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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漂亮吗？”“妈，你累不累？”“妈，我给你倒洗脚水。”“妈，我的手烂了。”“妈，你做的菜真香。”“妈，你别生气，我听你话。”“妈……”这是留守儿童说给母亲的话。
说这些话时，孩子们的脸上都挂满笑容，挂满幸福，挂满平凡，挂满感恩。那样的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仿佛太阳下的向日葵，饱满而安静。
而根据我们调查，大部分的留守儿童在父母短暂的回家期间，表现得完全就是两个人，听话、懂事、安静、活泼、阳光，总之，是一种平常状态。
平常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
或者在父母身边的机会弥足珍贵，孩子们自己也清楚，但是，并不是伪装，那是发自内心潜意识的，或者说那是他们渴望的又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的一种短暂释放和依傍，那才是真正的他们。
真正的他们只有在父母面前才出现。
在我们后来采访一位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时，他就告诉我们说：“我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是父亲打工出去，我差点毁了；我的生命的另一个转折点是父亲打工回来，我又活了。”
所以，不要让孩子等得太久！常回家看看！可是，就是常回家看看，却也太不一样。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回到家里，令孩子更伤心。
农民工终于回家了，然而，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到孩子身上。
例如，我们在农村作调查时就经常碰到这样的场景：隆冬的天气，北风呼啸，萧瑟的树木在在同样萧瑟的村庄里发抖，众多的男女老少穿着笨拙的棉衣，手揣在袖筒里，靠着墙，靠着高高堆起的楼板，无力地交谈，面如死辉，仿佛身心疲惫。光线昏暗，烟雾弥漫的烟酒小商店里，麻将、扑克的声音从早晨响到晚上，再从晚上响到早晨，赌博者都是打了一年的工，拿到工资的农民工。他们不知道吃饭，也不知道睡觉，渴了，向店主要点水，饿了买几块饼干嚼，眼睛始终不离赌桌。有人一夜就输掉2000块，但是，仍旧不死心，接着把打工赚来的钱全输光了，然后借钱再赌。夜幕降临的时候，村里除了狗叫，除了赌博的人，再有活动的人就是喝酒的男人。外出一年，甚至几年，村里的熟人见面真是不容易，酒场就一个接着一个，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有些农民一天就跑三个酒场，浓度极高的白酒，一杯杯喝下去，暖了身子，也麻醉了精神，喝到呕吐不止，还是要喝。
与这些农民工遥相呼应的是孩子。成群的孩子们依旧满村地跑，打架闹事，没人管，也没人问。天黑风高的时候，有的孩子则打着手电筒跌跌撞撞地在村里到处找父亲，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或者在赌场找到了父亲，父亲根本不看孩子一眼，死命地摸牌，甚至还因为输了钱而打骂孩子。有些孩子在酒场找到自己的父亲，父亲却不认识孩子，嘴里“爹娘”地乱骂。有的孩子则在家里，守着一桌饭，坐立不安地等待父亲，饭冷了再热，热了再冷，等到深夜，桌上的饭依旧没怎么动。父亲醉熏熏地被驮进家门，躺到床上，不醒人事。
下面这个故事是2006年春节前后，我们在湘西农村调查时见到的另一种情形，它与前面的情形一样真切，同时存在。
那段时间，我们住在了农民工梁从喜家里。梁从喜是一位刚刚从外面打工回家的农村民工。他告诉我们当年他先在长沙打工，后来又从长沙去了四川。整整一年，换了几个城市，但是从事的依旧都是建筑工作。壮年的梁从喜很精瘦，又很苍老。这一年他并不容易，工钱他只拿到了一半。但是春节前夕，他还是提早赶回到家里。他说他想孩子，孩子们也想他。他一回来，家就完整了。
梁从喜的两个孩子小倩和小生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真的很疼他们，像我们调查中遇到的很多家庭一样，他给两个孩子带来了平常的家庭生活。
妻子冯雪梅天天负责做饭，而在仅有的几天逗留时间里，梁从喜每天都忙碌，或在家里修理一年用下来出了不少毛病的自行车，或者清理老井里的污泥，或者到山上的田地松松泥土，或者也会探访兄弟、母亲和一些熟人，或者陪着我们在附近村镇做调查。而两个孩子每天按时完成定量的寒假作业，然后看电视或者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饭菜虽然不算丰盛，但是我们觉得很香。
