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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时难别亦难
1934年11月4日，大别山脉已经到了寒冷的季节，山民们屋中的火塘烧起了柴火，红色的火焰正在驱逐着严寒。
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东西转战到达葛藤山时，恰好遇到当时留在鄂东北养伤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奉鄂东北道委之命，扮装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及时送来了郑位三写的一封亲笔书信。信的大意是：由中央苏区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已到道委驻地……并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大计！
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鄂豫皖省委多次书面提议、吴焕先也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这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多么使人兴奋而又急切的消息啊！
然而，红二十五军眼下要奔赴鄂东北，敌人的严密封锁，沿途的艰难险阻，已很难以穿插突破。东北军刘瀚东第一○七师、牛元锋第一○九师、吴克仁第—一七师和八月间调来的一二九师，早已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等县交界地区，构成了重重封锁，等于设下了天罗地网。上官云相指挥的五个“追剿”支队，如同几条疯狂的猎犬，紧紧跟追在后……
为了争取时间返回鄂东北，徐海东和吴焕先决心以出敌不意的快速行动，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区域，突破敌人的封锁防线，奔赴鄂东北！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把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和比较笨重的行李挑担，暂时都留了下来。11月6日晚，全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
7日，以突然袭击的勇猛动作，将驻守于商城以南汤泉池之敌一○九师牛元锋部工兵营全部歼灭，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遭敌一○七师刘翰东部两个团堵击，经过一番激战，终将敌人击退，继而突破第二道防线。当夜，即从白雀园以北穿过第三道防线。接着，便在白雀园与仁和集之间边走边战，强行越过潢麻公路，也是第四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东南五十里处的胡山寨，稍作休息。
两夜一天之内，紧急行军二百余里，途中经过几次激战，部队已十分疲劳。谁知刚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敌一○七师、—一七师各两个团，以及第四“追剿”支队（六十四师三个团）、第五“追剿”支队（六十五师三个团），总共十个团的兵力，都紧紧跟踪而来，分别从东面、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也乘飞机在战场上空亲自督战。几架急如巨风的敌机，临空实行轮番轰炸、扫射，情势万分危急。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陷入此种境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已不可能。红军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如果以“走”仓促转移，势必更加被动，不但不能完全摆脱敌人的尾追，很有可能遭到覆没的危险。到此地步，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有坚持到最后的那么一下，以英勇顽强的生死搏斗，打垮或消灭一路进攻之敌，方能争取到一线生存的希望，趁机夺路而“走”！
徐海东和吴焕先当时就看准了这种“势在必打”的情势，定下了“以打取胜”的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们一面命令红七十四师三个营坚决扼守胡山寨高地，牵制和消耗敌人两个“追剿”支队的正面进攻；一面采取灵活的迂回穿插战术，抄袭敌人一○七师、一一七师的侧后，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
