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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我能把你这两句话记下来吗？”
“值得记吗？我是随便说说的。”
“你善于抽象。”
“我第一次听说。”
“听庞主任介绍，你是搞绘图的。没想到你这个职业的人，抽象思维这么活跃。”
“任何一张图纸，拿出来分析，只剩下一条条线，再抽象不过了。”
真有意思！一个很有趣的采访对象，一个很好的开始。
采访，是一种苦差事。别看喜庆宴会盛典上，记者们上窜下跳，风头十足。他们吃闭门羹，见冷脸，被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难堪时节外人看不见。
像刘述怀这样的采访对象真是百年不遇。他没有拘束，没有戒备，不需“诱获”，更无须“审讯”，完全自觉自愿与你交流。这种交流式的采访，是采访的最佳境界，可遇而不可求。大记者们说这种可贵的交流采访，是一种愉悦，是一种享受，是人生一大乐趣。莫非，这福气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方芳高兴极了。
“我们怎么谈呢？”
“谈谈你对家庭的看法，怎么样？比如说，结婚以前，你理想中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理想中的家庭？我没有理想过。”
“或者说，设想中的……”
“我没有设想。”
“希望，希望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希望过。”
高兴得太早了！这个刘述怀怎么回事？恋爱了，要结婚了，对于将要建立的家庭——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居然没有想法，没有希望，这能叫人相信吗？
“不可能的嘛！年轻人谁没有自己的梦，谁没有自己的幻想。梦和幻，都包括了爱情和家庭。你也曾经年轻过——当然现在你也不老。我不相信你没有想法。刚才我还庆幸，找到了一个没有拘束的采访对象，现在我要考虑是不是这样了。”
刘述怀只是淡淡地一笑：
“结婚以前，我确实没有想过。我不是为了建立家庭才结婚，是结了婚才有家庭的。有了家庭我才有了一点想法。或者用你的话说，才考虑到理想的家庭应是什么样子的。我说的是真话。”
“好吧，不管前后吧，你说说，你理想中的家庭吧！”
她等着他说出这个“理想的家庭”。她原以为他会有什么精辟的见解；她原以为未来的通讯中可以用刘述怀马上就要说出来的话作为骨干材料来构架。不料，这位抽象思维挺活跃的采访对象，竟说出一句最没有嚼头、最没有诗意、最俗的话来：
“我理想中的家庭应该有两间房子。”
方芳发愣，这还用记？这也挨不上嘛！
“难道家庭问题只是房子问题？”你的抽象思维跑哪儿去了，方芳简直有点生气，合上了笔记本儿。
“两者之间有关系。”
“什么关系？”
“如果有两间房，夫妻一人一间，各人都有一个可以逃避对方的地方。这样的家庭就比较理想了。”
“为什么要逃避？夫妻之间要逃避，还叫什么理想家庭？”不合乎逻辑嘛！这人思想方法有问题，方芳想，没好说出来。
“我猜想——你还没有结婚。等你成了家，你会有感受的。”
方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没有结婚是一大缺点。它妨碍一个记者平等地向那些已婚的人进行采访。跟你说也白说，你能了解吗？然而，她不是轻易服输被人吓回去的人，八十年代的新女性，什么问题不敢探讨。她红着脸说：
“我结婚没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的职业是记者，我这篇稿子写家庭问题。我不能等结了婚再去写稿，我也不能为了写稿去结婚。”
一口一个我，显然地激动。
“对不起，我是无意的。只要你觉得有用，我可以对你讲。”那口气像大人对孩子，方芳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好像是为了表示歉意，为了表示对这位未婚记者的尊重，刘述怀拿起热水瓶去给她的茶杯续水。她欠了欠身，望了望杯子，那杯茶不知不觉中已喝了一多半。奇怪，杯子上的茶垢不见了，仔仔细细洗过了。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刘述怀平静地说，“比方说，我和我妻子，以前谁也不认识谁。经人介绍认识了，也就是说交了朋友，或者说搞对象了。怎么交呢？无非是半个月、一星期见一面。或者在公园里，或者在电影院，或者在饭店，或者逛大街。每次三两个钟头，长一点，五六个小时。双方都捡对方爱听的说，尽可能取得对方的好感。同时千方百计把自己的缺点隐藏起来。这不是虚伪，这是本能。动物也有这种本能，孔雀求偶还知道张开它漂亮的羽毛呢！”