吃饭的时候，家里的小狗调皮地在桌子底下窜来窜去，捡主人吃剩的骨头，这个细节让小狗也成了家庭的一员，仿佛梁从喜回来，连家里的宠物也精神起来。而晚饭过后，一家人一般都是坐在一起看电视，我们没有调查任务的时候也会参与进去。电视节目都是由两个孩子挑，梁从喜和冯雪梅跟着孩子们看地津津有味。偶尔也会有人来访，但来访者不多，主要是他的侄子和兄弟们。整个年前，梁从喜参加了两场酒席，一场是一个本家结婚的喜酒，另一场是给母亲过大80大寿的宴席。我们两次都参加了，老人过大寿的宴席尤其让我们很感动。
当一家人聚在一起时，有难得一见的和谐与欢快，仿佛城市中最精髓的良性文化嫁接到泥土里，别具一番味道。要知道，梁从喜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那个大家庭又有九个孩子，已经出了五个大学生，四个已经工作，剩下三个也都在努力。那场宴席没有农村酒场的喧哗，也没有城市酒场的拘谨做作，一切都很自然。
喝着他们的喜酒，分享着他们的快乐，平凡人的幸福突然涌上我们心头。一个灵感在我们的脑海闪过：农村人的未来出路就应该浓缩在这个家庭里，即把城市的良性与泥土的良性结合。
据我们了解，之所以这个家庭能出那么多大学生，与家长们重视孩子成长，重视教育有关，也与孩子们的努力有关，更与家长们一丝不苟的心思和艰辛的付出有关。集中的体现或者就可以看作为梁从喜打工和回家以后的那种认真的生活态度。
梁从喜说，他在走哥哥姐姐走过的路。那么，想必他的哥哥姐姐也曾经做了类似的事情。
然而，农村的大学生毕竟是少数，像梁从喜这样的家庭是少数，像李家和这样的父母也是少数。与这种少数形成对比的是多数，这种多数才正是我们所担忧，也是最令我们感到头痛和无奈的：许多的父母回到家里其实更是伤了孩子。
比如，我们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就碰见一桩流血事件。
王志立，26岁出头的年纪轻轻的农民，我们见到他时，他已经血淋淋的，头上裹满纱布，昏迷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只有他年过6旬的母亲照料，妻子刘婷和女儿王婉玉不见了人影。
2006年2月，大年初三，天亮没过多久，人们还在睡觉，村里一片寂静。村民何理开的小卖部里刚刚熄灯，店门紧闭，烟草的味道浓得呛人，几个头发蓬松满脸是油的男人正在打牌。这几个人分别是店主何理、村民李向东、李向魁和王志立，他们从初二早上开始赌博，已经打了整整一天一夜，眼皮都已经很重了。
何理打了个呵欠说：“玩完这局不玩了，困死了。”
李向东和李向魁也随声附和：“是该回去睡一觉，‘娘们’在家肯定急呢。”
但是王志立显然不乐意，他不置可否地说：“睡个什么觉？天都亮了——还怕‘娘们’回家把你吃了呀！”
何理又打了呵欠说：“实在熬不住了，我可是从前晚开始就没怎么合眼，人是一茬一茬地来，哪能受得了？”
王立志，叼着烟，皱着眉头说：“哪有这样的？不行，赢了钱就不玩了。不合规矩，再玩两把。”
这才是王志立从上海打工回来的第四天，那一个晚上他输了1000多块钱，心里很不甘心，犹如火烧。李向东也输了100多，但是比起1000多元，他还算平衡，又不想继续输下去，所以同意不玩了。剩下两个自然是赢了钱的，何理赢的最多，大约有870块的样子。
看着王志立这么坚持，三个人也不好硬是拒绝，于是同意再来三局，无论结果如何，都散场走人。
王志立也答应了。
正在这个时候，大路上径直走来一个村妇和一个小女孩，急促地敲响店门。四个男人，警觉地问：“谁？”
村妇回答：“我，刘婷！”
何理一听，知道情况不妙，随即喊：“王志立不在这里！”
但是，刘婷死活不相信，一直死命地敲门，并野蛮地喊到：“再不开门，我掂石头砸了！”
王立志示意让何理给老婆开了门。不开门倒好，这刘婷其实也就是说说，她哪里敢砸门？可是，门一开，刘婷的火气来了，直冲丈夫奔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嘴里尽说些难听的脏话。随后一手拉着小婉玉，一手指着丈夫嚷嚷到：“看看，看看，这就是你的好爹，看看他有多好，就这个熊样！”
小婉玉才4岁，当即就吓哭了。
本来就心烦气躁的王志立怎么受地了这个刺激，把牌往桌子上一盖，抓住刘婷的头发就是一顿暴打，重重的拳脚，落在刘婷的头上、腹部和腿上。刘婷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其他几个男人，不知道是看呆了，还是麻木了，只是站着一动不动。
小婉玉早已哭得不成样子。
打完老婆，王立志又回到桌子旁，拿起刚才的牌，邀请几个人继续打牌。看见女儿一直哭，便恶狠狠地吼道：“哭！哭！就他妈知道哭，不准哭。”
小婉玉立刻收起哭声，畏惧地看着父亲，憋得直打嗝。
其他几个男人已经没有心思打牌，硬说要收场！
王志立当然不肯，丧失理智地破口大骂起来。
