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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说得好听罢了，真让他下床干起来，早就什么都不顾了。”沃利梅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一直谈到半夜才走。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样。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 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着他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保尔看不见他，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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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色的眼睛，体格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他的模样跟保尔刚同他见面时想象的完全一样。天黑的时候，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庄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 太空中传来一片杂音。 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啁啾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看样子是在近海）发报。 一片嘈杂声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声音：“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 疾病割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又冲了进来，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强有力的脉搏。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烁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全睡了。 达雅在睡梦中不安地嘟哝着。 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 保尔很少见到她。 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空闲时间就越少，于是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就不能常见面。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彼此不会嫌弃，二是没有时间吵嘴！”
他怎么能反对呢？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 过去，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 那时候比现在有更多的温暖，更多的体贴。 不过，那时候她仅仅是个朋友、妻子，而现在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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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 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力。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失明夺去的东西，无线电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幸福。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 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弧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 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它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和人。 又是共青团员们顶住天灾，顾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进了闸门。在这场艰巨的抢险斗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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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 潘克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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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 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 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 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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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 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你放心好了，小姑娘。 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 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 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 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 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 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 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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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 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 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 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 他们谈了很久。 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
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 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 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 写写就会串行。 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 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 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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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 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 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 母亲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
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 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 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 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 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 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非常懊悔没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 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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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
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
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 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 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 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 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 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 她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 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感到惊讶。 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所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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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干下去，朋友！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 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 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着难忘的往事。 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皱起眉头。“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 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 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出血。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 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 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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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章写成了。 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
，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 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这是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 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 如果失败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加工还可以挽救，他一定会发起新的进攻。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紧张的等待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待过来信。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 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回音。出版社的沉默逐渐成为一种威胁。 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也就是他的灭亡。 那时，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 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此时此刻，郊区滨海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铁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过去了，正当期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同儿子一样焦虑的母亲一面往屋里跑，一面激动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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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 电报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欢腾地跳动起来。 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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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读者拿到这本书，不免会有些奇怪：篇幅不大，又是部文学作品，何以要这么多译者合译？
颇有点史无前例的样子。这话不错。 这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遗迹。时间要推回到十八年前的１９７６年去。“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不仅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同样一塌糊涂。 书荒严重，大人小孩都无书可读。 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约请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从俄文原版翻译此书。当时我正在那个组工作。 大家闲了那么些年，如今有活儿干，当然都很高兴。 但是那个年头，知识分子还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由哪一个人或少数人来承担这项工作，显然有悖于集体主义精神，所以决定全组十名成员都参加。 单有集体主义还不够，知识分子还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 于是又分出几页来，请工农兵学员译。 工农兵学员也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一起讨论，一起译那几页东西。 尽管如此，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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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稿仍不能用，只好搁置一边，另起炉灶。 不过出版时把工农兵学员带上，用了一个很长的署名，叫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７２级工农兵学员合译，算是完成了结合。这次再版情况不同了，工农兵学员似乎不必再挂名，集体署名也不再必要。 况且当今大家都讲究个著作权署名权什么的，也不好亏待了谁。 干脆如实反映当时的情况，把各人所做的工作都说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样，就出现了那么多人都署上名的事。一部文学作品由那么多人来合译，我现在不认为是适宜的。 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做法，倒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 在合作得很好的情况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对提高译文的质量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不过事情既已过去，今后又不打算再这么做，不说也罢。当时翻译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个人写的。 说它好也罢，不好也罢，全书是统一的风格，尼。 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人的风格。 如今十个人译，哪怕个个都是高手，各人总还有自己遣词造句的习惯，译文风格弄得五花八门总不是个办法。怎样使全书译文的风格一致起来？
当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开译之前拿出一节来，人人都译，然后传阅讨论，看译文有什么差异，再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原文风格的标准，以后分译的时候，尽量摆脱个人的好恶，努力朝这个标准看齐。 二是初稿译出来之后，来一道互校，把自己认为在理解上、风格上、译名上、体例上需要商榷、需要统一的地方都提出来，供以后加工时参考。 三是确定三名同志从头至尾对全书译文进行一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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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三校。 一校侧重把正确理解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二校侧重把妥善表达原文的关，兼顾其他；三校则总揽全局，什么都管，并且对前面几道工序提出的种种译文方案作出“终审裁决”
，一锤定音，为全书定稿。 当时我担任三校的工作，事先跟组内同志说妥，既然让我做这工作，最后只好统一于我认为合适的标准。 难免有不妥之处，只好请大家包涵。 这也算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吧。 当然，我决定完稿之后，还要返回到初译的同志手里，请他们认可。 不过译文既已经过几番折腾，初译的同志一般也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翻译中的再一个问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有梅益同志的译本，流传既久，影响也大，而且译文质量有口皆碑。我们既不能抄袭他的，又不能视而不见，拒绝学习他的长处。于是决定，开头还是先独立把初稿译出来，然后再对照梅益同志的译文，如果两种译文差不多，或我们自认为译得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