“那就是说，你们相识的时候，彼此很满意？”
“可以这么说，比较满意。那时候，她不像现在这么胖，说话细声细语，给人印象，修养不错。其实，她脾气很坏，心眼很小，嗓门很大。”
方芳想笑，没敢笑出来：
“你认为她隐瞒了自己的缺点？”
“刚才说了，说不上隐瞒。只是接触不多，不可能全面了解。别光说人家，我也一样。我很懒，喜欢睡午觉，喜欢睡懒觉，没事儿喜欢躺着，常常不洗脚就上床。这些，结婚以前我妻子都不知道。并不是我有意隐瞒，而是没有必要去说。我总不能结婚之前就在公园湖边跟她谈判：我爱睡懒觉，我不爱洗脚。你可考虑好了：你要同意我睡懒觉，同意我不洗脚，咱们就结；你要不同意，咱们就吹！天下恋爱的人，有这么谈的吗？”
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笑了。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何至需要逃避？”
“这我也说不清。反正是一结婚，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形影难离，以前看不见的缺点全看见了。有些也说不上是缺点只是一种彼此看不惯的习惯而已。开始还能容忍，日子长了，越来越难以容忍。还有些连习惯也说不上，只是一些个性特点。比如，我这个人爱‘侃’，常常聊起来没完，也爱想，有时候喜欢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点什么。开始的时候，我妻子并不觉得这两项有什么不好。我爱‘侃’，她说我开朗；我爱想，她说我深沉。日久天长，她观点就变了。我刚‘侃’了个头，她就说，一天‘侃’到晚，有这功夫干点活儿好不好？我刚躺到床上点上一支烟，希望享受一点孤独遐想的乐趣。她就不高兴：一天到晚躺着想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理我我也不希罕！”
她不由得被逗笑了，他可没有笑。
“我们承认夫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谁也无需屈从谁。每个人都有权力维护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个性。这就需要空间，生存空间！如果每个家庭都有两间房，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那么，你不愿意看见对方的脸色，不愿意听见对方的声音，你就可以躲到自己房里去；你不愿意让对方看见你的样子，不愿意让对方听见你的声音，你也可以关在自己的房里别出去。”
“我不相信事情会这么严重。夫妻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不应该躲避。”
方芳话未完，脸已经先红了。想起刚才还被他齿笑过，此刻，一个未婚女子竟然给一个已婚男人讲起家庭八股来了。哪儿跟哪儿呀！
刘述怀仿佛没心思笑，抽着烟，皱着眉“侃”自己的：
“容忍意味着压抑。当你容忍别人时会感到自己的压抑。当你意识到被人容忍时会感到你压抑了别人。为了不压抑自己，不压抑别人，最好呆在自己房里。我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他不愿意每天晚上见到他的妻子。”
“那是俄国作家契诃夫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像天上的月亮，每天晚上出现在我的夜空。”
“是啊，那是契诃夫，咱比不了。他的妻子像天上的月亮，他都不愿意她每天晚上出现，他要自己的夜空。我的妻子呢？你见过了，她是好人，但肯定不是月亮。”
他笑了笑，苦笑。
她没有笑，也没有搭话。她忽然觉得自己冒冒失失地犯了一个错误。她看清了，或者感觉到了：这个被居委会主任推荐的和睦家庭，正潜伏着危机。
“我该走了。对不起，让你说了这些不愉快的话。”
“不，应该我说对不起，让你听了这些不愉快的话。”
她停立着，告别似的看了看这间小屋。忽然，她感到窗台上有什么地方跟上次不一样了，啊，原来是那只摆得不是地儿的痰盂拿走了，灰尘也掸了掸。啊，那个歪斜的镜框也扶正了，只在墙上留了一块发白的直角三角形印记。
出了大门，她伸出手去，由衷地感谢他：
“谢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
“恐怕对你的稿子没有什么用处。好在你还可以访问更多的家庭。千万个家庭就有千万个秘密，关起门来都是一部《天方夜谭》。”