不知是被王志立纠缠感到恼火还是对王志立对刘婷的做法太过份，何理等三人全被激怒了，和王志立拍起桌子对骂起来。这样一来，王志立几乎就丧失理智，率先挥起拳头来。几个人的怒火都立马收不住了，像发狂的公牛一样打了起来。桌子掀翻了，板凳砸碎了，商店里的几箱啤酒被摔得粉碎，柜台玻璃也被砸了。而瘫倒在地的刘婷嘴里一直叫：“打，狠狠地打，打死这个孬种！”不知道她是骂自己的丈夫还是连别人一起骂了。
很快，几个男人都成了血头血脸。由于是三个打一个，王志立伤得最重，头上挨了二板凳，身上则不知道挨了多少下。整个打架的过程中，小婉玉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并不停惊恐地哭叫，可就是没人过问。
等到闻声从床上爬起来的邻居们赶到时，王志立已经昏厥在地。
这样的农民工回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回老家就是为了赌博，为了打架？
王志立醒来后，我们问他这个问题。
他回答：“回家看看，想家！”
我们问他：“看看什么？有想过女儿吗？”
王志立说：“当然也想过女儿。”
王立志真的就想过女儿吗？
难道他不知道女儿等了他整整一年？
可是他给女儿带来了什么？他在家里做了什么？
当父母出去，孩子对见到父母的渴望仿佛一直燃烧的火焰，燃烧了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可是，不能长久地等，没人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熄灭，冷却，坍塌。
好不容易父亲回来了，可是还不如不回来。王志立又到底想看看什么？看看女儿？可能他也真的想回来看看女儿、妻子和父母，但是从他的表现，我们能体会出，他更想看的是那片属于他的农村。他在城市里当了一年的“流浪狗”，积聚满肚子的卑劣，低贱和龌龊，那是赌博、是打架、是野蛮、是暴力，他要回到那片土地撒野，把这些东西全部释放出来。
仿佛富丽堂皇的大殿里憋满一膀胱的尿的局外人，他要找到厕所释放个痛快！
他的确积聚了，然后释放了。许多农民工也在积聚，等待释放。这种积聚与释放把与孩子美好相聚的良机错过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积聚与释放以加倍的方式重重地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并且伤及到他们的骨髓里，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愈合！
诚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说起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除了他们的父母外，还有各种社会因素，大环境，小环境，集体的，个人的，学校的，家庭的，等等。而在这么多的因素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认真分析，那就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
起风了。
月光婆娑。
在树与树的叶荫之中，谁的影子在舞蹈？
第六章 疏离——新旧均衡的裂痕
八岁的小赌徒
所谓监护人，是指在留守儿童的父亲、母亲或者双亲外出打工以后，把孩子托付跟随其生活的责任对象，主要是留守家里的父亲、母亲，（外）祖父母、亲戚朋友。这意味着，和留守儿童朝夕相处，真正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构建他们成长环境核心的就是监护人。首先，这里的“成长环境核心”和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含义不同。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常常还是外出的父母，无论父母离开得再远，这个核心都很难改变，除非是留守儿童的年龄特别小、留守的时间又特别长，比如像上一章介绍的石孝义。这样的时候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才会等同于成长环境核心。
再来说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核心”。“成长环境核心”也就是留守儿童的生活核心，监护人照顾留守儿童衣食住行，监督留守儿童道德，约束留守儿童行为规范的人，处理留守儿童生活中的一切细微的事情，这些细微的事情构成的一个整体，就是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而留守儿童在留守岁月里一切的生活都是成长的表现，包括人际关系、活动场所、生活习惯、言谈举止、一草一木等都是留守儿童成长的环境，监护人给孩子构造了生活环境。因此，说监护人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核心”并非虚言。
