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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归一句话，在父母走后，父母或许也应该是孩子精神的核心，但是对孩子成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已经很大部分转移到监护人身上。
然而，农村现有的监护人体系根本不是靠法律来维系，即使有相关法律，农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依靠法律，绝大部分的委托监护都是靠血缘和亲系的情感来维持。而情感因素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当父母的责任嫁接到监护人身上时，监护人是否能够承受那种重量，的确是不明晰的。
不能承受的角色之重
正因为监护人的影响对留守儿童有着近乎决定性的意义，留守儿童父母在选择监护人时首先就很谨慎，但是，正如上文所说，鉴于法律法规的尚不完善和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委托人基本上是至亲好友。
如果父母有一方在家里，那么监护人自然是父母一方；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里，那么选择的肯定是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外）祖父母、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姨妈，极少的人选择好友邻居。而留守儿童的监护，呈现的还不是唯一的，特别表现在父母都不在家的情况，又特别表现在（外）祖父母身上，当（外）祖父母成为监护人时，实际上，留守儿童接受的是一个小群体的监护，即一个家族谱系的监护。
但是，对于监护人来说，责任的嫁接，本身会带来压力。除了照顾孩子本身的压力之外，摆在监护人面前最突出的压力是责任上的压力，或者说一种顾虑。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即便农村，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不多。而每个家庭都对孩子寄予厚望，这无形中增加了监护人精神上压力。能不能给带好孩子？孩子是否管的了？该怎样管教孩子？如何把握好严与宽的适度？这都是监护人所顾虑的。而且，越是至亲的人，这种顾虑也就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但由于这种监护制度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监护人对于孩子已经有一个身份（父母中的一个或爷爷奶奶等），而现在他/她又有了另一种身份。在这种双重身份下，大部分监护人都是想孩子好的，比如祖母监护人的角色。作为祖母，她自然希望孙子好，也有作为祖母该对孩子应尽的责任，就像孩子对她应有赡养义务一样。而作为监护人，她又必须要从父母的角度和成长本身去考虑，要让孩子好，孙子管不好自己怎么想儿女交代？于是，双重身份常常给监护人造成压力。
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听到监护人说：
“万一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向他（她）爸妈交代。但是，孩子在家没人管又不行！”
“我是不想出这个头，可弟弟就是把孩子给我了，我总不能说‘我可不想过问！’吧，谁让那个是我弟弟呢？”
“外孙跟着我，我是高兴，年老有个牵挂也好，天天清闲没意思。照顾孩子好，就是怕孩子给带坏了，怎么见闺女、女婿？”
“他爸不在家，我要当妈，还要当爹，我怕管不住孩子，她本来就不听我话，只听他爸的。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而有些人则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做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要有下面这样的顾虑：
“孩子我是不想管，管好了，我是好人，管不好有人恨你一辈子。”
“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尽量少做，不做更好。”
“我自家的孩子都没管好，弟弟还让我替他看孩子，我干吗？”
面对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监护人很难处理好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因为农村整体环境和传统观念以及文化水平的综合因素，监护人往往只能意识到“本来身份“的职责，或者是把两中职责弄混乱，把握不好尺度，把事情弄糟。
