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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中好悲伤……
郎献民情不自禁地抹了眼泪。也不知是歌词内容使他伤心，还是军政委的苦口婆心使他感动。反正他哭了，哭得好悲痛哩！
这个东北军的优秀机枪射手，一年又五个月之后，担任红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觉得政委的形象很重要。他最早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以后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老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焘让他当游击总司令；沈泽民叫他当军长；他都觉得不如当政委更适应，艰难曲折的斗争磨练，“筷子里面拔旗杆”也拔出来了。眼下政治工作里面也要“拔一拔旗杆”了，政治委员的形象也要树一树！
红军初创时期的党代表，自从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这个职称仍然是崇高的，神圣的，权威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过那么一场鲜血淋淋的“肃反”之后，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们，给人所打下的烙印似乎又是冷酷的，无情的，残忍的！党在红军中至高无上的核心人物，各级政治委员的赫赫大名，总是跟“肃反”二字自然而然地扭在一起。令人尊敬的党代表，在许多指战员的心目之中，似乎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因为每一个政治委员的形象都是有鼻有眼，活灵活现就在眼前，包括戴季英和高敬亭在内，都被扭曲了原有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曲折罪过，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阴影，往往也很浓厚、蒂固，不会自动消失。赤胆忠心的红军战士，在敌人炮火下是英勇无敌、舍生忘死的，但有相当一批“还没有当够战士”的战士，就以为当战士“保险”，死也不肯担任领导工作，害怕沾上干部的边儿。就是入党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晓得加入的哪个“党”，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三党”！人错了门儿，同样跟着倒霉，会掉脑袋！有点文化知识或识得几个字的，宁肯把这点稀有珍宝暗自埋伏下来，让其完全作废，也不轻易显山露水，怕遭到意外的杀身之祸！许多师团营的领导干部，宁愿做个军事指挥员，冲锋陷阵而死，也不愿做个什么政委，招人讨嫌！由于这个缘故，各级政治委员、连队指导员，也很不健全，谁也不大乐意补这个空缺。
吴焕先当然是无所忌讳的。他在担任军长期间，没有直接参加“肃反”工作，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还曾从死亡线上挽救过几条性命，大家也是有口皆碑，称赞不已。相比之下，戴季英和高敬亭有所不同，很难取得指战员的宽容和谅解。豹子岩会师后的就职演说，不但无损于军政委的形象，而且很快赢得全军指战员的拥护、尊敬和爱戴！这，也许是他担任军长之时，就赢得的绝对权威，为他的职务改变作了应有的铺垫。这一切，都不过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的……
6月中旬，部队转入开辟边沿新区的时候，吴焕先为健全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增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很快就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常玉清、陈先瑞、田守尧、陈锦秀、刘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都担任了营政委、连指导员，逐渐形成一茬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这时，包括他在内的各级政治委员，全部深入到各个连队，埋头从事实际而又具体的政治工作。省委提出：“政治工作到连队去”的口号，就是他们借以克服不切实际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变政治工作者形象的行动准则！每个连队普遍进行了“怎样组织和武装群众”、“怎样分配土地”的教育，全军指战员积极投入了发动群众、开辟新区的行动。
这一时期，吴焕先也建立健全了军政治部机关，成立了一支队伍精干的宣传队，唱歌演戏、刷写标语、喊口号鼓动士气，并做发动群众和瓦解敌军工作。军政治部印刷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并在靠近敌军的边沿区域路口，设立了“哗变士兵招待处”，或俘虏兵回去散发传单，或派便衣队秘密张贴标语，或派地方部队向敌人喊话鼓动。甚至还给驻扎在光山县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捎去红军的传单和标语口号。王将军看了后也默默无语。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一份标着“急！绝对秘密！”的军事训令之中，明确答复了鄂豫皖省委4月13日的请示报告，表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以“息县及光山、罗田以北，为新苏区的主要根据地及领导中心”；但同时也提到“只有积极地向外发展才能打破目前封锁局面”的问题。最后还提到这样一句：“中央苏区准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