这时，敌“追剿”支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至胡山寨上空低旋督战，另有飞机三架在胡山寨上空狂轰密炸，并用机枪扫射红军阵地。战斗空前酷烈，胡山寨上烟雾腾腾，硝尘滚滚。刘镇华的四、五追剿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胡山寨猛攻，有一个团已冲到胡山寨东侧下之方湾的后山上。这时，双轮河集上的东北军在双轮河城墙上，向胡山寨方向开炮，炮弹正好落在正向胡山寨进攻的刘镇华的军队中。双轮河的东北军炮击了一个多小时，把刘镇华的军队炸死了一百多人。只等刘镇华的部队吹起了联络号，东北军才停止了炮击。这时有一连敌人在当地民团的带领下，摸到胡山寨东南山脚下的清塘洼，胡山寨上红军一见敌人偷袭来了，急忙端起刺刀迎战，将偷袭之敌杀退。红军撤回工事，敌人以为红军指挥部设在胡山寨上，用飞机拼命轰炸，用大炮轰击，敌军成营成团往山上冲，红军沉着应战，等敌军冲近，就拼刺刀。战况愈来愈紧急，有一部分敌人已冲到寨东门的八卦山、寨南门的桃大山，红军跃出寨墙，发一声喊，用刺刀猛戳，在双方肉搏中，敌人的飞机、大炮、机枪都不起作用了。但由于敌人陆空配合，轮番攻击，来势又凶又猛，涌向阵地前的敌人越来越多，胡山寨危在旦夕。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向敌出击。军长徐海东亲率一个团，隐蔽地迂回到敌一○七师两个团的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打敌措手不及，迫使该敌向东撤退。接着，又集中红七十五师两个团协同猛攻敌—一七师两个团，该敌不支而退。这时战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固守胡山寨高地的红七十四师，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击，给敌两个“追剿”支队以重大杀伤，守住了阵地。乘此机会，红七十五师两个团集中力量，又一次向敌“追剿”支队六个团侧后猛攻；固守高地的红七十四师也乘机发起反冲击，将敌人压倒在一片低洼地带，纷纷溃散，仓皇逃窜……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终以“打”赢得了走的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危急局面。其英勇厮杀、激烈鏖战之场面，实属罕见。这次战斗，总共毙伤俘敌四千余人，红军亦伤亡数百人。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志修及二二四团政委光荣献身，红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负伤。战斗结束后，光山县党组织又积极为红军买猪买羊，帮助宰杀泡制、烹调做饭，一直忙到深夜，使全军普遍得以饱餐。战斗中负伤挂彩的二百多名伤员也有地方负责安置。
当晚红军迅速打扫战场，清点缴获武器弹药，不便携带的武器除留给当地便衣队，将四挺重机枪，七百余支长筒捷克式步枪卸掉枪栓，隐藏于云雾山下的水塘里。当即释放了全部俘虏，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得以继续行军赶路。
进入鄂东北境内，接连又奔走了一天一夜，到达光山县以西的花山寨，这才与鄂东北道委相遇。至此，红二十五军终于完成了奔赴鄂东北的紧急任务。多么艰苦卓绝的一段路程啊！
11月11日，省委连夜在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说来也巧，分散于各地的省委领导成员，这时大都从各处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唯独高敬亭留在皖西北，接替了郭述申的领导工作，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有半年之久的酝酿过程。3月中旬，吴焕先于三里城接到由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军委文件，就曾提出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当时也认真作过讨论。随后又收到中共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信中针对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并说，“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现存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的血手之下”！关于新区的选择，同时也提出了下列条件：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是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争取者；三是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资条件较为丰优。要求省委“根据这一原则以及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省委当时提出的红军主力暂不离开鄂豫皖边区、继续留在老根据地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新区的行动计划，在得到中央及军委的同意之后，即领导红二十五军转入汗创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半年来，经过在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的摸索尝试，都不是那么景气，如同昙花一现似的初开即逝。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地又屡遭敌人烧杀抢劫，人力物力都受到严重摧残，这种局面短时期也难以根据改变。因此，红二十五军是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还是实行新的战略转移，仍是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亟需作出果断的决策！