调查中，一些监护人在和我们交谈中，始终不离“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看上去他们甚至比孩子的父母还迫切地让孩子好好的成长。许多情形下，这种愿望是硬性的、责任性的、强迫性的。当他们的角色从“亲戚”变成“父母”，责任也就硬性地嫁接到他们身上。有些人不能承受这种角色变化带来的冲击，根本就不清楚该怎么样照料和看管孩子，而为了“管好孩子”甚至是不择手段。
在南水镇，我们就被一位“用力过猛”的伯父惊呆了。
走进南水镇，在合兴村做调查时，有一户人家拒绝我们入内，敲了半天门，没人理会。于是我们没有坚持。整个村子走访完之后，行将离开。
突然，村长郑重其事地说：“像蒋家兄弟这样的情况，你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我们很纳闷，因为在我们的调查记录里没有性蒋的村民。于是我们问村长，哪里有蒋家之说？村长惊讶地告诉我们：“你们没见到蒋家兄弟？“原来村长以为我们把村里的留守家庭走访全了，其实的确是有一家人没有让我们进去，而那一家正是蒋家。
村长反映，蒋家的两个留守孩子10岁的蒋立、8岁蒋平被伯父用锁链绑着已有一年之久了！
听到这个信息，我们都很震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和村长当即从村口折回，赶往蒋家。
蒋家的门依然紧闭着，我们敲了很久都没人开门。正在这个时候，碰见外出回来的蒋家伯母。看见我们一行打扮，她神色立刻慌张起来，想必她以为我们是派出所的人了。村长像她解释了半天，她很不情愿地给我们开了门。
屋子里黑暗一片，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发现坐在墙角的蒋家伯父，直到他突然对着妻子吼到：“哪个让你开的门！”我们这才看见他正拿着烟斗，坐在黑暗里，两只眼睛发着幽暗的光芒，
村妇没有说话，打开灯，走进里屋。一脸怒容的蒋家伯父坐在那里像樽石像。很明显，他一直都在家里。但是，一直不愿意为我们开门。
我们和他提及孩子，他立刻说：“那是我侄子，别人管不着，你们想怎样？”
我们发现很难和他沟通，所以提议见见孩子。好心的蒋家伯母想领我们进里屋，可是蒋家伯父刻又叫骂起来，骂妻子混帐，甚至想动手打她。妻子很委屈，满脸通红地说：“打！打死我，连侄子一块打死得了。”
蒋家伯父再也不做声了。
进到里屋，我们被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吓了一跳，他们也吓了一跳。蒋家兄弟两个本来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但是见到我们，立刻躲到床上，用被子盖住身体，眼里装满恐惧，身体不停地发抖。揭开被子，我们竟然发现两个人脚上的铁链。两个人被绑在一起，铁链很粗，乌黑油亮，仿佛古代重刑犯人用的，脚踝上绑着铁环，绑铁环的那段小腿又红又肿。我们刚轻轻触摸一下，他们就大叫出来。请注意，我们是碰的蒋平，但是蒋立也跟着叫，那是心理反映。看来铁链不仅绑住了他们的身体，还绑痛了他们幼小的心灵。
蒋伯母告诉我们，两个孩子被丈夫锁起来快一年了。
我们问她，你丈夫为什么要把两个孩子锁起来？蒋伯母说，因为两个孩子太贪玩。自从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两个孩子就没以前那么听话了。以前，两个孩子特别懂事，从来不跟村里的孩子上山下河，捉鱼摸虾，寻事闯祸，学习成绩也很好。但是，因为他们伯父身体不好，我的活计又多，到了我们手里孩子就像脱了缰的野马，管不了，天天到处跑。有一次在山上跌得头破血流，甚至学会了偷东西、说谎、抽烟等恶习。
蒋伯母说：“小孩子都这样，也就罢了。他们伯父却看不顺。”蒋家伯父怕两个孩子学坏，到时候没办法跟弟弟交代。有一回，两个孩子连续几天很晚才回家，后来才知道他们跟着村里的孩子跑到山上捕蛇去了，回来时一身的伤，急得蒋伯父快吐血。等伤刚刚好一点，两个小家伙又闹着要出去。蒋伯父不准。他们就瞒着大人，居然一气跑到邻居，跟几个小混混一起，流浪了五天。蒋伯父性子本来就急，这一下，差点将他的心脏病给急发了。他们喊了许多人，到处找，还用上了村里的广播，还报了警。学校老师也说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子。第五天，他们终于在县城一个街角落看到两个侄子正蜷缩在一起捡烟股屁抽。蒋伯父怒火中烧，冲上去，痛打了两个孩子一顿。回到家，他又不知道从那里找到一条铁镣，把两个孩子锁起来。
本来蒋家伯母以为丈夫把孩子锁两天，吓吓他们就会给他们松了。谁知道两个小家伙很犟，不跟蒋伯父和解，不破口大骂他是“法西斯”，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听到这个词语的。蒋伯父想：好啊，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棍了，不整治整治，将来如何做人，自己又如何向弟弟弟媳交差？于是铁镣一上，就不给他们解开。