从监护人是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核心”出发，我们可以说，监护人的角色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所有角色里是最重要的。人们称呼他们对留守儿童是“抚养”，是“照顾”，是“看管”，实际上他们承担的正是留守儿童的“双亲”角色。在这里“母亲（父亲）”=“父亲＋母亲”、“（外）祖父”=“父亲”、“（外）祖母”=“母亲”、“姨（姑）妈”=“母亲”，对不同个案，类似的公式有很多种单一或组合形式。监护人的学识、气质、性格、教育方式和生活作风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的生活、精神走向、心理和未来的发展。甚至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监护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留守儿童。
2006年2月，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南水镇调查时，我们碰到一个八岁的小赌徒！令人吃惊不已。
我们走到这户人家时，还没进门就听见“哗啦、哗啦”摸麻将的声音！伴随着麻将发出清脆声音的是连篇的粗话、脏话，还有孩子的叫喊声。
我们和村长走进门里的时候，看到两个老头和两个中年男人正在摸麻将，旁边围着两个孩子。看见我们，几个成年人脸上立刻表现出恐慌的神情，下意识地用手想把麻将收起来。村长说：“慌什么慌？”
几个人笑嘻嘻地说：“我们就是摸着玩，不来钱！”
村长说：“哪个讲你们赌博了？”
他们还是畏惧地看着我们，直到知道我们的来意时，他们才放松下来，继续掷色子，搓麻将。旁边两个孩子更是聚精会神地看着麻将，毫不在意我们的到来。在一群人面前，我们像是透明的空气。
中间一个老人出去办事情，突然游戏就三缺一了。剩下的三个人很扫兴，一个孩子突然大叫：“我来，替我外公！”
桌上的人说：“行，行，这伢子比他外公的麻将打得还好。快点咯。”
那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桌边，娴熟地掷色子，迅速地摸牌，把麻将牌摆得整整齐齐。结果，一局下来，那个孩子竟然“胡”了！他把麻将往桌子上一摊，跳到凳子上兴奋地叫着：“给钱，快点给钱！”
另外三个男人瞪着他说：“哪个要给你钱，要死呀！”
孩子，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输了就要给钱，刚才还赢了我外公的钱，现在我赚回来了，不给就是癞皮狗！”
三个男人很不高兴。显然，他们刚才在赌钱，而且故意隐瞒我们和村长。不想被不谙世事的孩子揭穿了。
三个男人说：“再要钱，老子打死你。”说罢，三个人扬长而去。
见到那三个男人悻悻地走了，孩子很不屑地噘了噘嘴，嘀咕到：“癞皮狗。”
后来，我们从孩子的外婆口里了解到，他丈夫是个赌徒，而家里是“麻将馆”，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打麻将，他丈夫不打，别人也会继续打。三更半夜的时候，一片寂静，就听见搓麻将的声音“哗啦、哗啦”。而外孙今年才8岁，却早就跟着学会打麻将了，有时候半夜睡觉都会说梦话，大叫“红中、四万。”
老太太无奈地告诉我们说：“把孩子给毁了，也不知道女儿回来怎么交代。”
这个个案并非特例，在我们的调查中还碰到很多，甚至还有五岁就懂得摸麻将和打牌的。从“成长环境核心”来看，在新的成长环境里，监护人承担的就是“父母“的角色，孩子很自然地就会模仿监护人的行为。如果监护人既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对被监护人不闻不问，其结果是危险的。
我们列举这个小赌徒的例子，并不是想说明监护人把孩子给毁了，只是想说，监护人的一切生活都会给孩子打上烙印。一位朋友提到他在外婆家生活的一年时，说到两个意像，一个是外公的断指，一个是外婆的假牙。他说，断指和假牙藏了外公和外婆的生命，藏着他自己的生命，藏着那段回忆的生命。同样地，如果监护人是铁匠，那么孩子会对火焰、熔炉和锤子有特别的感情；如果监护人是木匠，那么孩子会对斧头、铁钉和刨子印象深刻；如果监护人是渔夫，那么孩子会对鱼网、船只和河流有着不一般的亲切。
总归一句话，在父母走后，父母或许也应该是孩子精神的核心，但是对孩子成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已经很大部分转移到监护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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