但是，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红二十五军，想要凭借大别山脉一角，安安稳稳开辟一块新的红色区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敌人压根就不允许它的存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现像，顿时就会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像捕获猎物一般吞食干净。刚刚显露出一对头角的朱堂店、铁铺革命根据地，就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就在这时，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一百天“围剿”计划，使用了十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的兵力，其方针是“一面划区清剿，一面无限制的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敌人将鄂豫皖地区划分为六个“驻剿区”、一个“护路区”（平汉铁路），并以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击队”，对红军主力实行跟踪追击。敌人声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竞全功！”7月初，敌人即开始行动。
7月12日，敌—一五师姚东藩部、—一七师吴克仁部，协同护路部队一○五师刘多荃部一部，从东西两面向朱堂店地区大举进犯。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掌握主动，即由朱堂店向铁铺以东地区实行转移。红二十五军经由殷家冲转移的途中，于17日早晨到达长岭岗附近，发现敌—一五师两个团夜晚间就盘据在岭上，早晨一起来便架起几门追击炮，朝四下盲目轰击，几顶黑色帐篷也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徐海东马上与吴焕先政委作了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比较狭窄，敌人只不过是夜间借以宿营，并无工事可守。战斗打响后，两处连哨即刻被红军连窝端掉，长岭岗很快也被拦腰突破，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活动在附近的地方武装独立团（又称西路军）和游击队，也赶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满山遍野红旗招展，号声震天，喊杀声响成一片。军政治部拟定的战场喊话口号，这时也变作强有力的催化剂，从四面八方喊了起来：
“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兄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奉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
“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
在红军几面夹击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军纷纷夺路逃窜。红军乘胜追击，拦路截获部分逃跑之敌。绰号“姚二楞”的敌师长姚东藩，率残部遁逃而去。
长岭岗一仗，给了东北军当头一棒！敌—一五师六四三。六四四两个团，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战后，该师残部即调往孝感休整，师长姚东藩亦被撤职。两年之后，张学良将军仍念念不忘此事，说二十五师在大别山一伸手，“姚二楞”就垮了！
战斗中总共抓得四百多名俘虏。吴焕先这时又发动各级政治委员和连队指导员，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别对俘虏兵进行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其能够为红军服务。随后又留下一大批东北军士兵，其余的全部发给路费，予以释放。战斗中缴获的捷克式轻机枪一百二十多挺，步马枪八百余枪，也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步马枪。不少的战斗连队，都配备到九挺轻机枪，平均每个班一挺，全军上下，战斗情绪都十分旺盛。多打胜仗多缴枪，对于改善劣势条件下的红军队伍，确实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徐海东和吴焕先随后又采取飘忽的游击行动，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与敌进行周旋，搞得敌人晕头转向。