开始几天里，蒋伯父把他们关在房间里，灯也不给他们开。两个孩子抱在屋子里哭，但就是不认错。
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孩子精神都有些恍惚了，蒋家伯父把他们放出来，天天让他们绑着铁镣上学。两个孩子一走进学校，整个学校都哗然，羞得他们想找个洞钻进去。老师说他们半天不敢进教室。令我们不解的是，学校老师和周围人法律意识都十分淡漠。他们认为“打骂孩子”是别人家里的私事，不能干预。我们为此专门去学校找到两个小孩的班主任，一个是小老头，一个是中年妇女，他们竟不约而同地说：“孩子太调皮，严厉一点也是对他们好。”
正因为没有社会的干预，蒋家伯父更加理直气壮。他并没有给孩子们松绑的意思。日子久了，两个孩子倒是老实多了，但是再也没有笑容，不再和同学说话。期中考试，两个孩子的成绩都上去了，这让蒋家伯父更坚定了捆绑他们的决心。于是就捆绑到现在。
后来，我们和村长与蒋家伯父交涉了半天，他始终不答应给孩子松绑。他气呼呼地嚷道：“孩子好不容易变得好一点了。如果松了绑，重新变坏，谁负责？”说得我们面面相觑。村长严厉地说：“你总不能把孩子当犯人啊！”
“这是你们想歪了。我给他们吃好穿好，天天耗着，陪他们。哪里有这样累人的犯人？”蒋伯父的话说得我们哭笑不得。
当村长强行要给孩子松绑时，蒋家伯父差点没和他动起手来。他推开村长的手，大声说：“松绑还能管的了他们？他们要是学坏，谁替我向弟弟交代？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孩子我是绑定了！而且现在他们也习惯了！”
我们甚至叫来了派出所民警。他们强行打开了铁镣。然而，我们离开后，两个小孩又被重新铐上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多左右，村长给我们电话说：两个孩子终于被松绑了。他的口气像是在说两个犯人被释放了一样。原来，村长听了我们的建议，把孩子的父亲叫了回来。孩子的父亲很生气，拿了把斧头，把连锁砸开了，还狠狠地责怪哥哥一番。
蒋家伯父恼羞成怒，当晚喝了农药寻死，但是被救了下来。躺在医院里，蒋伯父有气无力地对弟弟地说：“我好心成了驴干肺！死也罢，活也罢，你家的孩子我再也不管了！”
在这个例子中，不能不说蒋家伯父的确是很用力地照顾两个孩子的，蒋家伯父也一定爱侄子，但是太用力，又不知道力气往那里使，结果反而伤了孩子。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一则新闻报道就陈述东北有一老人，为了管教不听话的外孙，居然像关大猩猩一样把孩子锁在一个铁笼子里；安徽一姑姑为了让侄子认清自己的错误两天不给孩子饭吃。至于所谓的“吊半边猪”、“顶水”等极端性“体罚”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监护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对“双重身份”认识不清，而且对现代教育方式和儿童成长心理的认识也很无知。相对来说，这种“伯/叔侄抚养关系”还好处理一些。像蒋伯父这样的极端例子也不多见，更多的则是放任和“吃住在一起”而已。与其他监护人相比，有一个群体最为特殊，“双重身份”表现得也最为模糊，问题也最为严重。这类监护人就是农村留守老人，他们与留守儿童构成了隔代抚养。他们常常把抚养对象当成私人财产，不顾时代的变迁，生搬硬套地把养育孩子父辈的那一套陈旧经验重新用了起来，而且变本加厉，结果酿成一个又一个悲剧。
隔代抚养的悲剧
农民工涌入城市，留在农村的不只是孩子，还有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胸口装的是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在泥土里哭泣的幼小的孩子，另一块心病是站在泥土里张望的长满皱纹的老人。
周国平在一篇散文里写道：“人无论在什么年纪上失去母亲，都成了孤儿。”
其实，很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有了解到，一个父亲/母亲无论在什么年龄上失去儿子，他/她也成了孤儿。孩子感情的沸点是父母，同时父母感情的沸点是孩子。孩子在眺望父母的时候，父母又何尝不是在眺望孩子？
我们调查组成员小李告诉大伙：他的外婆去世的时候，他就清晰地感觉到母亲的孤独和瞬间的苍老，同时感受到的是他对于母亲原来是那么重要，因为他的存在，母亲不至于成为孤儿。他的存在让母亲不再孤单。
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其父母一般都已经去世，那么这个时候子女离自己远去，他们的确也成了一个群体，一个孤儿般的群体。农民工留下的是老人和小孩，这是两个感情缺陷的弱势群体。而这两个弱势群体现在要结合在一起，共同支撑起家庭的脊梁和农村的喧哗，这，似乎太累、也太难了。