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程子华传达中央军委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认真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好在省委的两位核心人物，徐宝珊和吴焕先都直接参加了恢复和开辟两处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从始至终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同时也意识到在老根据地边沿建立新区的艰难曲折，思想上已逐渐考虑成熟，都想急于摆脱这种困境，他们以为红：二十五军虽然还能够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但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因此，省委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率红二十五军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从此以后，红二十五军也就开始了长征的历程……
出发前夕，鄂豫皖省委还曾给远在皖西北的高敬亭发出指示，决定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省委常委会议还就部队整编、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以及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等重大事项，都作了酝酿决定。省委决定由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继续担任军政治委员；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程子华不是省委成员，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并不知省委决定他当军长。他也是临危受命。
为争取迅速、突然地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即西移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强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根据省委决定，撤消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总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其中有七名女护士。同时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把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都妥善做了安置。全军指战员都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有关政治动员方面的事，吴焕先根据省委的行动意图，只是向指战员讲了讲当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明确而又巧妙、同时也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动员口号：一是“打远游击”，二是“创建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转战中，其中有七名女战士，在此值得一提。
军中虎将徐海东，被几个女看护缠在小路上，她们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又哭又闹不止。被军政委看到了。吴焕先把徐海东拉到一边，悄声问了问姑娘怎么了。徐海东不由咧嘴一笑：
“她们都在诉苦喊冤，告参谋长的状！”
吴焕先这才向着女护士们问道：“唔，戴季英欺侮了你们，哭得好伤心哟！”
“比欺侮还要厉害哩！”向以刀子嘴出名的周少兰，立即就放了一炮，“参谋长偏心眼儿，就偏着他的三寸金莲……把我们几个都给撇下了，不要了！”
姑娘指的“三寸金莲”实是戴季英当游击总司令时娶的爱妻。
周少兰刚满十八岁，个头不高，长长的脸颊尖下颏，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仿佛也会说话。她是六安人，两年前就来到鄂东北，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留在医院当看护。这个性情比较泼辣的皖西姑娘，把个身材比她矮小但又比她斯文些儿的女子，猛一把探到吴焕先的面前，赌气地说：
“你当政委的不信，就问问戴觉敏！”
吴焕先对戴觉敏最熟悉不过了。戴觉敏，家在红安县紫云区上戴家村，原是吴焕先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戴克敏的胞妹。农民运动兴起时，吴焕先就曾去过她家，参加党的秘密活动。那会儿，她还是八九岁的小姑娘。她的父亲戴雪妨，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列宁高等小学担任校长。这姑娘从小就跟着她的父亲，先在七里坪小学，后又在列宁小学读书，成为苏区的一代巾帼少年。她曾作为儿童团的代表，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召开的少共儿童代表大会，当选为少共儿童委员会常委。她1932年参加红军。在这一年间，她的父亲戴雪舫在一次空袭中为掩护学生转移而光荣牺牲，她的哥哥戴克敏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的罪名，秘密处死在新集。剩下她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仍在箭场河红军总医院当看护。现在又随同红二十五军转移出来，一块儿参加打“远游击”……