他接过她的手，握了握。
她心里一怔。是这句话的份量，还是这只手的力量？她辨不出来。
七
“喂，你干吗呢？”
干吗呢，干吗呢，什么都好，就是话多。老爱问，干吗呢，干吗呢？干吗？什么也没干，坐会儿。这沙发太小了，怎么这么不舒服。喝杯热茶？还得泡去，懒得动，算了，反正一会儿就睡觉了。
这个厅也真是个厅，刚搬来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愈住愈小了？小鸽子笼，谁盖的？一室一厅，巴掌大，太没有远见。放了沙发放不下桌子，放了桌子放不下沙发。唉，要不是这块鬼地方，何至于买这么小的沙发，再加那么个小桌子……
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上班也够累的。回来没见也闲一会儿。出出进进，走马灯似的。其实，也没必要跑这么多趟。收碗的时候为什么不带块抹布？顺手擦了不就完了，又一趟擦干净了吗？那儿还有一点儿呢，菜汤？叫她回来再擦擦，算了……
有厅总比没厅好，知足吧，说是要卖房子，到时候买不买呢？买它干吗？一辈子就这儿，一室一厅？这几年盖的楼好点儿，都谁住了？反正轮不上我。反正我不买，就这儿，凑合吧！
这方桌就是小了点儿，真别扭。怎么看怎么别扭。什么毛病呢？是腿儿短了，是短一寸。是桌面小？是小，小多了，反正比别的小了一号，要不瞧着别扭。别扭透了。
“干什么呢？”
又问，又问，你该干什么，干你的去，干吗老问我。干什么呢？不干什么。有什么可干的，吃完饭坐这儿歇会儿。她进屋了，厨房收拾完就清静了。一天三顿饭，顿顿要吃，要收拾，真烦人。中国人什么都能改，改不了吃。光吃面包也是不行，也吃不起。那也不叫饭。那倒省事，不用炒菜焖饭，不用她忙忙叨叨地收拾个没完。面包也不脏桌子。
这桌子就是小了点儿。不，还不光是小，整个儿就不行。是腿太粗了。怎么搞的那么粗，那么笨？完全可以细一点嘛！细一半儿，对，细一半就轻巧了。桌子腿儿要是细点，那占地面积就小了，就不会叫人那么堵得慌，出气儿都舒坦得多。真蠢！干吗费这么多木头，弄这么四条大粗腿。十年前的家俱，是差劲……
“想什么呢？”
又问又问，想什么呢？想什么说得出来吗？织毛衣就织毛衣吧，老问个没完，没话找话。她怎么老织不完，又换了蓝线，给谁织的？她干吗不在屋里织？偏跑这儿坐着。这个灯也不亮，八瓦日光灯鬼火似的，唉，咱们就是省得不是地方，黑不溜瞅，憋气。没法儿不憋气。还老问，想什么，想什么？
“没想什么。”
旧了。关键是旧了。十年前的样子，是旧了。连块塑料贴面都没有，光木头板儿。现在少见了，这样的。漆得什么呀，太马虎，毛毛糙糙的。桌子角那块厚圪塔，瞧着堵心。真他妈的别扭。这样的桌子，也叫方桌！不知哪儿做的？设计的人没脑子！要是我……
“想什么呢你？”
“噢，问我呢，没想什么。”
挪个地儿就好了。挪那儿呢？就这么块地儿，往哪儿动呢？屋里满了，箱子还搁衣柜顶儿呢，它能进去？它动不了，就得在这儿呆着。沙发也没法儿动，就得对着它。要么你别管，你坐这儿就得瞧着它。躲不了。搬这儿就这么搁着，天天你得瞧它。要么你别回家，回家就得瞧它。沙发搬屋里去呢？搬哪儿？总不能把床搬出来？真不是玩艺儿，怎么买这么个桌子？也不知怎么想的，跑了好几家才买了它，真是的！
“每天吃完饭你就坐这儿半天。”
“是吗？”
“你自己不觉得呀，我可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觉得，我琢磨这桌子呢。”
“桌子怎么啦？”
“别扭。”
“我看挺好的。挺实用，又不占地方。”
“太小。”
“大了能搁下吗？”
“是啊，大了更堵得慌”。
“那你还赚它小？”
“主要是旧了。”
她还瞧呢，还没瞧够？天天瞧，月月看还看个没完。能看出个花儿来？
“是旧了。要不，换个新的。”
换新的？上哪儿买去？买了，还得找三轮儿拉。现在的平板三轮儿，比出租还贵。还不管往楼上抬。六层的楼没电梯，当初怎么设计的？首长住看他敢不敢没电梯！
“换个折叠的，卖了它！”
“凑合吧，懒得卖！”
“你这人，现在讲究更新嘛！”
“新的用两天还不是照样旧。”
八
这秘密是什么？是苦，还是乐？是悲，还是喜？
“怎么没见你去吃晚饭？”李索玲躺在床上，手不离书。
“我不饿。”方芳也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
“中午呢？也没见你去食堂。”
“不想吃。”
“怎么？病了？”李索玲放下了书。
她是有病，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在家父母待若掌上明珠。从小身体好、功课好，一帆风顺考上大学新闻系，对口分到报社又进了人人眼红的记者部，哪一次机遇也没错过。身心愉快，她得什么病？她不知世上的愁。
