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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前进！”我被身后的人群向前推着，现在我看不到穿皮靴的那个人了。
“到这儿来！”他们检查着证件，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带小孩的年轻妇女，被两个穿皮靴的人拽出了队。她哭喊着，尖叫着，但这样情况更糟。金头发的男人一把从她怀里抢过孩子，扔在了地上，孩子的头沉闷地咚的一声撞在了鹅卵石上。
妈妈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别看！”她低声说，“别害怕……”她害怕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我们发到了一张蓝色的证件，妈妈为此高兴了一阵，早上她把它拿给父亲看。“我们有蓝色证件了，我们可以工作了，”她不断地重复着，“也许一切都会好转。”
然后她把一些食物塞到我嘴里。
爸爸很沉默，他在思考。
在大广场上，又有许多人挨着他们的行李站着，或坐在上面，大卡车又停在那里。那些穿着皮靴的人开着大车，在上面喊着口令，他们把老人和病弱的人赶在一起，很多人无法正确地走路，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倒在了人群里，他们用枪柄打在他的头上，把他像一袋垃圾一样扔在了一边。
天气仍旧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喉咙像着了火一样，妈妈把她的蓝色证件装在口袋里，浑身发抖。我们坐在手提箱上，等着。叫喊、枪击、殴打、喝斥，我真想捂住我的耳朵，可是不允许。我们就这样等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
8、这群歹徒
突然，一个小男孩站在了我旁边，大概和我一样高，也许比我高一点儿，他穿着一件大大的外套，带着顶帽子，帽子不停地往下滑，他对我微笑着。我害怕得屏住了呼吸，这儿是不允许笑的，我迅速地回笑了一下。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吗？他看起来挺亲近。哦，是的，我认识他好长时间了，从小就认识，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应该叫斯蒂芬森，我们必须悄悄地。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圆石，他们不允许我们动，但是我们可以玩一种游戏，一种球的游戏。他把小圆石滑到我的手里，我再把它滑到他的手里。来来回回，一遍又一遍。小圆石潮湿了、暖和了，非常顺非常流畅，已经在我们的掌中游刃有余了，我有朋友了。
突然斯蒂芬森走了，他看见他妈妈被一个穿制服的人推上了卡车，他跑向她，什么东西在我们脚下咔嗒一声，斯蒂芬森倒下了，他跌倒了吗？他为什么不起来？我看到他的脚，他的鞋太大了，鞋带没有系，那一定是鞋绊倒了他。小圆石从他张开的手里滚出来，滚到鹅卵石路上，躺在那儿，静静的。像斯蒂芬森一样静静的，他为什么不起来呢？我明白了，从他衣服下渗出的红色的细小溪流，我明白了。
他们把他拖走了。
“妈妈……”
“孩子，别看，”妈妈低声说，“别看。”
“我们有身份证了，”父亲骄傲地低声说，“真的得到了，是真的。亚利安人的身份证，你的名字，亲爱的，现在叫里戈卡。我们现在也有藏身处了，很不错的地方。”
他们又开始坐在桌边谈论了，声音非常低，神秘花园地，以防别人听到。我坐在我的藏身处———桌子下，听着。
“里戈卡。”我妈妈咕哝着，“我怀疑孩子能记住吗？L…I…G…O…C…K…A。我们必须得把它钻进她的脑袋，我们的命运就靠它了。
可我的名字叫赖伯宁，我不要这个新名字，我叫赖伯宁。
“里戈卡。”妈妈又说了一遍，她叹了口气，擤着鼻涕。
“这要花费多少钱？”她低声说，我从桌子下面窥视着，妈妈向四周看了看，但是没有人注意她，她们都有各自的事，墙角的一个女人正在洗头发，其他两个女人正辩论着什么，一个瘦瘦的满脸胡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直直地盯着前方。
父亲耸耸肩，“我们几乎有了每件东西，”他说，他的声音中含着隐隐的苦痛。他轻拍着妈妈的头发，妈妈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
“我不想叫里戈卡！”我大声说道，“我叫赖伯宁，像你们一样。”他们把我从桌子下拉出来，竭力地劝说我。他们和我一起练习我的名字，直到我筋疲力尽。我爬回桌子。他们接着又谈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已经不再听了。我蹲在桌子下，想起了斯蒂芬森。
