，而是由于书中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作者与他儿子的关系，正如这本为儿子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细节了。
“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