只是近一年来，她才知愁滋味。天大的愁，没写出篇大通讯。这一次，她磨拳擦掌，准备克服一切采写中的阻力，一举成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阻力竟来自自己的内心——怕深入那个家，怕看那流血的伤口，怕听那痛苦的呻吟。
“你会后悔的！”当初为什么不听李索玲的话！她有过家庭生活，她有过惨痛的经验，她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早就看清了：家庭的神秘是不能去探寻的，家庭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怪只怪自己，像个任性的小女孩，闯进别人的家，把别人的伤痛当财富，把别人的隐私当收获。
“啊！不要，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放弃这个采访对象！”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能深入采访？深入进去，揭开这不幸家庭的秘密；捅开这层薄纱掩盖下的家庭的疮疤，无情地解剖那丈夫，那妻子，把他们流泪的心、受苦的灵魂双手捧给读者，她必将赢得读者。她又何尝不是在为社会作一件好事？
然而，这又是多么残酷的采访啊！横得下心吗？下得了手吗？方芳左思右想，吃不下睡不着。
“你有心事。”李索玲不看书了。
“不，没有……”
“你瞒不过我。”
“我没有瞒你。”
“你又找了一次那个姓刘的。”
“嗯。”
李索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重又拿起书来。方芳一骨碌坐起来，问：
“上次你劝我别去，我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
“不想说。”
“如果你把我看成朋友，你应该说！”
“正因为我把你看成朋友，我才不说的。”
“为什么？你看，我又问为什么了。”
“这回我可以回答你，因为我不愿意影响你。”
“我还是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愿意受你的影响，因为你的阅历比我多，生活的经验比我多，我愿意！”
李索玲紧缩的脸上露出少有笑意。她说：
“方芳，你跟我不一样。你年轻，你努力，你有前程。就像那些稿子上写的，生活对你像一首诗。我是在生活中吃过亏的人，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灰色的。尽管我自己不这么看，可我还是注意，别影响你。”
“你应该再结婚。”
“我不会再结婚。”
“是不是因为你的婚姻很不幸？”
“无可奉告。”
“你应该申请调动工作，你有才气，有见解，长期放在校对科，不公平。”
“你错了，我爱校对。在我看来，每天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原稿，不是铅字，不是小样，不是大样，而是……”
“是什么？”
“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方芳睁大了眼睛，觉得无法理解。她当然不能理解。就连李索玲自己，也是在年复一年的校对生涯中，逐渐进入到这个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境界中来的。
当她每天夜晚坐到桌前，校阅那些原稿和小样，展开在她面前的是五光十色的人生，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崇高的和卑劣的，美好的和丑恶的，永无休止的纷争，不了了之的结局。甚至在那手稿和改稿的字里行间，她还看到了矫揉造作，强词夺理，丑媳妇装美人。她始而厌恶，继而麻木。她看得太多了，眼镜近视了，世界离远了。她好像站在高处，一览人生。
校对的职业，注定了她不能改造她看到的一切，只能修补她必须修补的小疵，随即把这一切送给明天。有益的，有害的，受欢迎的，不受欢迎的，她都不觉得是灰色的。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她不觉得校对工作低人一等，反倒认为高人一等。她看到的比人多，她悟到的比人深。她更不觉得长期夜间伏案有什么苦楚。正是这天赐的夜间孤独，可以任她把自己封闭，不需要费力地同人周旋。对工作、对生活她满意，无需多求，这是灰色吗？
当然，她不会同方芳讲这些。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她跟方芳说的话，比一年说的还多。
“我饿了。”方芳是该饿了。
“我这里有饼干。”李索玲抽屉里总有吃食。
方芳盘腿坐在小床上，捧着一塑料