我们总是在等，而且什么也等不到。我们日日夜夜地等，没有人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像商品一样被分类，不停地被分类，经常沿街道排成一排，沿房屋排成一排。许多年纪大的人已经染了头发，这使他们看起来年轻些，以免遭驱逐，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工作。但是年轻也并不是保障，任何情况都没有保障。我们没有权力，我们的证件被他们检查，根据只有他们才懂的规定随意地作着决定。有时候，轮到了女人，下次可能是男人；有时候是老人，下一次又可能是年轻人。恐惧使我们麻木，因为你做的每一个举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犯了错。一切都被禁止，我们从不知道是否即使什么也不做，也会被禁止，我们也不知道子弹随时会从哪个方向飞来。我们努力地看起来像岩石一样，像墙壁一样，努力地像不存在一样。从来不敢放开紧握的手臂走路，如果放开手臂，它立刻就会被打掉。人们走了，几乎就不再回来，你所熟悉的面孔，现在也已经都不存在了。
爸爸现在不在了，他去哪儿了呢？“普拉佐”，妈妈说，她站在炉边，正在找她刚刚放在围裙口袋里的一段洋葱，我看见那个瘦女人拿了它，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很高兴因为她没有洋葱，我就什么都不用吃了。普拉佐……我知道那个名字，是一个集中营，他们把人们装到卡车上，然后拉到这个集中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听他们说起过这个。我听着妈妈自己抱怨着什么，“这群歹徒，”她咕哝着，“窃取我仅有的一点食物，抢走我穿在身上的衣服。”
自从祖母走了以后，我们就不再缝纫了，我几乎没有什么可穿的，我的衣服都破了，太小了，妈妈那些漂亮的衣服几乎都被偷光了。
“爸爸会回来吗？”我知道我不应该问，但是我真的想知道。
妈妈没有回答。
她给我穿上我的红外套，跪在我面前，仔细地给我扣每一个扣子。她的手在颤抖，“来”，她说，“拿着你的手提箱，我们要走了。”
我脑海中的声音提醒着我，但是我不敢问妈妈要干什么，她也提着一个手提箱，胳膊下还夹着一个大包袱。
“快点儿，”她说，我们走下漆黑的台阶，经过发出臭味的卫生间，我捏住鼻子，赶紧跌绊地走过。妈妈紧握着我的手腕，拉着我走。
街道上穿皮靴的人来来回回地走着，他们交谈着，大声笑着，我停了下来。
“快点儿！”
躲过了穿皮靴的人，他们太专注于谈话了，没有注意我们，我感觉抓在我手腕上的铁钳稍微放松了一点儿。
我们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又拐进后面的一个院子，其中的一个阳台上洗好的衣服在晾衣绳上拍打着，咕咕的鸽子蹲坐在潮湿的过道上。
“到了。”
她把我拽进门口的房间。
9、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站在一间小店铺里，其他的人也都在这儿，他们带着手提箱和包裹，像每次一样，没什么不同。
可这间店铺是新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间店铺，我仰起头四处看，屋子中间的货架上、桌子上，摆的都是毛刷、画笔、瓶子、桶，还有画，到处是画；每样东西都色彩缤纷，大板条箱里装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粉，红黑、金绿、天蓝……
我把手指蘸到亮黄色的粉中，在脸上涂抹。妈妈把我的手拉开。
“不！”我尖声喊叫。
她把我拉近她，紧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站在柜台后面的矮胖的男人，从墙上拉出一个抽屉，商店的墙是由许多个抽屉组成的，他拉开下面一个稍大的抽屉，他蹲在那儿看起来很滑稽，现在抽屉的位置已经成了一个黑洞。
“从这边下去，快点儿！”这个人说，即使喊也是低语。
人们带着他们的手提箱、包裹跳了下去。
现在他们要我跳，我不跳，我害怕得后退，我贴住妈妈，紧紧地抓住她，我不想从那儿下去。
“你先跳！”那个人对妈妈吼叫，“快，快点儿。”
我不让妈妈走，但是一只手抓住了我，另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
妈妈消失在黑洞中，我奋力地挣扎着，又踢、又打，绝望地挥动着我的胳膊。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鸽子的咕咕声那么大……
然后他们放开了我，有人重重地推了我一把。
我掉下去了。
我掉下黑洞里去了。
四周一片漆黑，像夜晚一样漆黑。我躺在潮湿的腐烂的稻草上，它粘到我的手上，我的脸上，味道非常难闻。其他在商店里的人也都在这儿，都是一些陌生人。