“参谋长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块银元，当作盘费，打发我们回家去呢……七哥！”戴觉敏哭哭啼啼地诉说了几句，又很亲切地对吴焕先喊了一声“七哥”。这其中也有一番情由：戴克敏的妻子，她的嫂子，原是曹学楷的二妹子；而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又是曹学楷的叔伯妹子。所以说他们之间多少也带点亲故，便喊上一声“七哥”，让人听了心酸。
“七哥”！戴觉敏不禁又喊了一声，“你跟参谋长说说，莫要打发我们回家，就跟着队伍好，我们老远跑了出来，走得动路，掉不了队……队伍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们听说……听说……”
“听说些什么？”吴焕先不由问了一句。戴觉敏这才道出真情：“咱们队伍里面，还有好几个娃娃，都没打发他们回家……”
“真格的！不信就去问问……”周少兰在一边作证，“小娃娃都跟着队伍，为啥打发我们回家？”
“二百二十五团的伙夫班，就有个小不点儿娃娃，一路都背在行军锅里……我们也不是没长眼睛！”另一个名叫曹宗凯的姑娘，以具体事例补充证实。
吴焕先忍不住笑了笑说：“我知道，知道！那个小孩子嘛，名叫匡书华，才十一二岁。呵呵……”他又把那小孩跟随红军的经过讲了一遍。说那小孩匡书华，原是光山县匡家湾人，村子被敌人烧光啦。他有个当红军的哥哥，名叫匡占华，把全村六七个无家可归的青少年，都领了出来参加红军。别的青少年都编入红军连队，唯独这个小兄弟年龄最小，个头又矮，而没有编入连队，只好跟在伙夫班打游击。部队过平汉路时，当伙夫班长的哥哥把小兄弟装在行军锅里面，一口气背了出来。
“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吴焕先冲着徐海东笑笑。
“我们也很特殊，你得拿个主意！”姑娘们都眼巴巴地瞅着军政治委员。
“七哥，你跟参谋长说说呀！大老远的跑出来，又打发我们回去，都不认得回去的路了……”戴觉敏一再央求说。
吴焕先不由得嘟了一句：“这个戴季英，连本家侄女都不肯带着……”
戴季英也跟戴觉敏沾点儿亲故，按辈数来说，觉敏得叫他“叔叔”！
“参谋长就是偏心眼儿！”曹宗凯在一旁撅着嘴说，“他就知道心疼自个婆娘，不把张桂香打发回家。我们都是大脚片子，哪个走不过他的三寸金莲？我们可怜巴巴的，不如人家张桂香吃香，跟上个参谋长也沾光，一路上走乏了，还可以骑个马的……呜呜，呜呜，都怪我们自个倒霉，没本事找个……找上个……好给人做个婆娘！”
“唉哟，瞄你这个姑娘，嘴上也不按个保险机！”吴焕先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啰好啰，都别说了，也别哭了……”
徐海东也在一旁咧嘴直笑。
曹宗凯这个皖西姑娘，顿时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满脸羞得鲜红，忙又背转身蹲在地上，捂着脸子偷偷地笑。这姑娘年方一十八岁，个头较高，人长得挺漂亮的，就是说话儿没个准头。她家远在安徽省霍丘县叶家集，两年前就到了鄂东北，留在红军医院当护士。她还是个响当当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哩！
“政委，你看这事……”徐海东面有难色地瞅着吴焕先出神。对于参谋长决定了的事情，副军长想要改变过来，至少也得当面打个招呼，商量一下。何况两人之间曾经闹过一些意见。戴季英乱肃反，徐海东跟他干过几次，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的。沉了一会，徐海东又说：“这几个女孩子，都是经过艰苦斗争考验出来的，她们的决心很大，非要跟着打远游击不可。是不是跟戴季英说说……”
吴焕先不由脱口而出：“有什么可说的！叫她们收拾好东西，跟着走也就是了……”
姑娘们顿时就像鸟窝里戳了一棍，叽叽喳喳地雀跃起来，都不约而同地笑着说：“咱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咋说也不能离开队伍！”也许是过分高兴的缘故，戴觉敏、曹宗凯、曾纪兰、余国清（后改名余光）、田喜兰等人，都把紧紧攥在手里的几块银元，就势往路边一撇，白花花落了一地，随后才拢拢秀发，拍拍身子，背上行李起程赶路。快乐而又天真的女护士们，似乎扔掉了被当作盘费的几块银元，就摆脱了被打发走的险恶命运，无不感到轻松欢快。
“哎呀，咱们是打远游击的，路上还要花销咧！”还是周少兰多了个心眼，急巴巴地跺了跺脚。
大家这才又拣起银元，十分珍惜地揣在怀里，忙去追赶队伍……
周少兰就是周东屏，后来和徐海东喜结良缘。
别了，巍然耸立的大别山！别了，鄂豫皖边区的父老乡亲！别了，这患难与共的鲜血染红的土地，红二十五军的摇篮！
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与大别山分手了，离别了！指战员听到“打远游击”的口号，嘴里虽然什么也不说，却都有别一番滋味在心头。包括吴焕先在内，心里也是一波又一波地翻腾着，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说来也怪，省委在研究这一重大战略行动时，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决果断，心情也是那么迫不及待，但在临出发的时候，反倒又不是个滋味，增添了一缕难以排除的忧愁情绪。还在犹豫吗、徘徊吗、惆怅吗？谁也揣摸不透。与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警卫员姚小川、勤务员张海文，都只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