8月初，红二十五军转向罗山、黄陂、孝感交界地区活动。当敌三个“追击队”和三十二师及一个独立旅，对红军主力再次实行合围之际，省委考虑到继续留在这一带活动将很不利，遂决定红二十五军转向皖西北地区。敌人的合围计划，还没有完全部署妥当，就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地区熊家河，即回旋活动于商城、六安、英山之间的广大区域。其间，摧毁了不少的民团堡垒围寨。8月25日，于独山郝家集打退敌十一路军独立旅的进攻，毙伤俘敌五百余人，缴枪三百多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这时，为扩大红军主力进入皖西北境内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攻打英山县城。部队试探性地攻了一下，发现城内驻有敌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一个团，还有不少的地方民团，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如果冒险硬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徐海东一看不能攻打，就把部队撤了下来，立即建议省委改变作战计划，与其以很大伤亡攻打英山，不如远距离奔袭，攻打一下太湖。太湖是敌人的后方，防守兵力薄弱，远程奔袭，出其不意，也有一定的胜利把握。一旦攻下该城，政治影响比起英山更大！徐宝珊和吴焕先都以为很有道理，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决定远程奔袭太湖。
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向来都是十分紧张的、繁忙的，但又是异常热烈的、兴奋的！吴焕先每到一个连队，都少不了向战士们鼓动几句：“同志们，东北军给我们改换了武器装备，可我们目前还是缺吃少穿，英山县城的敌人又不肯供给，怎么办呢？听说太湖的县太爷拥有不少的物资，就看我们去不去领！要去的话，大家都把鞋子收拾利索一点，今晚上就要甩开膀子，磨磨脚板咯！”战士们也都习以为常地回答：
“甩开膀子磨脚板，一夜走它百二三！”
部队完全采取“昼伏夜行”的秘密行动，于9月3日傍晚出发，当夜行军九十余里，进至太湖西北的回龙湾，集结隐蔽起来。4日下午，继续行军一百三十余里，正时拂晓时分，以极其神速勇猛的动作，一举攻占太湖县城，歼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了大批棉布、粮食、药品等物资。战后，全军每人都发到一把雨伞，当时部队经常露宿野外，雨水又多，没有防雨用具，指战员们都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小房啊！”
天亮以后，吴焕先就写了一份“红军攻占太湖县城”的战斗捷报，由文印员刻出，满县城张贴。宣传队也走上街头，演唱红军歌曲，进行口头宣传。当天，军政治部就组织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县城内外，一片欢腾。其声势影响之大，遍及附近几个县境。“太湖、霍山许多地方群众，自动抗租子和高利贷；潜山、宿松一带起来杀反动，打游击；合肥、屯溪发生了很大的抗粮暴动；这些地方的穷人自动跑来参加红军！”远程奔袭、攻克太湖的胜利，极大地鼓舞、振奋了军心民心！
之后，红二十五军即遵照省委的决定，转到太湖与英山交界的陶家河地区。这时，全军两个师分别展开活动：军长徐海东率红七十四师南下蕲春县张家（土旁）一带，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军政委吴焕先则率领红七十五师，就近在陶家河四周乡村，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很快就开辟了一小块新的区域，使部队有了立足之地。这一时期，先后成立了陶家河区委和两个乡政权，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为贫苦群众分配了土地。但是，这一块新区的开辟，并没有给吴焕先带来新的喜悦，新的希望，反而增添了不少的烦恼。有时候，动不动就大动肝火，碰到谁就在谁身上出气。甚至，连徐宝珊也感到莫名其妙。
有一次，吴焕先叫军部交通队绑了一副担架，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随时跟在徐宝珊身边，以便应付意外情况。谁知徐宝珊不但不领这个情，反说他多此一举，虚张声势！吴焕先也不肯相让，怒气冲冲地说：“这事不属于你的职权范围，你就别加干涉；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别管！”居然在众多战士面前，弄得省委书记下不了台。徐宝珊过后找他谈心，不由问道：“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这两天火气很盛！”吴焕先沉默了许久，随后才忧心忡忡地说：“不是我的火气盛，也是没有法子，感到前景不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开辟了这一块新区，纵横也不过三十里，这叫做什么根据地！敌人一个包围进攻，很快就得完蛋！你说，我不为你弄好担架，到时候……谁吃罪得起？”
“呵呵，才是这么回事！……”徐宝珊似有所悟地笑了起来。