妈妈在这儿，她把我抱在臂弯里，给我嘴里塞了一块烤干的面包，面包又湿又粘，我吐了出来，开始大哭。
“嘘！安静点儿！”有人愤怒地说。妈妈用手堵住我的嘴。
渐渐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能辨认出隐藏在这儿的其他人的模糊的轮廓了。
沿着墙向上的地方，是一个有木栅的小窗户，透过脏兮兮的玻璃，你偶尔能辨认出川流不息的脚的形状。我听见咔嗒咔嗒的脚步声，还有鸽子的咕咕声，咕咕、咕咕、咕咕……
非常冷，我快要冻僵了，我真希望回到厨房的桌子下面。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探察一下，看看我们究竟在哪儿。一离开妈妈的大腿，我就在潮湿的地面上到处爬。我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样东西，又冷又硬，我用手碰它，有肚子，有喉咙……像一具僵硬的人体，一具死尸！小虫子正从它的肚子里爬出来！我惊骇了，一阵强烈的恐惧袭击了我，我失声尖叫。
我生命里的第一次尖叫，那么尖锐，那么刺耳，也是我最后的一次尖叫。他们像千百只爪子的章鱼猛扑向我，抓住我的胳膊和腿，控制住我。他们把手捂在我的嘴上，想使我透不过气来，我已经不能呼吸了，我开始失去知觉了，再也无力与这些手抵抗了，我越来越弱。我听见妈妈类似低语的喊叫的乞求声，像透过一层雾传了过来，“放开她，求你们放开她！她不会再叫了，我发誓她不会再叫了，再也不会了！求你们放开她！”
妈妈用力扳那些捂住我的手，这些手松开了，最后终于放开了。我挣扎着呼吸空气，喘息着、呕吐着、呼吸着，我又活了。
外面，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鸽子的咕咕声。
过后，妈妈把我带到尸体旁：“这只是裁缝的假人，不要害怕。”
她害怕的时候总是这么说。
几小时过去了，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可能几个月都过去了。生活在这片黑暗里，时间似乎已经停止了。我不知道我们在那个杂乱的黑洞里呆了多久，我从来也不想知道。妈妈想让我喝一杯甜奶茶，叫作巴瓦尔卡。我吐了出来，这东西非常难喝。
有个男人递给妈妈一个瓶子，在我能起来反抗之前，他们已经把液体倒在了我的嘴里。很热，刺烫着我的舌头，“茶里加了伏特加，”这个男人低语，伏特加的味道非常难闻，可喝起来不错。温暖传遍了我的全身，甚至连我的恐惧也变得模糊了。没过多久，我就完全放松了。
一次又一次，我听到我们头顶街道的喊叫声、枪击声、狗吠声———他们在搜捕。人们猛烈地敲打着头上地板的开口处，我们辨认出这些敲打和乞求声了。“我们知道你们在那儿，”他们叫着，“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去吧，救救我们吧！”
我们呆在那儿，不敢动，不敢出声。我们不能让他们进来，他们哀号着、乞求着、哭喊着。在我的周围一片哭泣声，他们像狗一样哀号着。
“同情同情我们吧！莎拉，让我们进去吧！是我，你妹妹，瑞赛尔，是我，约瑟夫！你的约瑟夫！打开吧！救救我们！是我，罗萨！”
我用手堵住了耳朵。
然后，一切变得非常平静。只有鸽子的咕咕声。
10、强制性的再定居
我听见我身边的陌生人在轻声地哭。“我的妹妹，我的小妹妹，”一个妇女的声音嚎叫着，“天啊，罗萨，罗萨……”
他们都兴奋混乱地低语着。“那是我妈妈，”他们呜咽着，“我的兄弟，我的朋友。”现在他们就要死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其他的人进来？
“所有的人都进来，就没有地方了。”妈妈低声说，“那样我们就会窒息，他们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让他们进来，这里其他的人就会袭击他。”
在灰白色的黎明中，我紧握着妈妈的手，在黑暗中几乎已经失明了。我离开地窖藏身处时，已经四岁了。
天气冰冷，灰色的天空，街道空空的，房子也空空的，死去的人寂静无声。
许多手提箱、包袱散落在人行道上，还有一顶帽子、手提包，血痕染污了灰色的被践踏了的雪。一群工人正在打扫，把手提箱扔到手推车上，把血迹斑斑的雪攒成堆。
我不再清楚我在哪儿，我是谁。
“你现在叫罗玛·里戈卡，”妈妈低声地凑在我耳旁说，“不要忘了，永远都不要忘，不论发生什么。”
这群工作的人围住了我们，一切都在不引人注意当中完成，他们迅速地把我抱上车，把我放在手提箱当中，把一条毯子扔在我的头上。他们哗啦哗啦地清理着桶，车的轮子在鹅卵石上弹跳着，我听见扫帚咯吱咯吱有规律的声音，扫着带血痕的雪。我们摇晃着通过这扇大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雅利安人世界的大门。
在我们的身后，是一个几乎已经完全为人所弃的犹太人区。