事实上，这的确是中国农村最真实的现状。以下是我们调查所得的一组相关的数据。
表6—1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类型调查数据
监护类型母亲父亲祖（外）父母亲友儿童自立
302人
20。86％196人
13。53％651人
44。96％241人
16。64％58人
4。01％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监护人群体中祖（外）父母是最大的一个，这也引出“隔代抚养问题”。尽管表现方式各种各样，但我们调查到的留守儿童问题大部分都与这个问题相关。
情感缺失的老人守着情感同样缺失的孩子会产生奇妙的反应。孩子这个群体缺少父母的照顾，老人这个群体没有子女陪伴，于是他们把感情投射到相互的身上。可是，这些老人已经当了一回父母，并好不容易把儿子、女儿拉扯大，现在不得不第二次做起“父母”来。但是，就像母亲那已经干瘪、下垂的乳房没了乳汁、不能够再次哺育婴儿一样，这些老迈的父母还能否有足够的精力靠自己拉扯大另一代孩子？这些孩子还没做够别人的儿子、女儿，无知、任性、撒娇、稚嫩，等着呵护，等着疼爱，等着督促和监管，而现在也不得不跟着父亲的父亲、母亲的母亲，可是这些关爱和照顾已经给了孩子们父母一切的老人显然已经没有能力再给予他们同样多的东西。何况，新一代的农村留守儿童较之他们的父辈而言，他们对情感的需求更多，要求也更高。
显然，这种需求或要求对老人来说是太苛刻了。这也注定“隔代抚养”受到太多的限制。（外）祖父母毕竟已经老了，说话没有力度，孩子不会怕，也不爱听；奔跑没有速度，追不上四处乱跑的孩子；思维也慢下来，想不到孩子会想什么鬼注意，也想不到孩子想要什么；眼神暗下来，看不清孩子调皮、作鬼脸、搞小动作；耳朵睹起来，听不到孩子骂人说谎。
他们的思想远远落后于与这个时代，这就形成一种尴尬：孩子是错的他们可能认为是对的，孩子是对的他们又可能认为是错的。同时精力不够，耐心不足，太容易累，也太容易放弃，放弃用力爱护孩子的坚持。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那份对后代的感情，但是感情也因日复一日的磨损而变得脆弱。他们老了，黄土快淹到脖子上了，含辛茹苦地把儿女拉扯大，原本该安享晚年了。可是，他们没有得到儿女好好的孝顺（赡养），反而还要继续劳心劳神。虽然农村的传统文化会让这些老人十分疼爱孙子一辈，但是毕竟他们自身也是情感缺失的群体。
于是，在农村调查时，我们从农村留守老人口里听到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唉，真难受，管不住孩子啊！”
这种浓缩了复杂情感的叹息放大起来就是：“靠我这把老骨头能行吗？他跑到山上，我就没办法了，还要我怎样。”“最怕着火、上洪水，万一有个事情，我跑不了没关系，孩子怎么办？”“说他，他从来不听，他还会骂你。你说说看，我这把年纪还要受这个气。”“不给钱，他就哭。给了钱，他出去就花光了，没干什么好事。你说能怎么办？”“我没想过能享孩子的福，也没料到还要受孩子的罪。福气没来，罪倒是真的来了。这日子咋过啊？……”
由于（外）祖父母的“管不住”，“隔代抚养”必然存在着很多的情感隐患、安全隐患和思想滑坡、行为异常的隐患。这些隐患在我们为期两年多的调查中一直困扰着我们。当（外）祖父母“管不了留守儿童”时，他们常常做的是：放任孩子自生自灭，有时候甚至会发生一些极端事件。
在湖南省郴洲市南水镇调查时，我们就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2006年寒冷的初春里，我们到达南水镇时，太阳正暖暖的照着，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屋门口或墙脚下，甚至是靠着稻草垛懒懒地打瞌睡，眼皮重得睁不开，成群的孩子从他们身边打闹着跑过，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仿佛雕像一般。而对于我们几个外来人的不邀而至，他们也只是吃力地看一眼，继续合着眼，享受阳光的抚慰。
我们在想，这就是农民工走后的村庄，仿佛一枚半圆的月亮。一半在沉睡，沉睡走向死寂；一半在跳跃，跳跃迈向危险。
村庄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不安的平静。平静因为村庄的本性是遗忘。一半是善于遗忘，一半是不懂记得。村庄遗忘的是不久前发生在这里的一起残忍的命案，现在关于它的一切仿佛都已经平息，命案本身被封存进时间里，没留下任何气息。关于死亡的故事发生在2005年6月，那是湘南的天气很闷热的时刻。
6月9日傍晚，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尖叫，南水镇水塘里突然惊现一漂浮的蛇皮袋。几个村民打捞起来，里面发现竟是一具严重变形的幼小的尸体。经法医鉴定：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