这一时期，徐宝珊那么一副久病的身体，似乎也好得多了，能够跟随部队一起行动，平常就住在军部。郑位三、戴季英、郭述申等省委常委，平时都是各在一方，独当一面，每召开一次会议也很困难，给省委领导工作带来许多不便。鉴于这种情况，徐宝珊也只好仿照沈泽民生前的领导方法，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担负起省委的领导职能。因为省委一直没有建立党的军委会领导机构，有关部队作战行动的决定和开辟新区工作方面的问题，他也只能与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同志互相进行商讨研究，及时做出相应的决策。决定放弃进攻英山、改为奔袭太湖县城，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徐宝珊对于开辟陶家河根据地的前景，似乎也怀有一种忧虑之心，不无感慨地说：“将近两个月了，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每天总是飘忽来飘忽去的，在一个地方也待不了多久。陶家河这块地方，物资倒是富足，群众条件也好，就怕敌人发动围攻，说不定哪会儿又得挪窝！看来，确也不是长久之计……”
“是呀，飘忽来飘忽去的，总得有一块比较巩固的区域。陶家河这块方圆不过三十里的新区，看来也只能住上个把月，时间长了，势必招致敌人的围攻。我们现在转到了皖西北，谁知鄂东北那边又变成什么样子……临过来时，就听说反动民团都编成了收谷队，准备下手抢割稻谷，完全断绝群众的粮食。长此下去，总是飘忽不定，队伍发展壮大不了，新区域怕也巩固不住，这个问题得认真研究一下！”吴焕先一口气道出了他的基本看法，也是他所以感到烦恼的实质所在！
徐宝珊也不由皱起了眉头，边想边说：“根据地被敌人压缩成几个小块，到处都是一片封锁的罗网，碉堡围寨林立，反动统治严密。屡遭摧残的根据地境内，土地荒芜，村舍成墟，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到了这种地步，看来也难以继续恢复！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新区，并不十分景气，到头来也无法巩固。唉唉，这一场生死的阶级搏斗，看来是到了最后的吃紧关头……”
“中央不是说派人来么，已经三个多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吴焕先不由问道。
“谁晓得怎么回事？军事训令上写了那么一笔，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徐宝珊也是忧心忡忡。无奈又感慨多端地唠叨起来：
“东北军欺人太甚！九个师压到鄂豫皖还嫌不够，忙又调来个一二九师，整整十个师了！简直逼得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毫无喘息之机。有朝一日，看看这帮家伙怎么去见家乡父老？他们还有脸回去吃大豆高粱么？”
是啊，东北军十个师大兵压境，毕竟是压在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敌。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将军，为继续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围剿”，遂于10月初又一次调整加强了“追剿”部队的兵力，将原来的四个“追击队”改编为“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下辖五个支队（总共十六个团），由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张学良三个月“围剿”计划的最后一天。驻扎在鄂豫皖边区的十六个师（包括一二九师）又四个独立旅的军事长官们，都雄心勃勃地期待着“双十节”的到来，好弹冠相庆，“以竞全功！”然而，恰好就在这一天，鄂豫皖省委于红二十五军的驻地——陶家河，郁氏祠堂内及时发布了一份《为粉碎五次“围剿”合劳苦群众书》，其中有这样几句口号：
“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我们穷苦群众唯一的正确出路！”
“只有参加红军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顶好办法！”
“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至此，张学良的三个月“追剿”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10月下旬，敌人集中三个“追剿”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羽翼下疯狂扑向陶家河。红军战士在牛背脊骨山上与敌大血战，敌机撂下来的炸弹把牛背脊骨山炸成一个一个窝坑，震动得陶家河居民房屋乱抖。无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立即撤离这一地区，途经古坊、凉亭坳，经过两场激战，遂又转而北上，转向南溪葛藤山一带，沿途留下了很多红军伤员……
大约七十年后，陶家河人民仍然想念红军，他们记住这里是红二十五军创建的方圆不到三十里的根据地。忽有一天，五个百岁老汉倡议，把群众捐献准备修庙的钱拿来修了一座红军纪念馆。为在牛背脊骨山上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迁了墓，并在郁氏祠堂门前徐海东拴马的梭罗树旁立一石碑：徐海东军长拴马树……
相见时难别亦难
1934年11月4日，大别山脉已经到了寒冷的季节，山民们屋中的火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