就我而言，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
我和妈妈离开犹太人区是在1943年3月14号，几年以后，在我听到或看到《辛德勒的名单》以前，就明白了这一天的意义。
1939年3月3日，成百万的犹太人居住在波兰，远远超过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数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城市里，犹太人占到波兰总人口的14％。在14世纪，波兰伟大的卡西米尔国王把犹太人带到他的国家，以促进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只有一小部分犹太波兰人被同化了。
迅速地，在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之后，他们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法令，来管束犹太人。他们要求犹太人登记，发给不同的身份证，并强制犹太人戴上戴维王之星。犹太人的银行存款被冻结了，财产被没收了。犹太人不能再有偿地被雇佣，不准犹太人旅游、开车，养宠物，某些街道、商店、饭馆也不许犹太人进入。
强制性的再定居开始了，犹太人被强迫定居在城市最破旧的地方，他们也可以离开这些“居民区”，但惟一的办法就是做苦力。他们远离城市其他人口，他们不得不工作，为了那低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甚至于没有工资。他们在生产德国人备战所需的食品工厂里工作，或者做其他仆人的工作。过分的拥挤、饥饿、疾病、流行病和死亡是犹太人区每天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在战争开始的阶段，大约有60，000犹太人生活在克拉科夫城，估计有225，000人生活在克拉科夫省，克拉科夫的韦沃德什普。只有15，000在战争中生还，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波兰人的帮助。
1941年3月，克拉科夫城的犹太人被塞进大约320所破旧的即将坍塌的房子里，过去是工人居住区，在维斯图拉河的右岸。最初犹太区大约住着17，000居民，后来在1941年5月，克拉科夫城郊外的犹太人也被安置在了这里，“每个窗口”的人数从3个增加到4个，卫生条件极差。
处在严密监视下的犹太人区，最初由墙包围着，后来又在上面装上了倒钩铁丝网。没经允许，一律不准出入，否则就要被处死。继续增加的残酷强制的手段，恶意残忍的围捕占据着犹太人的生活，整日整夜。只在1941年秋天，就有大约2000个犹太人被驱逐或被当场杀害，尤其是那些没有证件或没有工作的，这些大多数都是正统的犹太人。
11、“无犹太人”区
1942年1月，万塞会议的召开决定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驱逐早已经开始，但是到那时侯仍没有商订办法来清除犹太人。
1942年6月，无数的犹太人被射死在克拉科夫城的犹太人区，紧接着在随后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中，德国人开始实行他们的最后政策———驱逐，成千上万的人被聚集到一起，直接运到灭绝集中营，并在那儿，残酷地杀害了他们。而这仅被德国人视作他们行动的开始。
1942年10月28日，另有6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德国人把大约12，000到15，000人抓捕到了灭绝集中营。留下的被驱逐到帕兰斯索集中营，刚刚在城市边缘的两块被毁的犹太人墓地处建立。
同月，犹太人反抗组织ZOB炸毁了城市中心的斯格纳瑞咖啡店，埃斯普兰达，还有斯卡拉影院。
1943年2月，残酷的SS温特斯图姆班福尔·阿蒙哥特接到了来自帕兰斯索的命令，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急剧上升，从2000猛增到25，000。许多人都被活活地饿死，也有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累死，还有的被疾病折磨死，抑或被残忍地打死，许多人眼巴巴地被哥特人凶蛮地杀死。
现在已减少了的克拉科夫犹太人被分成了两区：A区、B区。A区是有能力工作的人，B区是没有能力工作的人。
为了节省弹药，仍旧剩下的犹太人区的孩子站成一排，然后每个用一发子弹打死。安全武力的人，配斧头和铁棒，他们负责彻底清除任何隐藏在犹太人区的生存者，这些被发现的或者被打死，或者被发配到普拉佐。
1943年3月13日11点钟，接到SS奥伯格鲁盆福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